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民主并不需要絕對的公平，但是需要人們在日常生活能享有公平。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來自不同背景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有接觸、交流的機會，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學習如何協調并容忍相互之間的差異，并且關注“共同的善”
by姜靈
1998年11月，在牛津大學布拉斯諾茲學院舉行的“坦納人類價值講座”中，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向聽眾拋出一個疑問：“是否有金錢無法購買的東西？”
彼時，美國各個領域正在經歷市場進程，并為社會積累起巨大財富。私人（私營）監獄的興起，政府和大學的商業化，一切都在展示著“市場化”這一重要且強大的社會政治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改變。市場以及以市場為導向的思維方式已逐漸延伸至從未觸及的社會生活領域。于是，對上述問題，桑德爾作答說：“很遺憾，金錢所不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并進一步指出，“總的來說這種市場化發展趨勢并非有益，必須加以遏制”。
在十幾年后的今天，美國儼然是一個高度商業化、市場化的社會，桑德爾所提及的市場化趨勢不僅沒有減退，反有愈演愈烈之勢。越來越多國家卷入市場的浪潮之中。
桑德爾在新書《金錢無用之地：市場的道德限度》(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不禁再次警惕世人：“雖然人們理所當然認為市場規范并不適用于諸如家庭生活、友誼、健康、教育、自然、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但事實是，市場早已侵入這些社會領域……我們已經從市場化經濟進入市場化社會。”
花錢買排隊優先權，教科書上印上商業贊助標識，學校用金錢鼓勵學生取得好成績，藥廠利用金錢促成人體試驗，器官買賣，用買血取代捐血……桑德爾列舉的生動案例旨在引起我們對市場的重新思考：一切是否都能用金錢來衡量？市場的道德界限在何處？
桑德爾并不否認市場作為組織生產、制造繁榮的工具這一重要作用，但他明確指出，市場并非生活全部。正義、公正、平等、社區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責任感等等，這些我們歷來所珍視的“非市場價值”正在被“市場價值”逐漸排擠替代。曾被我們認為神圣不可侵犯、金錢無法購買的東西，正遭受市場的侵蝕，甚至連人的“生”與“死”也無法逃脫厄運。
正如書中舉例道，美國大學的布告欄中常貼有招引人們捐獻精子卵子的小廣告，并對那些GPA成績高，或是猶太后裔的捐獻者們予以更高酬金；一些精子銀行會在假期進行優惠打折活動以吸引顧客，促進銷售量。“生命之源”被肆無忌憚地進行兜售。而美國的一些壽險保單貼現公司每年能從垂死者那里獲取穩定收益；高盛及其他機構甚至發行“死亡債券”，將“壽命”視為投資產品，以壽險債券的形式，轉“保障”為“投機”。
面對這樣的社會，桑德爾認為，其市場化體現在兩方面：“非價值判斷”和“效率”。比如，每當涉及對公共設施服務（如圖書館、公共電臺）進行的資助問題時，“無判斷主義”(nonjudgmentalism)勢必抬頭——人們對于“價值”的判斷意見不一，無人能以權威姿態指出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究竟指的什么。由于缺乏一個權威基礎，政府無法向人們開征稅收，并將資金投入這些公共服務當中。于是，所有物品/服務都被置于自由競爭環境，服從于市場規則之下：如果這些公共服務提供者，通過向消費者提供圖書館服務和廣播節目，并從中獲得盈利，就說明這些服務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反之，這些所謂公共服務提供者，只是簡單說教而已，假裝他們比大眾本身還了解什么是對他們有益的。正是這種對具有公共屬性的服務或物品的價值的“無判斷”，破壞了它們原有的“公眾利益”本質，為它們貼上價格標簽。非市場價值逐漸被市場價值排擠在外。
