作者: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譯者: 何兆武

撰文：劉波

一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本月去世后，《金融時報》記者菲利普·斯蒂芬斯回憶起1989年與她的一段對話，那是在一個非采訪性質的酒會上，他問她，是否會屈從于財政部的壓力而加入歐洲匯率機制。聽到此言，撒切爾抓住他的領子說：“我是不會讓那些比利時人決定英鎊匯 率的。”（歐盟總部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撒切爾那段時間還常向德法領導人強調，英國主權的基礎是一千年的歷史。當然斯蒂芬斯不忘調侃地補充道，這里的“英 國”應該單指英格蘭?？紤]到蘇格蘭的存在以及它時下正“鬧獨立”的背景，這樣的補充是必要的。

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在政治家、媒體與學者共同構建的想象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地球村”，經濟共榮與科技進步將不斷彌合曾經的民族差異，但正如上述對話所表明的，即便是在融合程度達到人類史上最高水平的歐盟里，基于復雜歷史原因的民族隔閡與矛盾仍能不斷刺痛人們的神經。

確如撒切爾所言，英國民族國家的形 成早于多數歐陸國家。追根溯源，民族國家最初是學者與政治家的擬制，是“想象的共同體”，它并非毫無事實基礎，但卻是以闡釋的方式超越歷史事實，最終取得一種類似于信仰地位的存在，填補宗教退位之后的現代國家公民的信仰真空。它是主動的政治整合的產物，又反過來推動政治整合。

從1990年代 巴爾干半島的戰火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再到蘇格蘭獨立爭議，和平與非和平性質的民族主義問題，民族主義的幽靈沒有完全散去，而如果回顧20世紀 的歐洲史，拜希特勒這樣的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者之賜，德國的民族主義曾給人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曾經是那么的暴力和富于侵略性。無數歷史學家試圖解 釋這種極端種族主義的歷史與文化根源，在他們之中，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1862-1954）擁有得天獨厚的地位，因為他親身經歷了從德意志 統一到希特勒覆亡的全過程，而《德國的浩劫》一書，則是他在84歲高齡所寫的總結性的壓卷之作。

二

由于較近的歷史給人的印象 更為深刻，所以局外人往往形成一種錯覺，以為歷史上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向來都非常強烈，但事實上，德意志民族一度分崩離析，民族觀念極其淡漠，其民族主 義的緣起并非對外征服的需要，而是像近代中國一樣，也是源于自身的弱勢地位，以及戰場失敗帶來的屈辱。

在德國的中世紀時代，除了腓特烈一 世、條頓騎士團等勢力外，這個民族基本處于受四鄰欺壓的境地，在英國與法國公然與羅馬教廷對抗時，德國人曾對天主教士的橫征暴斂逆來順受，被嘲笑為“教皇 的奶牛”。反抗羅馬教廷是15世紀馬丁·路德發起宗教革命的原因之一。17世紀“三十年戰爭”期間德國人甚至淪為歐陸諸強交戰的犧牲品，有統計認為它喪失 了1/3的人口（另一說為高達3/5）。

1806年普魯士在耶拿戰役中被拿破侖擊敗，是德國民族主義大范圍爆發的導火索。1807年，柏林 大學哲學教授費希特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夏伊勒評論道，演講“深深激勵和鼓舞了一個陷于四分五裂的戰敗國家的人民，其響亮回聲即使到 了第三帝國時代仍舊隱約可聞”。

耶拿戰役也是邁內克所極為關注的，1814年拿破侖勢力衰落后德意志各邦國奮起進行的反抗戰爭，被他稱為德 國“解放戰爭”。邁內克絕不反對民族國家，而是對其抱著贊許的態度。他的首部重要理論性著作《世界公民國度和民族國家》便探討了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對立 統一。雖然并不完全認同“鐵血宰相”俾斯麥所代表的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但他強烈地贊同這位強人在1871年實現的德國統一。

他也主張德國 應該進行持續的民族國家構建。1914年一戰爆發前夕的社會狀況，在他看來代表著德國人團結所達到的頂點。然而還不到一年，團結又破裂了，德國人又走上不 同的道路。戰場的失利引發推翻帝制的革命，而從右翼陣營中又傳出視革命者為叛徒的“背后一刀”神話，這樣的社會分裂為希特勒的上臺培育了土壤。

邁 內克是希特勒主義的強烈批判者，但他對德國民族主義始終保持著熱情，這不僅是因為他自身的普魯士－德意志身份，也是植根于他對歐洲大歷史背景的體察。邁內 克認為19世紀的歐洲興起了兩大浪潮——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有歐洲國家都必須找到兩股浪潮交匯與激蕩下的自存之道。英國由機器而開始的經濟-技術范圍 內的革命，喚起了大工業、新的人民群眾和高度的資本主義，法國大革命動員了民眾，但不僅喚起了自由，還喚起了對權力和占有的渴望。從沉默中崛起的龐大民眾 對既存社會秩序和文化構成無比巨大的壓力，他們首先要求民主，繼而不可避免地為充分保障自身生活水平而要求社會主義，于是革命被設想為一種達到千年幸福王 國的手段。

但社會主義潮流最終并未發展為馬克思等人所宣揚的世界革命，因為同時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橫溢了它。民族主義浪潮與歐洲舊秩序不是 敵對的，而是能經常與之結盟，其主要支持者不是無產大眾，而是日益富裕起來的中等階級。兩股潮流交鋒的結果在一戰前夕變得顯明：共產黨人所預言的大爆發式 的最后革命并未到來，除了試圖以“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為理由發動俄國內部革命的列寧等左派之外，大多數勢力都以自身所屬的民族而非階層決定其效忠的對象。

