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通過閱讀學界小說……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于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
在過去的50年里，“教授小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關于大學的社會歷史，以及這個職業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準則。每一個10年里都有一些關于高等教育的丑聞和新聞標題出現在醒目的地位——階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女權主義、性騷擾、政治正確。那么，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學界小說基本上都屬于特洛勒普式的。大學是一個規模不大、頗為封閉的地方，但是跟大社會息息相關，深受它的價值體系和問題的影響，大學甚至成為理想狀態的一種模式。20世紀中期的學界小說，胸有成竹地把大學進退維谷的窘境表現為一個個微縮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競選運動、人文學和科學的劃分、個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謙卑的職業和自我宣傳之間的張力，這些東西在小說中沒有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爭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駕馭的范圍之內、應對更大的社會問題的方式。如同圣公會的廣教會派和高教會派之間就教義和行為而發生的爭論一樣，教授之間因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發生的內部爭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實意的，如果說有些過于激烈的話?？傮w來說，即便是學術世界中最不受歡迎的居民——《大師們》里的溫斯洛和南丁蓋爾，《幸運的吉姆》中的韋爾奇（Welch）和馬格利特·皮爾教授，《學術園》中的亨利·馬爾卡希，《克蘭頓的聚會》中的布坎南——也并不陰險惡毒，只不過屬于可憐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欽佩的人物——劉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堅定不移，并努力實踐著它的學術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這樣一幅學界生活的畫面開始變得暗淡，并發生了變化。讓人感到反常的是，正當高等教育變得日益壯大，接受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學生，以滿足經濟對受過高級培訓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晉升的社會需求的時候，老派教授卻猶如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職人員一樣逐漸被淘汰，在小說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學者。這一代學者與其說是以信仰和服務為目的，倒不如說是為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求所驅動。他們追逐的風尚和發生的爭吵看上去越來越微不足道；他們自己也變成越來越丑陋不堪的人物，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說以性騷擾為主題的時候，這些沖突——關于性和種族問題——已經成為中心的議題，而且意味深長。但是，對于大學應對這些沖突的方式，創作學界小說的作家們則充滿了諷刺，認為這些做法古怪迂腐、報復心切、墨守成規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廈已經變成了由玻璃幕墻圍起來的脆弱堡壘。
在剛開始看學界小說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學生，并沒有寄希望于躋身大師們的世界，沒有指望、更不用說有什么雄心要在這個圈子里出人頭地。如今我已經抵達了那個夢想、那個職業的彼岸，進入了學術年歷的第五季——退休，從這幾十年來閱讀學界小說的經歷當中，我究竟學到了些什么？它們對于一個教授的現實生活，或者至少對我這個教授所親身經歷的多多少少真實的生活，究竟有怎樣的指導意義？
總體來說，我認為，當代的學界小說都過于溫和，它們用諷刺代替悲劇，用偵探情節取代一個因小社會內部的種種丑聞、內幕、分裂、失望和災難而產生的錯綜復雜的后果。任何一個副教授，只要稍微留點神，就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喜劇和悲劇故事，相形之下，就連柯爾曼·希爾克這樣的故事看上去也沒什么獨到之處。我覺得這種把學界心理過于簡單化的做法，在近年來以性騷擾占主導地位的長篇故事里表現得非常明顯。