而有關效率的問題，則更為我們所熟悉。將市場規律奉作信條的人們認為，市場機制的分配最有效率，充分競爭的市場可以導致生產效率最優、社會福利最大。但桑德爾在書中列舉以色列一所學校作為事例反駁：該學校常發生家長沒有按時接送子女的情況，老師不得不延時加班，因此學校對這些家長實行罰款措施。按照市場規律，由于代價上升，家長遲到的情況應該有所減少。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罰款之后，家長遲到的情況更加嚴重。原本家長因為遲到所產生的不安和內疚，現在因為罰款，變成理所應當。學校反而成為服務方，必須為遲到的家長們延長照顧孩子的時間。這說明，當“罰款”將一種原本屬于社會性的相互協作變成一種商業交易時，試圖通過增加“機會成本”來阻止某一行為的發生就會失效。
令桑德爾憂心忡忡的，首先是市場的破壞性，即其所引起的墮落和腐敗。他認為，市場進程大大扭曲了社會行為規范，甚至有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解釋說，金錢將改變某一種社會關系的本質。其中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友誼”：人們可能會將醫生、出租車司機等提供的友好、親切的服務視為一種類似友誼的關系。然而，這種關系與“友誼”截然不同。金錢已經將此類關系的價值轉換為“交易”性質。那么，長此以往，“友誼”是否最終將蕩然無存？因為我們知道，友誼存在的基礎，正由于它們的不可以被買賣性。于是，桑德爾告誡我們，“不要將人性（包括仁慈、博愛的感情）僅僅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其次是市場的不道德性。桑德爾認為，即使是市場，也有其所應該遵守的道德。比如，一方擁有錢，而另一方有一顆機能正常的腎。雙方都希望獲得對方所擁有的東西。于是通過有“效率”的市場化交易，各取所需。雖然這種交易貌似基于雙方自愿，是互利平等的，且能同時滿足對方需求，但其實雙方處于不公平的地位和背景：賣掉自己腎的人，并非出于真正自愿，他其實是“被迫”。這種被迫緣于自身處境的經濟需要——金錢。這里所潛藏的論點，并非針對交易的自愿性，而是其公平性——為什么只有一些人不得不售賣自己的器官或者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換取金錢，而其他的人卻并不需要如此？
談及這里，當我們試圖回答桑德爾所提出的問題時，就必須對事物的意義、目的以及其價值進行一番深思熟慮。“這樣的思考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對‘美好生活’所持的不同觀點以及由此引發的爭執。這常常是我們所懼怕涉及的。正是因為對分歧的恐懼，我們猶豫不決，遲遲不愿將所秉承的道德及精神準則公之于眾”，桑德爾強調說“然而回避這些問題，只會變成市場替我們做主，商業最終將破壞大眾利益”。
桑德爾指出，民主并不需要絕對的公平，但是需要人們在日常生活能享有公平。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來自不同背景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有接觸、交流的機會，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學習如何協調并容忍相互之間的差異，并且關注“共同的善”。
歸根結底，對“市場”的疑問，是對我們所希望生活在何種世界的設問。雖然桑德爾最終并未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法，告知我們如何使以價格為導向的市場交易行為更為正當有效，我們眼前的世界卻更加清晰：以道德為鑒，為市場劃定其應有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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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保單貼現 (viatical settle-ment)或生命安置 (life settle-ment)
在英美等地已有數十年歷史，原意是容許一些買了壽險，但不欲繼續投保，或需套現應急的人，將其保單轉售予第三者，由買家繼續供款至投保人身亡，領取保險金?，F在，銀行以折讓價向垂死者大批買入壽保，而保單價錢則視乎投保人的年歲而定，年歲愈大，出售的價錢就愈高。而銀行收購價，比投保人提前向保險公司套現所得更多。之后，銀行會將保單捆綁包裝成債券，即“死亡債券”，賣給其他投資者。當中牽涉的不同病患及預期死亡年齡，就是厘定此債劵投資級別的因素。最后，當投保人去世，投資者便會獲得賠償。換而言之，投保人愈早逝，投資者所得的回報理應愈高。相對來說，投資者要冒的風險，就是投保人比預期中長壽，最終得不償失。
by姜靈
副標題: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作者: Michael J. Sandel