邁 內克對德國的分析是，在那里，民族主義浪潮比社會主義浪潮來得早，大約早半個世紀，中產階級也比無產階級更早地強大起來，并達到高度的精神繁榮。從歌德的 時代到俾斯麥的時代，再到希特勒的時代，德國文化的大目標是權力與精神的綜合，國家建設與精神建設的綜合，既應對群眾的壓力、庸俗化和衰頹化的壓力，又保 衛住歌德時代的神圣遺產。但德國古典自由主義所試圖實現的這樣的綜合，后來遭到嚴重威脅乃至于破滅。納粹黨最終以這樣的方式來調和兩種浪潮：“通過一種極 權主義的、集中的、不受任何國會約束的對國家、民族和個人的控制而賦予這種融合以頑強性和堅固性。”其完成之日，便是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想世界陷入黑暗 之時，希特勒的毒氣室抹掉了德國文明的最后一絲殘余。

三

《德國的浩劫》寫于二戰戰火剛剛熄滅的1946年。邁內克絕不是納粹 主義的擁躉，但德國的失敗與被占領，也似乎為他所傾注心血的、自耶拿以來的德國一統并領導歐洲的夢想畫上了最終的句號。邁內克在當時還不能看到1992年 東、西德的統一，以及隨后德國在經濟上逐漸成為歐盟的領袖，綻放文化和“軟實力”方面的光輝。他所能預見的只是一段外國占領下的“屈辱”時光。

但作為歷史學家和親歷者，邁內克需要為希特勒主義的緣起做出總結，這是已經80多歲的他的使命與責任。他堅稱希特勒的崛起是一個偶然，而非德國政治與思想發 展歷程的必然。因為，沒有德國各階層對魏瑪共和國的不滿，沒有《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形勢，沒有1920年代后期開始的經濟危機與失業，希特勒這個心理病 態的人將在某個角落里默默終老，但后來的事實卻是，“脫節的時代在歷史舞臺上召喚出了脫節的性格，二者相互激發到了可怕的高度”。邁內克對希特勒上臺偶然 性的判斷，是本書最引人爭議的一個論點。

邁內克對希特勒崛起偶然性的總結，是基于他對當時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因果關系的認識（他與勃魯寧等 魏瑪共和國高層有過親身接觸和對話）。例如，他分析道，并沒有什么必然的力量要讓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興登堡的個人決定導致了可怕的后果，這是當時許 多德國人所未曾預見的?？梢宰鳛榕宰C的是，夏伊勒也觀察到，在1934年8月之前，德國的將軍們要推翻納粹黨政權原本易如反掌，但他們卻對希特勒發下了效 忠誓言并堅守自己的“榮譽“。換言之，在納粹主義成長為可怕的怪獸之前，德國人原本有很多消滅它于萌芽的機會。這些都是事實分析。

而另一方 面，承認德國人當時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希特勒上臺，否認他上臺的必然性，也有邁內克作為歷史學家的現實考慮，他必須顧及學術結論的社會影響。但也正因為這個 原因，邁內克被指責為對德國文化中的法西斯主義遺毒認識不夠。然而，事實上邁內克對極端民族主義崛起的深層次文化根源的分析是極其徹底的：他重述了瑞士歷 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對現代社會的“可怕的單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能引致極權主義的警告，他探討了技術 力量對心靈的侵蝕，彌漫到大眾之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和工具理性可能引發的民族狂熱，這些都最終使得奧地利學者格雷爾帕澤爾19世紀中葉發出的“人性－民族 性－獸性”的警告變成可怖的現實。

但作為一個繼承了德國史學傳統、傾向于把歷史流變與人類的更高目標聯系起來、強調歷史倫理屬性的學者，邁 內克不可能認定德國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罪孽、從而是需要根除的，他只能視納粹的罪惡為一種反常，一種變異和歧路。而且，對于那些主張“納粹浩劫是德國近代 歷史文化必然產物”的人，他的“辯解”并不是強詞奪理，而是基于對現實事件的合理詮釋。

在“第三帝國”的瘋狂所制造的德國的一片廢墟中，作 為知識分子，邁內克也必須撥開厚厚的劫灰，搜尋到一些可資后世作為建設基礎的磚瓦，憤怒和批判不能成為全部。在尋找這種基礎的時候，他繞過了年輕時代曾經 贊揚的俾斯麥，回歸了更早的歌德時代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德國古典文化的永恒價值，期望其東山再起。本書譯者在序言中寫道，這體現了邁內克的“溫柔敦厚之 旨”，會讓一般讀者多少覺得有些“不切實際”。但事實上這反映的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感，歷史不應是只描述惡因而令人絕望的學科，正如邁內克對歷史學使命 的描述：“通過將經驗轉化為理念，人類將自身從過去的負擔中解放出來，創造重塑嶄新生活的力量。”這樣的歷史學可望取代哲學而成為一種“普世的學科”。今 日德國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復興，也足以告慰邁內克等學者當年的一片苦心。

如本文開頭所述，世界大同的理想盡管美好，但民族主義仍將是長久的存在，雖然它的影響會不斷衰減。民族主義并不是《德國的浩劫》的唯一主題，但它從一個側面對所有現代民族主義可能走向的歧途發出了警報。邁內克寫道，有一 種屬于純粹內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種政治策略的民族性，無論那是防衛性的自保還是進攻性的擴張；一種民族性是真誠浪漫主義的，另一種民族性則只是浪漫主 義的斗爭武器，而武器成為目的本身就會導向希特勒主義。也許為了避免德國的歧途，人們應該構建的是一種內生的、文化上的、主體性的、持重穩健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