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工人運動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這方面，共產黨的起步較晚，因此也就失去了先機。楊奎松提到，“共產黨要做工人運動時，很大一部分工人已經被國民黨組織了，還有一部分是無政府主義，他們也有自己的組織。”他以廣州為例，廣州當時的機器工人，都加入了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而更下層的勞苦大眾，則是無政府主義，在這種無可組織的情況下，共產黨開始組織當地的人力車夫，因此當時的廣州，有三大公會，且三個公會之間經常發生流血沖突。“這就可以看出，國民黨做工人的基層運動是有一定基礎的。”在城市中，共產黨一直沒能占據主導地位，而“ 國民黨在控制城市的很長時間是很牢固的，但是國民黨控制的城市公會也有他的特點，他比較重視技術工人，比如層級比較低的建筑工人，共產黨建國時就發現，很多比較好的技術工人都是國民黨工會的骨干。”

國共兩黨既有其相似之處，在多年的戰爭與合作中，也一直相互影響。在陳永發眼中，“國共斗爭就是兩條不同道路的確立。”國民黨到了臺灣，意識到土地革命的重要，“不讓最窮苦的農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行的。”國民黨的土改相對來說是溫和的，陳永發談到，“用溫和型的辦法做土改能夠成功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臺灣、韓國和日本。韓日可以成功，是因為長期以來受美國影響，臺灣當時的改革是獨立的，但一方面與日本留下的基礎有關，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幫助。”

臺灣的土地革命雖然和平，沒有流血，但卻讓地主恨之入骨。與富農不同，地主并不最在乎土地，而是不能接受自己長年來建立的社會地位遭到破壞。提起富農，楊奎松講起毛澤東年輕時的故事，毛澤東的父親就是富農，富農都是一點點打拼上來的，靠的是勤儉，“毛澤東幫他爸爸干了一天的活，但家里的雇工可以吃上雞蛋，做兒子的卻沒有。農忙時節，雇工吃的比自己家人都好。”而這些在后來的政治宣傳中，卻不再被提起。

楊奎松總結，“革命這個詞，大家用的很泛，其中都有一些改變中國，讓中國富強的概念。但他們最在乎的是，你到底做了什么，為什么喊出這個口號。”陳永發也有同感，“國民黨垮了那么久，罵國民黨很簡單”，但真正重要的是，在抗戰研究中，“要把國民黨、共產黨都看做抗戰的力量，其中有沖突，但我們必須知道雙方都在做什么，想什么，為什么這樣想。”

革命被說的太多，被說不完，說不盡，但卻不能不提，更不能當做口號來提。

|楊奎松簡介|

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隨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勞動，1970年入北京第二機床廠當工人，1976年因天安門事件入獄，1977年平反出獄，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1982年畢業任中共中央黨?！饵h史研究》編輯部編輯，1987年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師，1990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員、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2003年任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開卷有疑》；《西安事變新探》；《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內戰與危機》（《中國近代通史》卷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等專著十余種，并在中國大陸及海外學術雜志上，發表了上百篇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