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青青/文

據北京市園林局公開的信息顯示，北京已注冊登記的公園有135個，未登記的社區公園、街頭公園、郊野公園更是難以統計，這些公園以公共資源的姿態出現在每個公民面前，成了民眾閑暇休憩、娛樂活動的場所。其中的大部分已免費開放，以惠民的姿態出現。然而，與之相對的是公園核心或邊角位置陸續現身的高級會所、高檔餐館和高爾夫球場?，F狀和公共資源的定位頗有出入。公權已然在與私權的博弈中被侵蝕。

公園里“公”的概念并非一貫如是，在封建社會里，園林只是皇家或達官顯貴們的“獨屬領地”和“私家花園”，并無“公園”一說。北京真正出現公園也不過百年歷史。1908 年，“京師萬牲園”（北京動物園的前身）正式對游客開放，這是北京誕生的第一座“公園”。民主、公權等意識隨著近代一系列思想啟蒙運動及改革開放的進程也在民眾心中得以繁衍。觀念一旦打開，再回到從前已然不能夠。公園作為公共資源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也正因如此，引入市場機制的公園，才會如此挑動公民敏感的神經。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質疑公園將公用事業市場化的同時，也應看到制度漏洞的不作為。制度是公園管理的阿基里斯之踵，很多推至現在的問題也到了要爆發和突顯的點。

制度問題導致大量資金缺口。與城市化進程相呼應的城市公園建設亦不斷快速推進，大規模的公園建設把相配套的管理遠遠甩在了后面。一邊是城市公園數量、類型及運營模式的大幅增加并日趨多元，另一邊是激增的游客和公共活動對公園的要求逐漸提高。這兩方面從公園自身和外部環境都對公園的管理提了很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公園免費開放，缺少了占公園總收入絕大比重的門票收入，用門票來養公園或者說支付一部分公園維護費用已經不可能。而國家實行差額撥款，剩下的部分由公園自負盈虧，亦使公園失去了國家全額管理時期的天然屏障。先天不足的公園，補齊正常維護的資金缺口已是難事，更別說公園的環境、發展等進一步的難題。這種情況下，市場化運作幾乎成了公園謀出路的不二選擇。

管理資金不足導致部分公園鋌而走險，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帶將公園商業化。高級會所、高檔餐飲、高爾夫球場這些少部分社會中高端人士享受的場所陸續出現在公園里。事實上，坐等政府財政投入的公園基本處于虧損狀態。而引入市場機制的公園，違背了“公園是公共資源”這一根植于民眾心中的觀念，也觸碰了國家現有的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奈何現有法律法規和政策缺乏明晰的執法部門和懲罰措施，約束力十分有限。

國家有關公園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條例都頒布較早，如《城市綠化條例》、《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森林公園管理辦法》、《風景名勝區管理處罰規定》都是上世紀90年代頒布的。當時的公園只有國家全額撥款這一方式，絕大部分公園都是由城市政府園林部門實施直接管理的。市園林管理部門對公園的人、財、物，包括干部的任免、工人的提升、管理經費和建設、維護資金的安排，以及日常管理的具體事務都要過問?，F在出現了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的情形，用未根據實際情況做相應修改的法律法規，未免有點不合時宜。

只有明確責任，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政府明確自己的責任界域，從制度上清晰界定公園的性質，該歸政府的歸政府，政府理應全額擔負起公園支出；該推向市場的就推向市場，用市場的方式來運作。此外，在加強法律法規建設的同時，對自收自支的公園完全放手，讓有意愿涉足公益事業的民間組織得以進入，用民間的力量分擔官方的壓力。從制度的源頭上尋求突破，讓差異化的公園各司其職，許能規避掉不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