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謝良兵 通州這座著名的“睡城”正在努力告別“睡城”的稱號。近日，北京市通州區委書記王云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通州新城將在“十二五”期間展現雛形，通州“城強業弱”局面已有明顯改觀。王云峰刻意提到，產業是一個地方科學發展的根基和支撐。

這兩年，全國各地掀起了建設新城的熱潮，但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識到，新城的建設不能再以房地產為主導或單純以工業為導向，而應以產業為支撐，并做到產城融合，否則就會帶來一個個“睡城”或“空城”。學者將此定義為“產業新城”。

中央黨校社科部教授向春玲和她的同事們也發現了這樣的趨勢。近日，中央黨校“工業化、城鎮化與產業新城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與產業新城的興起》調研報告。這份報告對河北固安等地建設產業新城的實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稱“產業新城正成為一種新的城鎮化方式”。

四級跳

中國現代意義的開發區最早發源于蛇口開發區，根據中央黨校“工業化、城鎮化與產業新城研究”課題組的研究，中國工業園區的發展已走過了四個階段：即勞動密集型園區、資本密集型園區、技術密集型園區、創新戰略型園區和產業新城。

報告執筆人向春玲教授稱，早期的開發區是經濟功能規劃區，區域功能單一，只是作為工業園區而存在，工業用地占了很大比例。園區內往往是一些加工制造等低端產業的集聚，發展模式粗放，產品附加值低，對環境的污染也比較嚴重。

隨后，各地又開始相繼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逐步推行產業升級。但向春玲的研究發現，這些園區仍僅是產業的集聚，配套設施側重于工業園區，并不涉及生活居住、人口集聚、生態環保等內容，城市生活配套設施缺乏。

這幾年，中國的各大中心城市均在規劃和建設新城，以期拉動地區經濟增長。而這些新城的基礎都是原來的開發區。比如北京、天津、青島、大連、廣州等城市的開發區都擴展了面積，對開發區重新進行了戰略和功能的定位，發展為產業新城區。

這意味著中國的開發區已經發展到了第三階段——從最初的單一的工業園區到向城市轉變再向多種產業協調發展的產業新城發展。在向春玲看來，只有實現向新城區的轉變，開發區才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中央黨校的報告更關注都市圈內的產業新城動向。她認為這是因為工業化發展需要中國產業優化升級和產業的進一步積聚，城市化的發展一方面需要中小城市人口的進一步積聚，另一方面是特大城市通過郊區化實現產業和人口的外溢，緩解“城市病”。

向春玲說，這些地區需要建設一種將生產、生活、生態三者融為一體的新園區，以承接大城市的產業和人口轉移，同時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種新的城鎮化方式——產業新城應運而生。

以國際經驗來看，同樣經歷了這樣的發展過程。第一代新城因是分散大城市人口而建，定位就是“睡城”；出現不少弊端之后開始涌現出融入了多種服務、配套設施等混合功能的第二代新城；第三代新城則已經是集產業、居住、服務等為一體的綜合性模式。

在上世紀70年代，倫敦、巴黎等都市周邊涌現出諸多新城，其中大多數如今早已沒落，而保留下來并發展成熟的新城，以倫敦北部一百英里處的密爾頓·凱恩斯和巴黎西郊的拉德芳斯為代表，它們的成功之處就在于產業的多元化和實現了區內就業。

在向春玲的調研報告里，特意提到了北京天安門正南50公里處河北省固安縣以工業園區為引擎，建設產業新城的實踐。北京周邊的新城中，既有通州這樣的“睡城”，也有亦莊這樣的“空城”，它們實質上都還處于第二代新城的階段。“我們希望固安以產業集聚與升級帶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方式，能成為第三代新城的代表。”

“以產促城”與“以城促產”

巴黎拉德芳斯如今是歐洲最大的辦公區。目前在這1平方公里的新區里集中了1200家企業，3個超級市場，250家中小型商店，4萬人居住在這里。這里工作居住休閑三者融合，正在成為一個宜居區域。這座新城里，85%的員工依靠公交上下班。

但是，作為第三代新城代表的拉德芳斯的輝煌也并非一蹴而就。由于當初規劃問題，這里的房子曾經十室九空。直到發展商對拉德芳斯進行改造，當地政府規定城市住宅與辦公室的面積比例要恰當，拉德芳斯從此舊貌換新顏。

