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納狄/文 “入冬了，緬因州人民吃了一次麥當勞1號餐，千里之外的南國佛羅里達人民更喜歡2號餐，而遠離大城市的田納西山區中的山民吃了個3號餐，同樣處于海邊的加州人民卻更喜歡4號餐……”

這是網友們為《舌尖上的美國》撰寫的解說詞。這套詞包括十幾個國家的版本。有幸被選出來的都是中國觀眾認為缺乏美食的，他們甚至為韓國撰寫了7集的完整版，字里行間皆是驕傲與同情——前者來自于充滿智慧的食物與人，后者則感慨他國人民無福消受。

通常觀眾們看完某部作品，打了高分后熱火朝天地開展二度創作，基本上說明這個作品叫好叫座?！渡嗉馍系闹袊匪慵o錄片中的首例，“舌尖體”在2012的“XX體”中也占了一席之地。不管是淘寶上云南諾鄧火腿的下單量在節目播出后節節上升，還是一直點外賣的家庭置辦起鍋碗瓢勺開火做飯，都說明了一點：這幾年被“餐桌上的化學元素周期表”擊潰了索性破罐破摔、自嘲百毒不侵的中國人，總算在這部紀錄片活色生香的影像面前找回點認真吃飯的信心。

即便找回來的信心可能再度被擊潰，這都不妨礙《舌尖上的中國》已經成功地介入并影響了公眾生活，這在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上非常少見，卻不是第一次。

紀錄片與中國觀眾的短暫甜蜜

“每次某部紀錄片的走紅，都意味著社會思潮有這個需求，時代有這個需求。”吳琦說。他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紀錄片專業，曾經是央視的口碑欄目《人物》的主編，后來到中央新影繼續拍攝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的執行總導演任長箴及幾位編導都是他帶出來的“學生”。

他提到了1981年陳光忠導演的紀錄電影《莫讓年華付水流》。“這是我們上高中必看的，講年輕人應該怎樣抓住青春。80年代初，關于青春的話題突然可以放到公共的空間里討論了，片子就火了。其實和《舌尖上的中國》是一個意思，一是食品安全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又無計可施；二是很多人再也不能真正地回到當年成長的地方，回到那種令人向往的慢生活里，只能在晚上十點半看著這個紀錄片懷念兒時的飯桌。”1983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話說長江》，盛況和《渴望》差不多，收視率達到了40%，是迄今為止收視率最高的國產紀錄片。這是人們第一次在自家的電視機上看到了這個國家的人文地理。業內人士也認為，觀眾們賦予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片子本身。1980年《中國青年報》上讀者來信中潘曉的提問“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能是那一代青年的困惑，急需振奮、急需揚威，這樣氣勢磅礴的紀錄片怎么會不被老百姓接受呢？吳琦和紀錄片研究者王小魯都提到了由時間、陳虻等人發起的“新紀錄片運動”。在1993年開播的《東方時空·生活空間》里得到呈現，旨在打破80年代“高高在上的解說詞”，不關注政治，轉拍小人物的柴米油鹽。“編導們發現全北京的人都可以被拍。收廢品的大爺、抄電表的阿姨、對門在殯儀館上班的小張……用的是‘跟腚拍法’，非常親民。鏡頭不好看，黑咕隆咚的，但收視率很好，觀眾也很好奇，身邊的人每天都干些什么。”吳琦認為那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好時光”，周兵和“舌尖”團隊等都曾在那個大本營里歷練過。“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紅了一陣子后便關注者寥寥。在王小魯看來，“小人物的故事里是必定包含政治的，若淘洗得太干凈，天天油鹽醬醋，把人當生物來拍，其實是讓人乏味的。”

從《生活空間》到《見證》、《人物》，十多年里積攢的觀眾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開播后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收視群體。

近幾年，《故宮》、《敦煌》、《大國崛起》、《公司的力量》等“大制作”紀錄片的熱播又讓我們看到了愈來愈近的甜蜜期，《舌尖上的中國》將這個期待帶入了現實——即便它在單純作為紀錄片的水準上，有業內人士指出存在“7集的內在邏輯不通順”等問題，但沒有影響觀眾的好感。

這些片子也有觸碰到時代脈搏的共同點：它們都擁有好的視覺效果，在像國外商業紀錄片一樣大量使用超大廣角、顯微鏡頭、航拍、高速攝影等手段；在影視行業“做爛戲、圈快錢”的情況下保持了誠懇的態度和精細的制作，同時，在毫無營養的電視臺各色欄目里，唯獨它能帶來有效而真實的信息。

“紀錄片是折扣率最低的文化傳播方式”

說這句話的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何老師說，“用紀錄片來做對外文化傳播的載體，其實是最聰慧的，這也是改善中國紀錄片生態最好的機會。”

理解這句話并不難。紀錄片從制作手法上就是最接近真實的，觀眾在接受時防備也會降到最低，因為“非虛構”三個字已經悄悄地印在腦海里。

把這句話詮釋得最好的，不是中國人，是國家地理頻道、BBC、NKH等國外高質量紀錄片的制作方，以及像雅克·貝漢這樣的導演。

西方人與紀錄片的關系看起來緊密多了。在國家地理頻道的主頁上，我們看到的數字是全球有“173個國家及地區，超過4.35億個家庭用戶”，其中主要的用戶在北美和西歐。這也與《國家地理雜志》120多年來的培養分不開，有許多觀眾是他們的雜志讀者，這是循序漸進的事，畢竟《國家地理雜志》與國內的《華夏地理》2007年才開始版權合作，而國家地理頻道目前在我國也沒有落戶，只能零零星星看到少量節目。

除了長期的培養，對紀錄片的熱愛與西方人骨子里的探險精神、對異域的地理、氣候、生活方式、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好奇心是分不開的。他們對這個世界有比我們更加濃烈的了解的欲望。加上當時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欲望，紀錄片的先驅們具備了天時地利的條件。積累到現在，專家型的導演越來越多，一些人一輩子都在研究一個動物種類，在研究拍攝對象的同時，也研究更加適合的拍攝工具，比如在《探秘北極熊》里，我們可以看到攝制組為北極熊專門定做的“雪球攝影機”和“浮冰攝影機”，唯一的目的就是讓被拍攝對象把攝影機當成“墻上的蒼蠅”。

豐富的經驗讓他們一早就洞悉了何蘇六說的那句話。

法國人在《遷徙的鳥》中只用了三五句解說詞，一切都讓鳥兒的翅膀說話，對動物的世界給予了最大的尊重；《美國國家公園全紀錄》里，出現了許多歷史文獻和老照片，這部片子要講的壓根不是黃石公園有多壯觀，而是美國人在建立國家公園管理機制的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博弈，紀錄片忠實地告訴你他們也發生過在自然保護區強行蓋大壩的行為，當地居民與環保主義者、律師的聯合對抗，獲得一次次勝利，才使得國家公園進入了良性的狀態——這根本就是一部社會制度逐漸健全的“進化史”。

于是，當BBC拿著制作成本幾十萬英鎊的紀錄片《狄更斯》賣給央視《人物》欄目時，吳琦記得對方只收了5000美金。道理再簡單不過，賣到中國時，這部片子的成本不知道已經收回多少次了，但是5000美金卻能換來他們在片子的資料里添上一句：“今年又增加了中國內地1億的觀眾。”

說到底，《舌尖上的中國》該盡早翻譯成英文，發行到海外，這才是足以代表中國的民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