出版社: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年: 2012-4-24
1998年11月，在牛津大學布拉斯諾茲學院舉行的“坦納人類價值講座”中，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向聽眾拋出一個疑問：“是否有金錢無法購買的東西？”
彼時，美國各個領域正在經歷市場進程，并為社會積累起巨大財富。私人（私營）監獄的興起，政府和大學的商業化，一切都在展示著“市場化”這一重要且強大的社會政治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改變。市場以及以市場為導向的思維方式已逐漸延伸至從未觸及的社會生活領域。于是，對上述問題，桑德爾作答說：“很遺憾，金錢所不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并進一步指出，“總的來說這種市場化發展趨勢并非有益，必須加以遏制”。
在十幾年后的今天，美國儼然是一個高度商業化、市場化的社會，桑德爾所提及的市場化趨勢不僅沒有減退，反有愈演愈烈之勢。越來越多國家卷入市場的浪潮之中。
桑德爾在新書《金錢無用之地：市場的道德限度》(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不禁再次警惕世人：“雖然人們理所當然認為市場規范并不適用于諸如家庭生活、友誼、健康、教育、自然、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但事實是，市場早已侵入這些社會領域……我們已經從市場化經濟進入市場化社會。”
花錢買排隊優先權，教科書上印上商業贊助標識，學校用金錢鼓勵學生取得好成績，藥廠利用金錢促成人體試驗，器官買賣，用買血取代捐血……桑德爾列舉的生動案例旨在引起我們對市場的重新思考：一切是否都能用金錢來衡量？市場的道德界限在何處？
桑德爾并不否認市場作為組織生產、制造繁榮的工具這一重要作用，但他明確指出，市場并非生活全部。正義、公正、平等、社區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責任感等等，這些我們歷來所珍視的“非市場價值”正在被“市場價值”逐漸排擠替代。曾被我們認為神圣不可侵犯、金錢無法購買的東西，正遭受市場的侵蝕，甚至連人的“生”與“死”也無法逃脫厄運。
正如書中舉例道，美國大學的布告欄中常貼有招引人們捐獻精子卵子的小廣告，并對那些GPA成績高，或是猶太后裔的捐獻者們予以更高酬金；一些精子銀行會在假期進行優惠打折活動以吸引顧客，促進銷售量。“生命之源”被肆無忌憚地進行兜售。而美國的一些壽險保單貼現公司每年能從垂死者那里獲取穩定收益；高盛及其他機構甚至發行“死亡債券”，將“壽命”視為投資產品，以壽險債券的形式，轉“保障”為“投機”。
面對這樣的社會，桑德爾認為，其市場化體現在兩方面：“非價值判斷”和“效率”。比如，每當涉及對公共設施服務（如圖書館、公共電臺）進行的資助問題時，“無判斷主義”(nonjudgmentalism)勢必抬頭——人們對于“價值”的判斷意見不一，無人能以權威姿態指出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究竟指的什么。由于缺乏一個權威基礎，政府無法向人們開征稅收，并將資金投入這些公共服務當中。于是，所有物品/服務都被置于自由競爭環境，服從于市場規則之下：如果這些公共服務提供者，通過向消費者提供圖書館服務和廣播節目，并從中獲得盈利，就說明這些服務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反之，這些所謂公共服務提供者，只是簡單說教而已，假裝他們比大眾本身還了解什么是對他們有益的。正是這種對具有公共屬性的服務或物品的價值的“無判斷”，破壞了它們原有的“公眾利益”本質，為它們貼上價格標簽。非市場價值逐漸被市場價值排擠在外。
而有關效率的問題，則更為我們所熟悉。將市場規律奉作信條的人們認為，市場機制的分配最有效率，充分競爭的市場可以導致生產效率最優、社會福利最大。但桑德爾在書中列舉以色列一所學校作為事例反駁：該學校常發生家長沒有按時接送子女的情況，老師不得不延時加班，因此學校對這些家長實行罰款措施。按照市場規律，由于代價上升，家長遲到的情況應該有所減少。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罰款之后，家長遲到的情況更加嚴重。原本家長因為遲到所產生的不安和內疚，現在因為罰款，變成理所應當。學校反而成為服務方，必須為遲到的家長們延長照顧孩子的時間。這說明，當“罰款”將一種原本屬于社會性的相互協作變成一種商業交易時，試圖通過增加“機會成本”來阻止某一行為的發生就會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