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達
一
1996年由耿云志和歐陽哲生主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的《胡適書信集》中，只收錄了兩封與沈從文的信，而且是兩封無關緊要的信。其實，胡適與沈從文之間有一封頗為重要的信，卻是收在了《從文家書》里，現摘錄如下：
“從文兄:
張女士前天來過了。她說的話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對她說的話，也沒有什么勉強她的意思。
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
我那天說過，‘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你千萬要掙扎，不要讓一個小女子夸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
我看你給她的信中有‘把我當成‘他們’一群’的話。此話使我感慨。那天我勸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說，‘若對個個人都這樣辦，我一天還有功夫讀書嗎?’我聽了憂然。
此人年太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她表示愛情的人都看作‘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過是‘個個人’之一個而已。
暑期校事，你已允許凌先生，不要使他太為難，最好能把這六星期教完了。
有別的機會時，我當代為留意。
給她的信，我不知她的住址，故仍還你。
你若知道她的住址，請告我，我也許寫一封信給她。
有什么困苦，請告我。新月款我當代轉知。
適之
十九，七，十夜”
二
1929年9月，由徐志摩介紹，經胡適同意，僅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受聘為中國公學的講師，主講大學部一年級現代文學選修課，期間他認識了名門閨秀張兆和，開始了他那段頗為有名的馬拉松式的戀愛。然而，1930年夏沈從文決定要離開上海前往青島，臨走之前他希望能從張兆和那里得到一個回復，沈從文的急切心情，我現在沒有找到文獻予以直接的證明，摘錄一段張兆和1930年7月8日日記中的一段，來當佐證：
“他（指沈從文，筆者注）還說了些恐嚇的話，他對蓮（張兆和的朋友，筆者注）說，如果得到使他失敗的消息，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這是一條積極的路，但多半是不走這條的，另一條有兩條分支，一是自殺，一是他說的含含糊糊，‘我不是說恐嚇話……我總是的，總會出一口氣的！’出什么氣呢？要鬧得我和他同歸于盡嗎？那簡直是小孩子的氣量了！”
張兆和在之后的7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十一日
接到S.（即沈從文，筆者注）（是得到我給王的信而還未見到我的信時寫的）。字有平時的九倍大！例外的稱呼我‘兆和小姐’”
之后附有沈從文信的原文，現摘錄最后兩句。
“……因愛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這些上面學點經驗，我或者能在將來做一個比較強硬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見的背后，你的頑固即是你的幸福。”
沈當時的火熱與急切在這些文字中顯露無疑，可是這樣無疑給張兆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這也給張兆和帶來了一些憂慮與擔心，她決心去尋求胡適的幫助，于是，就有了文學史上那段頗為有名的談話，現摘錄一下張兆和當年的日記（1930年7月8日），還原一下這段被無數煽情作品戲說的談話。
“八號
……
……
江北女工上樓去不一會，胡先生下來了。他開始便說對不起，先前我剛走，他的客人們也就走了，害得我跑路，隨后問我的姊姊，暑假學校等事，他假裝以為我是問暑期學校事來，問我進不進暑校。及至后來才問:‘密斯張有什么話同我商量，請盡管說吧。’他說時由較遠的一張長沙發椅，移坐到我對面的沙發上來了。我毅然(但終不免帶幾分羞澀)的說:‘我本不該來麻煩胡先生，不過到了無法可辦時，而且沈先生也告訴過你，所以我敢于來請教先生。’于是我說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報告點給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態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愛他。這下子他不再叨叨了，他確乎像是在替我想辦法，他問我能否做沈一個朋友，我說這本來沒甚關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會一直誤解下去的，誤解不打緊，糾紛卻不會完結了。這里，他又為沈吹了一氣，說是社會上有了這樣的天才，人人應該幫助他，使他有發展的機會!他說:‘他崇拜密斯張倒是真崇拜到極點。’談話中這句話他說了許多次?？墒俏艺f這樣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應付，簡直沒有讀書的機會了。于是他再沉默著。他說:‘你寫信要他現在不要和你通信，或不要寫那樣感情的信。最好是自己寫封信給他，再把態度表明一下。’我說怕他接信后會發生影響·，‘不會吧，’他也不敢斷定，‘不過你得寫得婉轉些。’我說我沒有還信的錯誤。他說:‘你很可以對他說信是留著的了，你就明白的說，做一個紀念，一個經驗。’他說他也愿意為我寫信去勸勸他。臨行時，他說:‘你們把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興，我總以為這是神圣的事，請放心，我絕不亂說的!’神圣?放心?亂說?我沒有覺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學者談了一席話，就出來了!”
