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財與兵

劉剛

革命革反了頭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正名，以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例如，以“革命”的名義，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但不可以貸款。

“打土豪，分田地”非舶來品，乃國貨，像打擺子一樣發作?？墒?，把“打土豪”當作“階級斗爭”，以“分田地”搞“土地革命”，則是中國傳統變成馬列主義，中國方式被蘇俄化以后。民元時，孫中山對這一套還不懂，他的做法，既有中國幫會一套，還有英美傳統一套。幫會一套，乃“反清復明”之續，用來“驅逐韃虜”尚可，用來搞民主就不行了。當時搞民主，得以英美方式?？蓪O用了英美那一套何以未能得到好報？那是因為他革命革反頭了，本來是為民主而革命，結果卻為革命而民主了。

英美立國，除了民主政治制度，還有資本主義基礎。民主革命，多半是有產階級的革命，跑到議院來開議會的人，只要會議作了決定，總還是能拿出錢來的，哪像民元時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都來找孫中山要錢？當孫說自己不名一文，只有革命精神時，他已自覺不自覺將革命逆轉。

何謂“逆轉”？本來，民主為目的，革命乃手段，革命之緣起，是為民主而革命?？筛镏镏?，命就轉了，轉向為革命而民主，手段與目的換位，本末倒置了。這世上，一個自稱“只有革命精神”的人，是最可怕的人。革命，非日常茶飯事，乃不得已而為之，不能拿革命當飯吃?？蓪O某此來，非以共和精神寧人息事，欲以民主為名，將革命進行到底。

果若此，他就應該在“不名一文”之后，再補充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此一句，底氣便足，就沖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生死路。你可以說民主是王道，王道行于中國，中國便是王土，而我就是民主。你敢這么說，中國人就服，不光中國人服，連老外都得服，老外已經習慣了跟中國的皇帝打交道，還不習慣跟中國的民主打交道，用他們的眼光來看中國民主，恰如邯鄲學步。

這時候，老師們想的，不是中國需不需要民主，而是那個民主不及格的學生怎么能在中國搞民主？與其跟夾生飯的民主打交道，還不如按照老方式，跟早已熟悉了的袁氏打交道。

各國公使團自然以老師自居，不斷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待這個號稱“共和”的新政權，巡視著尚在襁褓之中且嗷嗷待哺的臨時政府，若他們肯承認這嬰兒的國權，只要將海關“關余”那口奶轉移過來，共和國的嬰兒就能成長起來，可偏不。中國沒有民主的時候，他們對中國人說，民主有多么好，當民主真的在中國搞起來了，他們卻老是皺著眉頭，說中國民主搞不好，這也不好，那也不好。

而各國銀行團，那就更是嫌貧愛富了。它們本來是為了清末鐵路貸款設立的，先是英、法、德、美四國，后來，清室退位，改為善后貸款，日、俄又加入進來，變成六國，接著美國退出，又變成五國，對新政權的善后貸款，最終由五國銀行團承擔。美國何以退出？據說有兩點，或曰美國看出五國對中國都有政治企圖，或曰俄國進來后，拉攏德、法，在銀行團里搞了個小歐盟，排擠美國。美國聲稱道不同，所以退出。歐洲已經老了，老是鼓搗那地緣政治的江湖，而美國還年輕，它不愿意摻乎。

沒了美國，銀行團更加貪婪，各自打著瓜分中國的算盤，還你爭我奪，眼里只有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哪有半點兒民主意識？更何況歐美各國，都奉行三大主義，市場經濟奉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奉行民主主義，國際關系奉行民族主義。就中國問題而言，它們當然都希望中國被民主主義，這意味著天朝放下了意識形態的身段向西方看齊?？赡阋坏┍幻裰髁?，別以為就成了親兄弟，接踵而來的就是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如果這三大主義犯沖，它們首先放下的就是民主主義，而非國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問題上，各國就如此，若以民主優先，它們理應支持孫中山，如以資本為重，當然選擇袁世凱?？蛇@世上，有哪一個資本家會去支持一個自稱“不名一文”的江湖革命家，而放棄一個號稱王朝遺產合法繼承人呢？即以民主言之，這當然是一個前提，但袁氏并未公然反民主，且愿意被民主，這就夠了。至于民主思想方面，孫、袁之差別，不過五十步與百步，都很幼稚。但孫畢竟還有著民主的理想，還在做著民主的中國夢，并且充滿了共和國的青春氣息，可這一切，能給資本家的資本帶來利益嗎？所有的資本都要有回報，民主也有成本，一個天天鬧錢荒的政府，還有什么資格搞民主？

