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程久龍 被問政者無從準備，但必須現場作答

7月4日下午，盡管武漢酷暑難耐，位于漢口區香港路的武漢電視臺演播廳，卻同時迎來了6位參加節目的特別來賓——武漢6個遠城區最高行政長官——區長。

下午5:30，距離節目正式開播還有兩個半小時，6位區長來到演播廳，準備節目入場式的彩排。

對于這樣的場合，區長們明顯表現不適。在開場白彩排中，個別區長一度因為緊張而出現語塞。區長們內心忐忑是有理由的，一會兒他們將面對主持人、現場觀眾、網友以及電視機前武漢市民對他們履職工作進行的尖銳現場拷問。“六位遠城區區長同時走進一檔電視節目，這在武漢還是首次。”一位在現場的編導這樣告訴本報。

由于所有的“問題”事前均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讓被問政者無從準備，但必須現場作答。在前幾場節目中，不少官員因此表情難堪、尷尬倍出。

但對于廣大武漢市民，在缺少民意表達渠道的當下，該節目創下了武漢地區的收視狂潮。

來自武漢電視臺的數據稱，其收視率是黃金時段日播電視劇的3倍。

這就是由武漢市治庸問責辦公室和武漢廣播電視總臺聯合推出的議政類現場直播節目——2012武漢市“十個突出問題整改”電視問政。

自去年武漢“電視問政”采取直播，并邀請市委常委、副市長等當地“重量級”官員以來，該節目在武漢當地反響強烈，并引起全國范圍廣泛關注。而本報從武漢市紀委知悉，當地有意將“電視問政”打造成武漢市民參政議政的一個常態化的平臺。其背后的直接推動因素，則是武漢近年掀起的治庸問責風暴。“電視問政其實是一個點，要通過這個點實現放大效應。”武漢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車延高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要實現各級干部作風的轉變，需要有一個長效機制，電視問政只是手段之一。

被問責的尷尬

晚上八時，燈光亮起。2012年武漢“電視問政”第五場正式開始，場次的主題是“發展惠民生”。

在6位區長做了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后，直播大廳的氣氛陡然緊張。6位區長目不轉睛地聚焦大屏幕，神情嚴肅。

很快，屏幕中出現了一組記者暗訪鏡頭：位于黃陂區前川新城工業園區，園區內大半土地處于撂荒狀態，規劃道路建設進展緩慢，園區北部地塊外圍通道建設大部分停工。而此前，當地政府曾對外宣稱，已引進十多家企業，但經記者調查僅3家投產。

短片播完后，觀眾和鏡頭立刻聚焦到黃陂區區長吳祖云身上。吳祖云表情頗為尷尬，在經過一番解釋后他坦言，工業園區的配套確實還不完善，并當場向企業家道歉：“請大家相信我，給我一點時間，還大家一片藍天。”

現場點評嘉賓、武漢市社會科學院黃紅云教授直言：“我如果是在座的6位區長，晚上肯定睡不著。”她進一步指責，工業園不是圈一塊地就可以招商引資的，“如果下一個園區就此延續建設，武漢的‘工業倍增’的計劃，工業沒有倍增，半拉子的工業園區倒是倍增了。”

節目直播間隙的廣告時段，黃陂區區長吳祖云不斷擦拭著額頭上的汗水。

但這還不是最尖銳的問政。在此前第四場主題“規范促和諧”的問政中，主持人現場將一個空信封送到武漢市工商局局長高丹彥手中，而在隨后播出的一段記者暗訪中，一家企業負責人反映，在當地工商部門辦理正常的變更登記手續的過程中，被暗示索要“好處費”。

這當場就讓高丹彥局長措手不及，表情極為難堪。在尷尬之后他回應道：“這種行為本身就違反了廉政紀律。市工商局一旦收到此類舉報，將立即啟動問責和監察程序，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除了犀利尖銳的追問外，直播現場還不乏一些有“爭議”的問政，直指政府管理中的深層次問題。

在第一場電視問政中，有群眾質問汽車尾氣排放問題如何監管。但該問題由于涉及到環保、公安交管、交通運輸等多個部門，市民投訴無門。這是一例典型的政府管理中的“真空地帶”。武漢市環保局一負責人在現場也頗感委屈，“我們沒有攔車的權利”。

武漢市編辦主任黃松如現場回應，按照武漢市規定，尾氣排放明確市環保局為牽頭責任單位，公安交管、交通運輸等部門協同配合：“板子第一個打在環保局身上，其他局該打也得打。”

“不怕尖銳，再犀利點”

“如果沒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電視問政’節目很難做起來。”一位節目主創人員這樣告訴本報，一次性邀請這些當地‘重量級’官員同臺問責，非電視臺一己之力所能及。