此次談話之后，胡適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里表達了胡適對沈從文的關心與勸告，這就是上面摘錄的那封信。
適之先生也許會以為他把所有的冰冷的事實都抖出來，可以冷卻沈從文那顆火熱的心，可是事實上，沈從文認為“胡（指胡適，筆者注）的話不能存在”，真正讓他決心離開的是兩個人物的作用，第一個就是當初介紹他入中國公學的徐志摩，另一個人物就是張兆和了，她倒是聽了胡適的勸告，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具體內容如何，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從沈從文回信的內容來看，不外乎是告訴沈，她壓根兒就不喜歡他，甚至我們可以猜測，張兆和在信中告訴沈從文不要再來打擾她。為什么這樣講，請看一下，下面張兆和在1930年7月15日的日記。
“ 十五日
……
……
他說他接到我的信，很懂我的意思，此后再不來為難我了;以前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個年齡同我相仿的妹妹，他妹妹不歡喜同人家談這些事，他知道我也是一樣的不歡喜。但是，他說男子愛而變成糊涂東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變聰敏一點，除了那愛是不誠實。他說這事他已給三個人知道了，這三個人便是王華蓮，胡適之，徐志摩。胡用科學的言語叫他等待，王叫他安心教書，而徐只勸他:‘這事不能得到結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惱時，走了也好。’他覺得胡的話不能存在，他信了徐的而否認了王的。他決定不教書了，走了既可以使他無機會做那自譴深責的孩氣行為，又可以使我讀書安靜一點。他說他到另外生活上去，當努力做個人，把一切弄好一點，單只是為了想到留一點機會使我愛他，他總是要好好的在做人的。他說我將來明白了愛，知道愛人時仍不愛他，這是他預料中事。因為他說他所愛的太完全太理想化，而自己卻又照例的極看不出自己的好處。”
沈從文這封回信寫的是相當之長的，足足寫了六頁紙，我們可以猜測，沈從文極有可能是真的下定決心，再也不去打擾張兆和了，然后以一種訣別的心態與口吻寫出了這樣一封長信，此刻沈從文的心中對張兆和真的已不再抱有希望，即使是懷有希望，那也只是一種始自于絕望的希望。然而，或許沈從文自己也沒有料到，恰恰是這封信真正地打動了一再拒斥他的張兆和，張兆和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
“十四號
……
……
我滿想寫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憂傷，告訴他我雖不能愛他，但他這不顧一切的愛，卻深深地感動了我，在我離開這世界以前，在我心靈有一天知覺的時候，我總會記著，記著這世上有一個人，他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為了我，舍棄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傷心中刻苦自己。頑固的我說不愛他便不愛他了，但他究竟是個好心腸人，我是永遠為他祝福著的。”
在15日的日記中寫道：
“
……
……
自己到如此地步，還處處為人著想，我雖不覺得他可愛，但這一片心腸總是可憐可敬的了
……
……
讀了這幾節，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種悲涼意味。她驚異到自己有如許的魔力，影響一個男子到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點滿足的快意，但同時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無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軟弱了!她現在也難過得要哭。”
在沈從文苦追張兆和三年零九個月后，張兆和才完全地接受他，而真正地被沈從文的真誠與善良感動則是在沈從文寫第一封信后的第七個月，1930年7月。
之后的故事就是所有的人都知曉的，1932年7月，沈從文到張家求親，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舉行了婚禮。
如果故事到此結束，那么一切都只是一個青春的浪漫故事，這個故事會被鍍上一種唯美的詩意的光暈，然而，生活在繼續，故事自然也在繼續。
1934年左右沈從文結識了女詩人高青子，昔年的癡心漢有了婚外情，但是沈從文是一個真誠的人，他把自己對高的愛慕與關心寫在了1936年給張兆和的信中，張兆和醋意大發，沈從文不能想象他的這種感覺同他對自己妻子的愛有什么沖突。的確，就是這樣，他當年那樣真誠地對張兆和坦承著自己對她的愛，現在他又同樣坦誠地表達著他對另一個女人的愛，這場婚外情自然沒有熬得過悠悠歲月的消磨，沒有比得過家人之愛的深沉綿長，高青子只是投入沈從文心湖的一粒石子，一陣漣漪之后，平靜依舊，他自始至終，都在摯愛著張兆和，盡管其中會有些家庭瑣碎，有些雞毛蒜皮的煩心之事，但他的愛始終如一。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在其口述的散文集《張家舊事》中收有這樣一篇文章《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這是初稿成于沈從文逝世前二十四小時的一篇文章，現將該文最后一段摘錄如下。
“ 有一次，我進城到東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個人生活，怪可憐的。屋里亂得嚇人，簡直無處下腳。書和衣服雜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處灰蒙蒙的。我問他:‘沈二哥，為什么這樣亂?’他說:‘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東西。’可他雙手插在口袋里，并沒有動手理東西，他站在床邊，我也找不到一張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邊。我說:‘下放!?我能幫忙?’沈二哥搖搖頭。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并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張兆和的四妹張充和在沈從文死后題寫他的碑文：“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這來評價沈從文的一生是極為精當的，但是沈從文對于張兆和的愛不僅僅是一種童真的單純的愛，而且是一種充滿了理智與意志的愛。后來，沈從文在回憶他最終向張兆和求愛成功時不無得意地說：“關于這件事（即1932年他向張兆和求愛成功，筆者注），我卻認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如果，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愛只是一種“孩子氣”的純真，那么這樣的愛不免單薄些，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愛里注滿了他從湘西荒原帶來的那種強勁、雄健、深沉、執著的原始生命活力，沈從文的“頑固”浸透了他對愛情理想的執著堅守，這使的這份愛豐富了許多，也使得這份愛有了一種質的升華，恐怕這一切，是適之先生難以想象的。