不名一文，只能鬧革命，硬著頭皮，鬧破了腦袋，怎么也鬧不出民主。孫以革命開國，且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結果呢？革得清室退位了，可并沒有革出民主，還要繼續革命。于是，有二次革命，革命的對象，從清王朝一變而為袁世凱。革命黨人在準備讓位的同時，沒有預備立憲，而是預備革命，其單邊對袁氏所做的頂層設計和采取的限制措施，預伏了二次革命的引線，只待時機點燃。

對此，孫竟然無自省，亦不自知，作為革命的發動機，其革命思想一刻也未停止，開國前，革命針對清室，開國以后，革命轉向袁氏，不僅為革命而民主，還以革命的名義去貸款。

救國跑錯了道

孫曾致函美國友人，聲稱：如得財力支持，絕對能控制局勢?？伤麖拿赖綒W，轉了這么一大圈，跨越兩個半球，繞地球一周，也未有財力支持。不是說“得道多助”嗎？為什么沒有一國助他呢？不知他這樣想過沒有，總之他就這樣回來了。

其時，革命軍尚與清軍對壘，各國號稱“中立”，使他空手而歸。如此說來，實乃托辭，究其緣由，為“利益”二字，說到底，還是站在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的立場上。在此立場上，孫某救國算是跑錯了地方。

這般疑問，在禮樂文明里，叫做勢利，在資本市場卻是資本的正義。被禮樂文明熏陶，人們會向“革命的精神”敬禮，但資本不會，只對利益敬禮，對于“不名一文”，不會懷有絲毫敬意，有的是唾棄。此于資本文明，當為常識，孫應懂的。

可孫無分文，還要去貸款，難道他真的把銀行當成了慈善機關？即便就是慈善機關，恐怕也輪不到革命來吃救濟的份兒吧？不過，有時候，事情就這么難堪，革命進了鬼門關。一群自詡救國的好漢，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最需要被救濟的人。這是怎么了？

沒怎么。最好別拿什么“人心不古，英雄末路”來解說，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情，通常那些“以天下為己任”者，其實都是些喜歡對抽象的天下負責，而對具體的個人包括己和人都不怎么負責任的人。

總之，還是救國容易自救難。自救只能自己救自己，他只能是他自己的先知。而救國則不同，救國可以裝，可以當作口號喊，還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發動群眾，被群眾擁護登上權力的神壇，他必須是民族的先知，是天下的先知。在中國傳統里，“我是我的先知”這一先驗的頻道從未被開啟，卻在與天命往還的天下興亡的先知之路上尋尋覓覓，尚未“認識自己”，就以天下為己任了。

近代以來，民主在中國剛興起，尚屬稀奇，故孫在中國，堪稱民主的先知。這一回，民主終于開國了，孫卻沒有趕緊回國，而是跑到歐洲去，歐洲是民主發源地，誰還把他當回事？他去干嗎？他說，他去救國。救國，為什么不趕快回中國，還去歐洲干什么？他說，救國需要錢，要去找錢。要多少錢？返程中，他對鄧澤如說：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裕如。居然要這么多錢！看來，他此次回國，不是回來過渡當個臨時大總統的，而是準備著將革命進行到底，要當正式大總統。他回來的使命，還不是與袁氏既定方針的南北和談，而是要繼續革命。如欲和談，理應盡快回國，無須往歐洲跑，因為和談，本來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錢；若為革命，貸款就是必須的?；厣虾r，孫曾對日本友人說：幫助搞點錢吧！越多越好，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

孫在海外，和談已然開局，歸國后，其歷史的使命，本就是成就這個和局，以和談開出共和國。然其勝負心尚在，革命思想尤然，雖入和談之局，但仍積極備戰，總想放出勝負手。

故其欲以戰爭求統一，而曰和議難恃，戰端將開，勝負之機，就在于借款，若今后兩個月內，能夠借到二千萬日元，他就能直搗北京，把握戰爭勝負的關鍵?？尚Φ氖?，一個自稱“不名一文”的人，竟然如此這般的掉進了錢眼，連民心都不提了，只提錢，對于民心向背，故意視而不見。

