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陳杰人/文 據新華網消息，原鐵道部長劉志軍違紀違法案件，已于4月10日由北京市二分檢向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公訴機關指控，劉志軍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徇私舞弊，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依法應當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

從法律上講，雖然現在劉志軍已被起訴，但在法院判決生效前，我們還不能認為劉志軍是有罪之人。但綜合過去2年多以來的各種消息看，劉志軍的違法違紀，應是不爭之事實。

雖然，早在劉志軍在位之時，筆者就能專門撰文批評劉志軍，并列出了他應當引咎辭職的多個理由，但哪怕到現在他已成街鼠，我還是要承認，作為鐵道部長的劉志軍，曾經以其能力、魄力和眼光，為中國的鐵路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當然，這并不能成為他違法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減輕其法律責任的基礎。

從2011年初劉志軍落馬至今，輿論一直密切關注該案，甚至在各類媒體的演繹中，該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偟膩碚f，媒體對此案的關注重點，仍然集中于一些關鍵細節，比如劉如何與女商人丁書苗相識？劉的風流韻事，等等。及至今天，人們更多的還是關注劉志軍腐敗案的案情和未來的判決結果，而鮮有涉及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土壤，盛產了劉志軍這樣的奇葩？

之所以說劉志軍是“奇葩”，筆者基于三個方面的理由：首先，劉志軍盤踞龐大的鐵路王國多年，他在這塊土地上翻云覆雨，任爾東西南北風而巍然不動，儼然獨立國王，和其他眾多部長形成了鮮明對照；其次，盡管過去多年來民間輿論對劉志軍頗多批評，但以中央媒體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劉志軍頌歌一片，甚至對鐵路系統的批評都極少極少，以至于民間輿論和官方輿論在有關鐵路的問題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再次，劉志軍身為1949年以來眾多部長中“最丑的男人”，卻贏得了不少女人的“青睞”。

在我看來，“劉志軍奇葩”之所以在中國政壇盛開那么久，并非源于“種瓜得瓜”的自然規律，而是培育他的制度“土壤”有著鮮明的特色，正是這種“土壤”，盛產了并將繼續盛產各式各樣的官場奇葩。

由于缺乏最起碼的民主選舉，中國官場奉行裙帶理念，即每個官員要想獲得提拔，不需要對民眾負責，而只需要投靠一棵“大樹”，并在這棵大樹的蔭蔽下，和樹下眾多其他植物結成同盟，便能抵擋各種風雨。

劉志軍在任鐵道部長期間，曾經歷了幾件對一般官員而言足以形成毀滅性打擊的事件，但他歷經風雨而不倒。比如，他的親弟弟劉志祥在任武漢鐵路局長期間，因為受賄3000多萬元并指使他人殺死舉報者而落馬，在當時的司法標準下，這兩個罪狀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讓劉志祥被判死刑，但在劉志軍的斡旋下，劉志祥保住了命，作為對價，劉志軍大筆一揮，撥出了數十億資金，興建了規模龐大的武昌火車站。對此，很多人對劉志軍都有強烈批評，但他絲毫未受影響；又比如，劉志軍任期內，發生了幾起嚴重的鐵路事故，但面對民間輿論眾多的批評，劉志軍巍然不動；再比如，劉志軍的任期，正是高鐵建設的狂熱時期，對此，雖然坊間和學界有諸多質疑，有關腐敗問題的舉報亦源源不斷，但劉志軍仍然應對自如。

為什么劉志軍歷經這么多風雨而不倒？這里的最核心原因，在于劉志軍成功地打入了某位要人的核心圈子，并成為這位要人最忠實的馬仔。正是在要人的保護下，劉志軍可以為所欲為。

劉志軍在任部長期間，也是媒體對鐵路黑幕噤若寒蟬最嚴重的時期。不止一位中央媒體的記者曾親口告訴我，上峰明確指出，禁止刊發對鐵道部的批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火車票最難買但票務黑幕最深的那幾年，民間和學界呼吁實行火車票實名制，以打擊黃牛倒票，壓制內部倒票，但鐵道部一方面禁止全系統談論此事，另一方面讓所有中央媒體在此問題上閉嘴。即便網絡輿論對鐵道部和劉志軍的批評，也多被打壓。在劉志軍職業生涯的巔峰期，我曾發表一篇《劉志軍必須引咎辭職的五個理由》，雖然引起了較大反響，但發表后不久，就在主流門戶網站莫名其妙被刪除殆盡。

通過更多了解我發現，原來，一是劉志軍指使鐵道部有關官員，用票務、金錢等各種手段，拉攏、誘惑媒體和媒體負責人，成功地在中央媒體和鐵道部之間構建了基于票務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二是劉志軍通過某些部門的關系，對中央媒體作出了禁止批評鐵道部的硬性規定，同時嚴控網絡輿論對鐵道部的批評。正是這種人為的監督失范，讓劉志軍陷入了自我感覺極好的癲狂狀態，以至于走向不歸路。

從整個政治格局來看，鐵道部長其實并不是最有政治權勢的部長，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超級壟斷公司的董事長。但在這個超級公司內，劉志軍叱咤風云，缺乏任何起碼的監督。中國政治口頭宣揚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在鐵道部這里成了空話、大話、廢話。劉志軍在全系統有著高度的話語權，一個人說了算，一支筆簽了算。正是這種長期的一言堂，讓劉志軍“濫用職權”成了必然。

縱觀劉志軍式奇葩的存在和生長原因，還必須跳出中國官場這個微環境，從更宏觀的環境來分析。多年以來，由于缺乏信仰、道德失范，在官場腐敗的整個中國社會幾近潰敗，引發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變質。如同美女對劉志軍的攀附邏輯，商人、官場、媒體，都從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或主動或被動地對劉志軍趨炎附勢，正是這些人共同培植了劉志軍這朵奇葩。

經過兩年多的不公開調查，現在，劉志軍終于再次走入公眾的視線。筆者衷心地希望，有關人士不僅要關注劉志軍案本身的案情，更要深刻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曾參與培育劉志軍奇葩？而對有關決策者而言，劉志軍應該成為一個歷史標本，倘若不盡快改良土壤，更多的劉志軍式奇葩，恐怕正在繁殖、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