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評論說,你所說的“中國還可以維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在“放衛星”。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樂觀不是因為盲目愛國,而是因為我是一名經濟學家,要用理性來分析形勢。增長的本質在于產業和技術的結構不斷創新升級。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有“后發優勢”,也就是國際上已經發展相對成熟的產業對于中國來說可能是朝陽產業,可以引進、消化、模仿,在此基礎上創新。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完全可能維持下一階段的高速增長。
根據麥迪森發布的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人均收入,中國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在1957年、臺灣1975年和韓國在1957年的水平。但是日本在1971年后才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60%,臺灣在1995年達到54%,韓國在1977年達到50%。它們都在21% 的基礎上實現了長達二十年的、7.6%甚至更高的高速增長。我們也完全可以在2008年的基礎上實現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從而在2030年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50%,甚至更多。
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我曾提到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30年時可以與美國相當。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在“放衛星”,但是現在大家普遍相信,也許不到2030年,這點就能實現了。當時的“衛星”現在已經成為了“行星”。
問:中國經濟這三十年來一直都是“風景這邊獨好”?,F階段阻礙中國經濟繼續“獨好”的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中國經濟仍然很有潛力,這點我有信心。目前最大的障礙在于分配不均帶來的社會矛盾。中國歷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更何況我們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矛盾就會叢生。
我們實行的是“雙軌制”,有很多體制問題,比如說金融、環境等方面,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對要素價格改革也不到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完善市場制度,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扭曲,同時政府要給弱勢群體提供救助。
問:你一直強調“比較優勢”。中國下一階段的比較優勢是什么?
林毅夫: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直升級的。中國要想進一步發展,現有體制、基礎設施、金融系統都要隨著產業升級而改革。這種改革就是中國發展的“制度優勢”。要發展經濟,所在產業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要最低。降低交易成本涉及體制、法律環境和金融系統,只能由國家來做。
中國被人批評是“國家資本主義”。但是這是因為他們依據的是“華盛頓體系”,認為只要有政府的作用,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任何國家的產業升級、轉型都需要國家的作用。美國要實現發展,也需要國家來幫助認清下一步的新產業。政府可以通過推動專利制度和基礎研究來幫助產業升級。政府采購,比如說偏向于新能源產品,也會推動產業升級。
問:政策有階段性,政府的作用是不是也有階段性?現階段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500美元,政府的作用是不是應該做一些調整?
林毅夫:政府的作用當然是有階段性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全世界走在最前沿,但是仍然需要政府發揮作用。而政府的信息是不完善的,所以它更多還是依賴市場的八仙過海。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決定重點發展哪些產業、轉型過程中資源如何配置等問題都需要政府來協調解決外部性問題。
中國的某些領域政府應該退出,另外一些領域則需要政府積極干預。中國已經有相當多的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之上,但也有一些產業仍然在邊緣地帶。對于后者,政府的角色就應該跟發達國家的角色一樣,更多依賴市場發揮作用。在國際產業鏈上的產業則需要政府發揮引導性的作用。這的確涉及到一個政府階段性功能的問題。
問:大國的“規模優勢”是不是也是“中國奇跡”的必要因素?
林毅夫:“規模優勢”的確是存在的。但是比大國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的貨幣能否成為儲備貨幣。美國就是大國,但是它現在能夠跟全世界借債渡過危機,不是因為它是大國,而是因為美元是儲備貨幣。中國在1850年時的GDP占據全球30%的分量,但是當時沒有儲備貨幣,所以儲備貨幣國能做的中國當時不能做。日元和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是日本和英國都不是大國。英國的財政赤字比意大利高很多,但是政府公債卻比意大利低很多,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儲備貨幣國。
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它的經濟比較分散,所以可以在各地做實驗。但是大國也會帶來問題。比如說在趕超他國時,除了取決于其自然資源豐富程度,還要考慮其總人口規模。此外,大國做決策也需要格外謹慎,如果沒有清晰的框架來進行決策分析,犯錯率就會很高。
問:如果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達到8%的年增長率,并且持續二三十年,發達國家怎么實現后續發展?全球的資源是有限的。是不是說發展到一定階段中美之戰就是必然的?
林毅夫:這個說法沒有根據。只能說發展中國家都有這個潛力,但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實現二三十年的8%的年增長率。
如果這些潛力發揮出來的話,并不代表發達國家就沒有發展空間了。相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投資,這可以為發達國家創造更多市場。而市場不足正是目前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可以為發達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環境?,F在整個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發展,包括它的經濟增速和四萬億投資。因為中國的發展和投資多了,德國、日本、美國的產業就能發展得比較好。
歷史告訴我們,當老二變成老大時,戰爭總是難免的。但是有一點通常會被人們忽略,那就是歷史上當老二變成老大時,兩者的差異非常小。比如說德國追趕英國時,其人均收入已經是后者的75%,它介入的也是當時英國的主要產業。所以它們的關系是競爭的、替代性的。但是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跟美國是互補的,中國的發展只會給美國創造更大的市場。所以兩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會有摩擦,但總的來說利益是共享的。
居安思危是必要的,但是不需要過于悲觀。
(根據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新結構經濟學”研討會、“北大國際(BiM-BA)校友大講堂”上的演講及問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