讓我來舉一個在本書中我尚未討論過的例子，《復仇女神》（Nemesis，1990年），作者是喬伊斯·卡爾·歐茨，她使用的是假名羅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通常在類型小說中才使用）。雖然我算不上是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但是，小說有些部分是以普林斯頓大學的英語系里所發生的一樁眾所周知的性騷擾案為依據，或是受此案例的啟發。小說最初的幾個章節描寫了在學年伊始，研究生院院長瑪吉·布萊克伯恩（Maggie Blackburn）為音樂系的教師和學生舉辦一個聚會；聚會之后，一位名叫羅爾夫·克里斯滕森（Rolfe Christensen）的名教授對一個叫作布蘭登·鮑爾（Brendan Bauer）的年輕男研究生實施了騷擾。歐茨深入地探討了該丑聞在學術社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大學所做出的反應。歐茨是普林斯頓的一位教員，對于學術圈的弱點，多年來她有著犀利的觀察，對于大學生活所造成的精神創傷（university trauma），她的分析最為出色、不為感情所動。她能夠一如既往地抓住恐懼和鬧劇之間的交替變化、惡毒流言的傳播網絡以及交織在一起的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知識上的理想主義。當校園里的流言工廠開動起來對瑪吉進行攻擊時，歐茨·史密斯對她所感到的震驚有相當出色的描寫：“在某些人士中——厭惡女人者而非同性戀者——據傳瑪吉·布萊克伯恩，一個好斗的女權主義者，開始對羅爾夫·克里斯滕森實施復仇；她跟一個學生串通一氣，施展伎倆，使這位年長的作曲家被迫暫停工作。” 瑪吉的“朋友們”自然會留意保證她聽到這則流言。這個意想不到的情節轉折非常有意思，在羅斯和普羅斯創作的小說里，女權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設圈套、陷害男性教授的陰謀已經變得必不可少。但是，對于這些流言，或圍繞性騷擾案所牽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威脅、警告和敵對，瑪吉感受如何，歐茨·史密斯并沒有繼續寫下去。舊日的怨恨和偏見而今又重現；在許多系里，人們把相互之間的不了解視為正常的同事關系，如今這層保護盔甲給捅破了，一些人大為震驚，認識到他們對老朋友和老同事是多么不了解，而另一些人則驚恐萬分，開始明白同事關系表面上的親切友好是多么淺薄。在某些人士中，人們做出無情的、清教式的評判，而另一部分人則默默地承受著自責和自我質疑——因為很少有教授不承認教學中存在著兩性之間的張力，卻能在學術生涯中生存——這兩種反應在一個情感色彩濃厚的氛圍里彌漫著。
就連歐茨·史密斯也沒能全面地捕捉到這種情感余波和錯綜復雜的感受：荒誕、不公正、愚蠢、悲哀、憤怒，以及伴隨性騷擾經歷和其他學界丑聞而來的幻滅之感?；蛟S我對這樣一本書的要求過高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當我們自己卷入一個事件的時候，對于此事的描述，我們讀起來會比別人更加苛刻，無論這些描寫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還是在一部小說里?！稄统鹋瘛放c通常反映學界性騷擾問題的小說之不同，還在于它采用了一個同性性騷擾案——比異性騷擾情節更為令人憂慮、不落俗套。此案的原始素材深深地抓住了涉及男性的核心思想和學界未言明的合同關系，即使是讓歐茨以真名來寫一部嚴肅的足本文學小說來涵蓋這個問題，那對她也是一種考驗。盡管如此，我相信總的說來，性騷擾這個話題所產生的反響，超出了即便是我們當代最優秀的作家所表現的范圍。反映這種校園生活的創傷的優秀美國小說，還有待于后人來創作。
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學界小說過于聳人聽聞、充滿世界末日的悲觀看法。跟違紀聽證會、或婚外戀、或謀殺情節相比，通常——或者說與此同時——教授們更加關心的是圖書館里有沒有我們需要的書。不過，教授的日常生活，大體上不是什么好的故事素材。我還沒有看到過一本小說能夠真正抓住學術時間的緊張程度，日復一日的瑣碎工作，同時心中怯生生地明白這種工作的永久性，這是一種奇特的結合。任何一個災難都可能包含著追求名利的意味；要表現那種既工于心計又充滿悲哀的情形，對于小說家來說實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猜想學界小說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具有歷史真實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接受學術理想的衰落的同時，也承認體制內產生這種轉變的必然性。那些始終生活在體制里的人——那些教師們——對這些變化的感觸最深。有這么一種說法，在每個婚姻中其實都有兩種結合——妻子的結合和丈夫的結合。（弗洛伊德還會加上姻親的結合）。在大學里，我認為存在著兩類故事——教員的故事和學生的故事。任憑高昂的開支、削減的經費、平權行動的問題、對于標準的種種批評意見，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術生活依然蓬勃發展。想要并期待著上大學的學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他們在本科學習的經歷繼續給他們帶來滿足、歡愉和幸福。今天的本科生擁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的研究設施、教育機會、咨詢輔導、生活安排、獎學金資助、食物和社會選擇。在大多數校園里，他們生活得非常幸福；在某些校園里，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對于教師，我不敢做同樣的論斷。如戴維·洛奇所說，在大學里教書是一份好工作、美好的工作。但是，它并非完美無瑕。海扎德·亞當姆斯在他杰出的學界小說《赫姆》（Home，2001年）中，運用了一個真正的美國式的烏托邦社會，“赫姆，”暗喻當代的英語系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亞當姆斯的身份使其對這些事情極有資格作出判斷。他是一位杰出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同時還是華盛頓大學榮退的比較文學教授。他還創作過另外兩部學界小說，以1950年代為背景的《說教的馬》（The Horses of Instruction）和以1970到71年為背景的《許多漂亮的玩具》（Many Pretty Toys）。