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的北京也正在做這樣的改變。1993年出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針對中心城區過度擁擠的問題，提出了城市發展重點要逐步從市區向郊區轉移。天通苑、回龍觀、通州、亦莊等衛星城鎮應運而生。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說，由于城市空間的布局限制，這些人大多在城區工作，在衛星城鎮居住，導致這些衛星城成為“睡城”。“通州不通、順義不順、大興不興、房山如山”就是這些新城的真實寫照。

向春玲分析這一現象時稱，沒有產業就沒有就業，就沒有城市的發展；而有人才能把產業支撐起來。沒有產業的支撐，城市發展得再好，也只是“空城”；產業如果沒有城市為依托，即使結構再合理、再高端，也只能是“空轉”。

而北京要建設世界級城市，需要產業新城的破局。在中央黨校的調研報告中提到，產業新城的建設，是一個“以產促城”、“以城促產”的過程，讓一個個產業“細胞”的活力在新城建設中得到提升，讓人們就業、生活等各種需求可以在新城建設中得到滿足。

固安工業園區的破局嘗試或將具有有益的借鑒作用。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耀曾多次到固安工業園區調研考察。他稱固安工業園區在產業新城建設方面已有將近10年的工作。他概括“以產興城、以城帶產、產城融合、城鄉統籌”是固安產業新城的基本特征。

固安工業園區解決當地就業20000多人，并吸引了京津乃至華北地區的許多人才，不僅讓固安成為京南產業高地，更成為京南人才高地。這對于一個40萬人口的縣域經濟來說，意義重大，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更具有典型性意義。

中央黨校的報告也評價，固安產業新城的實踐可以說非常成功。報告如此表述：“依托首都經濟圈，為產業新城找準戰略和產業定位，實現產城互動發展；在產業新城建設實踐中，找到了一條多方共贏、共同發展、共享成果的成功道路”。向春玲說，北京、天津兩個特大城市均具有極強的對外輻射能力，尤其北京已經完成工業化，城鎮化已經達到80%以上，急需進行產業升級，對外進行產業和人口的轉移。固安正是抓住了這樣的機遇，建設產業新城，以承接北京的產業和人口轉移。

固安產業新城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為了防止出現北京周邊衛星城中已有的“睡城”“空城”現象，不惜耗資幾千萬聘請羅蘭貝格、王志綱工作室等國內外頂尖專家對固安工業園區的產業新城進行高水平的城市規劃和產業規劃，并嚴格堅持規劃的大方向不變。

新一輪城鎮化中的產業新城

中央黨校的報告稱，201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達6.9億，城鎮化率達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我國目前城鎮化水平剛剛超過50%，正處于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階段，城鎮化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動力。”向春玲說。

但在京津地區，基本處于工業化已完成或者后期階段，開始進入郊區城鎮化的階段，環渤海城市群正在形成。向春玲表示，在環首都經濟圈之內進行產業新城建設，本質上是要建立一座新城市，是一種城鎮化的進程，順應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工業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劉勇甚至認為，產業新城是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一條主線。他的理由是：第一，現有的工業園區的道路從空間上割裂城市單獨發展快走到頭了；第二，如果產業結構升級得不到城市的支撐，產業升級是一個空話；第三，如果沒有一個高度的現代化體系做拉動，城市化也是一句空話。

劉勇稱，從產業新城角度來講，過去是單純的產業增長，如何能夠使這個城市和產業和諧地發展，就需要實現產業與城市雙輪驅動。未來產業新城應該避免以前在開發區、工業園區建設上單純追求經濟發展，要做到轉型和升級，真正實現產城融合。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耀說，中國縣域經濟這一級難就難在產業比較弱，但產業新城的核心就是抓住了這樣一個最弱環節，“縣域要發展產業，但招商都是非常難，固安工業園區建立了一支非常專業的招商團隊。”

劉勇則將產業新城的成功歸結于三個方面，一是規劃能力，整合全球資源，科學定位園區發展策略，對區域進行全價值鏈開發；二是建立了現代科學招商引資方法，擁有一支專業的全球產業鏈招商的團隊；三是園區的投資服務超越了一般做法，朝物業管理服務方式看齊，讓入園企業歸屬感強。

中央黨校的報告稱，全國各地的新城建設正成為一種新的潮流，各地的產業新城將會與中心城一起，成為城市群的一部分。“各地以中心城市和產業新城為核心的城市群的發展必將帶動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向春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