此輪電視問政，被問責嘉賓包括多名武漢市委常委、副市長、區長，此外還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務局、環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藥品監督局等多個要職部門“一把手”。

本報從武漢市紀委了解到，“電視問政”節目由武漢市委、市政府以發文的形式，明確要求各相關職能部門的“一把手”負責人必須參加，并得到了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的大力支持。

“電視問政的時間安排早在2月份就對外公布了，我們要求被問責的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必須提前預留時間。”武漢市紀委一位內部人士表示，根據紀委要求相關負責人不得無故缺席，“如有特殊情況不能參加的，必須向市委、市政府申請報批。”

而作為節目的制作方——武漢電視臺對此也高度重視，“電視問政”被定為年度“重頭戲”。

“從市委、市政府今年發布‘十個突出問題’承諾整改以來，我們就著手準備。”“電視問政”主創人員之一，武漢電視臺《百姓連線》欄目總制片人宋志雄告訴本報，“問題的設置，都是圍繞‘十個突出問題’展開。”

“問題設置的標準，都是應該解決、可以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宋志雄看來，“電視問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問題的尖銳，而是更追求一種理性的思考和建設性，“從善意的角度去監督，最終目的還是促進政府的工作”。

本報從武漢市紀委了解到，整個“電視問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體問責的問題，都是由電視臺記者去尋找，相當寬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漢電視臺內部，這些籌劃中的問責問題，都遵循嚴格的保密程序。“追問的問題是絕對保密的，有嚴格的紀律要求。”宋志雄介紹。

由于采取現場直播提問的形式，部分被問責的官員現場表現頗為尷尬，事后部分被問責的官員，一度抱怨問題過于尖銳。但武漢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對節目施壓，反而持鼓勵態度。

在此輪“電視問政”首場結束后的第二天，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親自來到武漢電視臺香港路演播廳，“我特地來給大家鼓勁、撐腰，電視問政不怕尖銳，再犀利點!”

長效化待考

“電視問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漢市委、市政府為優化投資環境而掀起的一場“治庸問責”風暴。

長期以來，作為中部地區特大城市，武漢市容市貌卻存在“臟亂差”的現狀，民間一度笑稱其為“中國最大的縣城”。而與眾多內地城市類似，武漢的政府機構也存在“庸懶散”等工作作風問題，嚴重影響了武漢的投資環境。

尤其是在武漢力圖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進程中，城市投資環境的優化，直接關系到武漢對外的招商引資。在此背景下，武漢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問責工作領導小組，由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親自“牽頭”。

2011年，武漢市針對交通擁堵、環境臟亂差等“十個突出問題”，首次采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限期承諾整改，并通過年底的現場直播“電視問政”來問責政府承諾履行情況。由于節目貼近民生，群眾參與度高，一經播出即成為市民街頭巷尾熱議的焦點，同時也在政府職能部門引起強烈反響。

在此背景下，武漢市委、市政府計劃將“電視問政”作為政府機構治庸問責的一個平臺，并嘗試建立一種長效機制。

今年2月，武漢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個突出問題”，涵蓋清理部門職責、新城區工業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實項目新審批流程等多個方面，涉及市委組織部、監察局、國土規劃局、發改委等近20個職能部門，采取責任單位負責制。

按照計劃，從3月份開始到11月，開展承諾整改專項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過兩輪“電視問政”對承諾整改情況進行檢查和問責。這意味著這檔電視節目，已經作為武漢政府治庸問責的檢查方式之一，納入政府工作的范疇。

此輪由6月底開始，連續五場“電視問政”，則被看做是武漢政府針對今年“十個突出問題”承諾整改情況的“期中考”。

武漢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車延高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電視問政不是一檔簡單的電視節目，而是老百姓參政議政的一個平臺。”

五場“電視問政”中，被問責官員提及最多的一句話是：“馬上去辦”。對此，車延高感慨頗多：“群眾提到的問題，應該在日常的工作中馬上就辦，但為什么要在‘電視問政’中才‘馬上去辦’。”

在車延高看來，在“電視問政”這樣一個場合，采取的是一種實際上的倒逼機制，“沒有推諉，不管有多大的困難，群眾要求去辦的，就應該想辦法去辦。”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官員在問責中的表現，還將納入其績效考核的范圍。本報從武漢市紀委獲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問責96起，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人、組織處理106人，涉及局級干部3人、處級干部36人、科級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將“電視問政”擴大到兩輪以后，按照每輪五個場次計算，整個年度將有十場主題問政。

據車延高介紹，除了定期的“電視問政”之外，還將建立市民評議、媒體暗訪、群眾監督等多種問責機制，“接下來，我們將考慮把問政對象的范圍擴大，不僅問政‘一把手’，還將問政基層站所的負責人，實現問政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