在《赫姆》中，曾經擔任過行政管理工作的歷史教授艾德華·威廉斯（Edward Williams）正在研究19世紀的一個叫做“赫姆”的無政府社團，同時還在State主持英語系校外評審委員會（the 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的工作，因此，他不禁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他已經開始考慮，若是有一些非常嚴格的限定，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模式——不是社團的，赫姆式——也許比較合適用來描寫”英語系，因為在英語系里，教授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英語系與行政管理方面、立法組織發生爭執的漫長而多姿多彩的歷史，或許如今這世界或者現實只忙于為權力而互相傾軋。” 系里正在為一個美國文學和文化的摩根教授職位（Morgan Professorship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任命權而奮斗。三年來，它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著，但一直沒能如愿以償。“其中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意見不和已經變成政治斗爭，以至于整個行業似乎都已經被政治化了。種族、階級、性別、偉大作品的標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多樣性——所有這些詞都圍繞著像課程設置或教員的招聘這樣最最簡單的問題嗡嗡作響。”但是，這種嗡嗡之聲掩蓋了系里不希望面對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它自身的生存。“真正的威脅來自別處、來自外界：大學日益為以技術為中心的企業所吸收，它會拿人文學科怎么辦呢（如果真能的話）。會不會有一天有人來造訪英語系，正如他回‘赫姆’一樣，卻發現它已經沒了蹤影？”
在21世紀，英語系的衰敗和墮落的問題變得非常嚴重，這不單單是因為商業、科學和技術變得如此之強大，而恰恰是因為英語系已經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且沒有去尋找一個新的知識中心的意愿。“各種各樣的中心，”威廉斯想到，“……變得不合時宜已經有許多年了”。他的觀點得到了海倫?格蘭特（Helen Grant）的支持。海倫?格蘭特是研究十七世紀散文的學者，過去曾擔任英語系主任，如今一直是State的英語學院院長。戈蘭特聽著前來參加競爭新職位的各種各樣的教授所發的牢騷，不得不“提醒自己，摩根教授這個職位對許多人來說非常重要。她早就知道文學并不是大學所熟知的任何宇宙的中心，如果它曾經是的話”。
然而，系里的成員卻表現得他們儼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在他們不知不覺地變得越來越落伍的時候，他們繼續為這個職位爭吵不休，對于牽涉到未來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卻置若罔聞，面對來自外界的破壞力量，他們的自我意識遠不如烏托邦社會的成員強。由于性騷擾案已經成為表達所有沖突的樣板，所以State的英語系也無可避免地有了這樣一個案子。弗朗辛·賴特（Francine Wright）是一位信奉女權主義的教授，她慫恿一位本科生向院長投訴，說她在系里的聚會上遭到一位男教授，哈利·威爾士（Harley Wales），對她實施性騷擾。（賴特和威爾士對于任命的問題持完全對立的立場。）事實上，威爾士暗地里是同性戀。在跟系主任格蘭特交談時，那位學生承認她不能肯定確實發生過任何事情而撤銷了投訴，隨后就休學了。然而，流言在繼續傳播著。學生們示威游行，要求解雇威爾士；他向賴特提出了誹謗的起訴；兩個人實際上動手打了起來。
弗朗辛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是她聽任自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她曾經懷著惡意，帶著沒有根據的仇恨把先前的某些自我置于死地……開始時帶著最善意的愿望，信奉正義、公平、凡是正確的一切，可不知怎么，她失去了平衡，陷入了仇恨的境地”。她自殺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的死愈加使她成為校園里的英雄，而完全沒能證明威爾士的無辜：“她的聲譽越來越高，而哈利?威爾士的則降到了谷底，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他似乎依然是折磨她的那個人。這表面上看似喜劇、甚至是鬧劇，而系里的一些成員如今把它歸為悲劇類型，把弗朗辛作為悲劇的主人公”。
亞當姆斯把英語系成員的斤斤計較、固執己見和不仁不慈，跟赫姆公社成員的勇氣、忠誠、熱情和團結進行對照，赫姆公社的許多成員因為信仰言論自由而遭到迫害和囚禁?？墒?，最后赫姆跟英語系一樣，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使得個人的獨特癖性惡化，進而上升為仇恨”，從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逗漳贰返恼Z氣黯然神傷，而不帶譴責和戲劇的意味。一群獻身于文學、文化、學術和教學的人可以形成一個友誼、慈愛和相互支持的烏托邦社會，這是他們的夢想。然而《赫姆》悲傷地反映了這個夢想的終結。