他的算盤是，一面與袁氏議和，一面籌措軍餉，一旦借款到位，即“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繼續排袁”，“消除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一個連和談都無誠意的人，怎能指望他“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孫某救國跑錯了道，又跑到王權主義的老道上了。要是打打殺殺就能定天下，袁氏早就長驅直下了，其所以按兵不動，是因為他還在祈望民心所向，民心厭戰，他就和談，民心要統一，他就搞共和。共和國的本質是共和，以共和統一中國，不是打天下，不能以打打殺殺來統一中國。

然，孫求統一的實際情形，如其《復章太炎函》所言：“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復無益。年內無巨宗之收入，將且立踣。”有了“巨宗”又如何？跑錯了道依然“立踣”。

資本投了選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跑錯了道呢？那就愛莫能助。民主是好東西，當以共和得之，統一也是好東西，也當以共和得之。若非以共和得之，好東西也會變壞。例如，革命革出來的民主，會變成專政；打出來的統一，會變成大一統。

同樣是為了民國貸款，貸款的名目不同，用途不同，結果也就不一樣。通常，各國銀行，都愿意為新政權貸款，貸款的條件，除了基本的抵押物以外，貸款的名目及用途也很重要。孫對此，似乎從無反省，貸款失敗，一而再，他都沒想到過貸款名分和資本正義。貸款，若以革命名義，用于北伐戰爭，那就名不正，言不順，款自然也就貸不成。資本趨于和平，遠離革命，在流通中，呈現出契約精神與共和屬性，袁氏為和談貸款，為共和善后，故資本選擇了袁氏。

須知資本的第一要義，并非逐利，而是安全，尤其銀行資本，更是安全第一，此為其正義之根本。孫本人，還有他的臨時政府，就沒給資本以安全感，而資本選擇袁氏，即選擇了安全。

袁氏在金融上已然先勝，可孫也應了“越窮越革命”的老話，反正窮命無人革，革命都是革別人的命，他也就順著革命的邏輯往前推進了，但他畢竟還有民主思想，還懂得革命的分寸。所以，他一面聲稱“中央財政匱乏已極”，還一邊下令“目下籌集軍費，最為第一要著”，結果是，頭一天，他還在跟日本人談貸款，還在說只要貸款到位，他立馬停止和談，準備北伐?？傻诙?，一宣布清室退位，他緊跟著，就在次日，提出辭職咨文，并向臨時參議院推薦了袁氏。

這是孫最可愛的一面，不管自己原來怎么想，只要達成協議，他就立即執行，不管自己主觀愿望如何，只要成為客觀事實，他就接受。當然，他還有不怎么可愛的另一面，那就是，他還要附設種種條件，乃至于設置一道又一道門檻，而這一切，他本應征得袁氏的同意，或作為對袁氏的建議。

本來，古有明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當總統時，認為總統制比內閣制好?？稍弦斂偨y了，他就把政體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了，把政體當作權術來用，此舉，成為一個惡劣的先例。也許，那時袁氏便在心里想，你現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政體——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以后我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國體——將共和制改為君主制，此二者雖有不同，但方式何其相似！

孫以最好的一面，一度感發袁氏良知，二人攜手，共襄中華民國之舉，以“光榮革命”的方式，回應了“我民族三千年來之巨變”。正如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所言：在最古老的君主專制國家建立共和整體，這是難以想象的，但它出現了。這就要求黃種人要像白種人一樣思考，而這從未有過，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過。

這意味著，中國要與廣闊的世界展開自由的交流，而他們四百年來一直頑固地拒絕邁出這一步。這意味著，世界上最驕傲、最獨立的民族現在必須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和他們交流。這意味著，綿延四千年的歷史和驕傲將隨風而去，他們需要謙卑地開啟一段嶄新的歷史。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將不再只有一個皇帝，四億人每個人都是皇帝，四億人將擔負起個人和民族的責任，他們將進入世界的舞臺并對世界產生影響，當然其中不乏榮譽，但也有恥辱！他們要擁有對事情對錯與否的發言權，他們要放棄父親、自身和兒子這個根深蒂固的三位一體概念，轉而在有限的時間里展現嶄新的自我。這位傳教士，從民主的中國，居然看到了全人類的希望，他如此贊美中國，雖令我輩有愧，但我們不該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