在有一點上，適之先生的確沒有看走眼，就是張兆和不能理解沈從文，不能理解沈從文對她的愛，《從文家書》的后記中，張兆和這樣寫道：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對人無機心，愛祖國，愛人民，助人為樂，為而不有，質實素樸，對萬匯百物充滿感情。”
對于沈從文來說，最重要的或許不是張兆和能夠真正地理解她，最重要的是他愛她，而且她能夠接受他。在這個世界讓一個人去完全地理解另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人永遠都是一個孤獨的存在，這些道理沈從文不是不明白的。至于他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們所有的評論都只是一種猜測。
三
你去胡適遺留的日記與通信中去尋找他當年的情史是頗要費些周折的，因為適之先生留下的書信與日記中對他的這些情史是基本是不留痕跡的，這倒是難為了后來的學者，余英時先生讀完了400多萬字的胡適日記，撥開了層層的障眼法，才在一個隱秘的角落發現了胡適一個秘密的女朋友，胡適與韋蓮司、陳衡哲、曹誠英、徐芳、羅維茲之間的糾葛，基本已經被人連考證加戲說的差不多了，但是其中也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胡適是一個處理多角關系的高手，他能夠在這么多復雜的關系中進退自如，除了一些客觀原因之外，比如無論是韋蓮司、陳衡哲，還是曹誠英、徐芳、羅維茲，胡適基本上都是在半推半就中開始的，至少他不是那個最早開始主動的一方。最重要的原因是適之先生的愛情婚姻觀念，這也就不得不提到在開始時摘錄的那一封信，“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這樣的話胡適不僅對沈從文這樣說，對在1929年8月8日，他給他的學生劉公任的信中也提到這一點。蔣介石在其死后稱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是極為精確的，胡適對所有與他有過瓜葛的女子的愛都是極為內斂的，他是從容而進，從容而出的，他最吝惜的應該是他謙謙君子的清譽，盡管他的詩歌里充滿了他對愛情的向往與迷戀，可是他又總是去弄一個沒理由的小序來放煙霧彈，掩蓋詩歌本身的意圖。
胡適是一個人緣極好的一個人，胡適一生有無數的好友，以至于黃克武先生在總結其交際為人時用了“四多”來概括，“客人太多，演講太多，宴會太多，興趣太多”，他對于后輩的提攜也是盡心盡力，“我的朋友胡適之”，在民國的文人中很難想出還有哪一個文人會有如此的場面。然而，他對于那些癡于他的女人，未免有些薄情。
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是1916年8月23日胡適寫給韋蓮司的詩，那年胡適25歲，韋蓮司31歲。1959年是胡適70歲虛歲生日，韋蓮司想送給胡適的一件禮物就是利用自己的積蓄設立一項基金以資助胡適作品的出版。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心臟病逝世，兩只黃蝴蝶，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1971年2月21日，86歲的韋蓮司在西印度群島的一次事故中喪生，她為了胡適一生未嫁。剩在人間的這一個黃蝴蝶也終于飛向天國，不在人間孤單，去填補那早先飛走的那一只蝴蝶孤單的世界。
秘魔崖月夜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凄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的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這是1923年12月22日胡適寫給曹誠英的詩。曹誠英20歲離婚之后，終生未嫁，幾度想要出家。1973年1月18日，曹誠英去世，葬在安徽省績溪縣旺川公路旁，此時海峽隔絕，她不知道胡適早已先行去世，她在死后仍想守在胡適回家的必經之路上，等待心愛的人歸來。
水調歌頭
執手真難放，
一別又經年，
歸來三萬里外，
相見大江邊。
更與同車北去，
行遍兩千里路，
細細話從前。
此樂大難得，
高興遂忘眠。
家國事、
《羅馬史》，
不須言。
眼中人物，
算來值得幾文錢。
應念赫貞江上，
有個同心朋友，
相望商依然。
夜半罷清話，
月圓正中天。
經陳漱渝先生考證這首詞是胡適寫給陳衡哲的詞，陳衡哲的英文名字素斐后來成了胡適女兒的名字，而這個女人也為了胡適經歷了“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大地震”，遭受了一個東方女性難以忍受的不幸，名譽與精神的危機。
車中望富士山
霧鬢云裾絕代姿，
也能妖艷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開是是幾時，
待到云開是是幾時！
這是1936年7月16日，胡適寫給徐芳的詩。胡適曾向徐芳承諾，他不再愛任何人，然而事實上他在與徐芳通信的同時又愛上了美國人羅維茲。
……
……
四
胡適在《悼念志摩》中寫道：“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其實胡適又何嘗不是如此，沈從文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去評價他們選擇的對錯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會有結果的，但是圍繞他們的探討是有趣的，比較他們各自的選擇，自己對人生的無奈，也許會多一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