啊，所有的烏托邦最終都不免流于乏味。當前學界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憤懣可能是夸大其辭，但是，對英語系及其居民或許不抱有田園詩般的幻想，才是更健康、更明智的做法。有愛德華·卡索邦這么一個人做同事，本來也沒什么精彩可言，不過，艾略特筆下的學者，如果說冷冰冰、令人生畏，但還是相當有分量和意味深長的。通過閱讀學界小說，除了了解關于古根海姆通知信的內幕消息之外，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于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
by伊萊恩·肖瓦爾特
作者：[美]伊萊恩·肖瓦爾特
譯者：吳燕莛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2年08月
在過去的50年里，“教授小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關于大學的社會歷史，以及這個職業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準則。每一個10年里都有一些關于高等教育的丑聞和新聞標題出現在醒目的地位——階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女權主義、性騷擾、政治正確。那么，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學界小說基本上都屬于特洛勒普式的。大學是一個規模不大、頗為封閉的地方，但是跟大社會息息相關，深受它的價值體系和問題的影響，大學甚至成為理想狀態的一種模式。20世紀中期的學界小說，胸有成竹地把大學進退維谷的窘境表現為一個個微縮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競選運動、人文學和科學的劃分、個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謙卑的職業和自我宣傳之間的張力，這些東西在小說中沒有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爭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駕馭的范圍之內、應對更大的社會問題的方式。如同圣公會的廣教會派和高教會派之間就教義和行為而發生的爭論一樣，教授之間因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發生的內部爭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實意的，如果說有些過于激烈的話?？傮w來說，即便是學術世界中最不受歡迎的居民——《大師們》里的溫斯洛和南丁蓋爾，《幸運的吉姆》中的韋爾奇（Welch）和馬格利特·皮爾教授，《學術園》中的亨利·馬爾卡希，《克蘭頓的聚會》中的布坎南——也并不陰險惡毒，只不過屬于可憐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欽佩的人物——劉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堅定不移，并努力實踐著它的學術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這樣一幅學界生活的畫面開始變得暗淡，并發生了變化。讓人感到反常的是，正當高等教育變得日益壯大，接受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學生，以滿足經濟對受過高級培訓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晉升的社會需求的時候，老派教授卻猶如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職人員一樣逐漸被淘汰，在小說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學者。這一代學者與其說是以信仰和服務為目的，倒不如說是為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求所驅動。他們追逐的風尚和發生的爭吵看上去越來越微不足道；他們自己也變成越來越丑陋不堪的人物，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說以性騷擾為主題的時候，這些沖突——關于性和種族問題——已經成為中心的議題，而且意味深長。但是，對于大學應對這些沖突的方式，創作學界小說的作家們則充滿了諷刺，認為這些做法古怪迂腐、報復心切、墨守成規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廈已經變成了由玻璃幕墻圍起來的脆弱堡壘。
在剛開始看學界小說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學生，并沒有寄希望于躋身大師們的世界，沒有指望、更不用說有什么雄心要在這個圈子里出人頭地。如今我已經抵達了那個夢想、那個職業的彼岸，進入了學術年歷的第五季——退休，從這幾十年來閱讀學界小說的經歷當中，我究竟學到了些什么？它們對于一個教授的現實生活，或者至少對我這個教授所親身經歷的多多少少真實的生活，究竟有怎樣的指導意義？
總體來說，我認為，當代的學界小說都過于溫和，它們用諷刺代替悲劇，用偵探情節取代一個因小社會內部的種種丑聞、內幕、分裂、失望和災難而產生的錯綜復雜的后果。任何一個副教授，只要稍微留點神，就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喜劇和悲劇故事，相形之下，就連柯爾曼·希爾克這樣的故事看上去也沒什么獨到之處。我覺得這種把學界心理過于簡單化的做法，在近年來以性騷擾占主導地位的長篇故事里表現得非常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