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宋馥李 4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聯合工眾網，發布《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對農民工的“幸福感”、“情緒倦怠感”、“社會距離”、“社會支持”四項指數進行了分析。對農民工幸福感進行解析發現，當前農民工的幸福感主要來源于個人生存層次的需求滿足，由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幸福感最低。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健敏教授表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新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6億，形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農民工的主觀生存感受，也記錄了整個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因此發起此次調查。調查選取全國各省份20個主要用工城市進行對比，數據從從事農民工職介及發展研究的工眾網農民工數據庫（截至調查時共有注冊用戶532.9971萬人）中隨機抽取樣本，由工眾網工眾研究中心采取電話調查方式進行訪問，收集到有效問卷2473份，這是首次針對中國農民工主觀生存感受的調查。
幸福感偏低，生根渺茫
根據《報告》的調查分析，從生存、關系和發展三個維度，來考察農民工的幸福感，而這三個維度，同時對應著農民工對生存、生活、生根的追求。報告顯示，農民工的幸福感，更多來源于個人安全和健康狀況等“生存”層次的幸福感，“關系”層次的幸福感較低，而基于“發展”層次上的幸福感最低。這說明，社會為他們發展和改變社會地位提供的途徑，讓他們更為失望。
工眾網工眾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他們通過“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輩打工的積累，基本能夠滿足生存需求，但他們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平等的享受城市生活，最終在城市生根。但原社會關系被割裂，新社會關系陷真空，致使他們成為了“農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鳥”，生根非常渺茫。
《報告》顯示，不同工作狀態的農民工，幸福感沒有顯著差異，有工作和無工作在很多維度上的幸福感是相同的，這說明工作所帶來的幸福感很低。從用工市場來看，招工難與找工難并存，短工化就業趨勢顯著，有工作崗位，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幸福感，他們并不害怕就業難，而是面臨擇業難，因看不到上升路徑而迷茫。
女性在整體幸福感上高于男性，男性對未來的發展和社會地位等的幸福感都偏低。不同年齡的樣本出現較明顯差異：年輕人（16-25歲）群體在幸福感和社會支持感上都要高于年齡大的群體（26-44歲）。
對于年齡大的農民工，情緒倦怠感更高，社會距離感也略高于年輕群體，他們的主觀生存感受，從各個維度都分析，都相對要差，這說明現代社會需求農民工的工作，主要還是體力工作，年齡增長和經驗積累，沒有帶來幸福感增加，卻因為勞動能力的逐步喪失，產生更多的情緒倦怠感和社會距離。教育程度的限制，也讓年齡較大的農民工感到更加無能為力。
《報告》還顯示，無論在城市生活時間長短，農民工幸福感和情緒倦怠感差異并不顯著。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胡平教授表示：“這說明城市生活并沒有給農民工提供支持來源，城市生活對農民工沒有提供明顯的歸屬感。”
新生代農民工：迷茫的群體
工眾網的另外一項研究發現，新生代使用移動互聯網的比率高達96%，他們通常都使用QQ聊天、QQ空間、騰訊微博，而在微博中最典型的是表現是喜歡轉發，而不喜歡評論或原發。由此可見，他們積極關注這個世界，但因為缺乏歸屬感、認同感，自認為沒有“話語權”而選擇了“沉默”和“圍觀”。
在與新生代農民工交流中發現，他們定義的‘幸福工作’是一份‘體面工作’，體面包括收入體面、硬件環境體面、權益保障完善、有交往有生活，能夠得到尊重關注，可以向上發展。”李久鑫博士表示：“新生代中將近30%都有創業的欲望，但在問到他們具體的規劃時，就一頭霧水。他們渴望向上，但都迷?？床坏桨l展，所以只能通過不斷換工作來尋求解決，但‘短工化’式的就業，并不能為他們帶來實質的提高。”
《報告》的數據顯示，25歲以下農民工群體中31%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等社會地位，68.2%的人認為自己是屬于社會底層。新生代農民工在剛開始打工時滿懷希望，但隨著時間推移，對生活不滿意，工作不滿意，對未來的發展一片渺茫，抱怨越來越多，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幸。
而如果讓農民工再有選擇的可能，46.2%的農民工愿意選擇繼續留在所在的城市，還有23.3%的農民工愿意選擇去別的城市。這些結果說明，就算城市并不是完全接受他們，還是有70%的人愿意留在城市中，而這些人中，新生代農民工占70%以上。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依賴感還是遠高于年齡大的農民工，但是他們并不一定依賴于所在的城市，他們可能更愿意接受城市生活。
李久鑫博士認為：對新生代農民工，除了政策上的扶持，更應該從企業角度呼吁，將“藍灰領的人力資源管理”提上日程，不要僅僅把農民工作為一個人手，更要作為一名有尊嚴的人來管理，對其進行心理疏導及職業發展規劃，第三方社會組織機構也更應發揮積極地作用，讓新生代在面對“迷茫”時知道如何來尋求解決。
泉州最幸福，深圳最差
在全國不同區域和城市，農民工的幸福感也存在差異。于是出現了新的現象，新生代農民工不斷地“用腳投票”、“漂泊”在城市間。數據顯示，中國20個主要用工城市農民工主觀感受存在較大差異：單從幸福感來看，泉州、青島、長沙排名前三，上海（第18位）、東莞（第19位）、深圳（第20位）居末三位。
具體到城市，農民工生存感受差異較大：幸福感最高的前三個城市，分別是泉州、青島、長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東莞、上海。由此可見，幸福感與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直接對應，在很多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特別高，社會經濟競爭并不劇烈的城市，農民工的幸福感會比較高。
在對農民工幸福感進一步從“生存、關系、發展、生活水平、家庭關系、工作學習、社會地位”七個維度時發現：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學習”的維度上排名首位，在“發展”、“生存”維度上排名第二、三位。由此可見，泉州的城市環境及經濟發展可能更適于農民工生活，社會經濟競爭并不非常劇烈，農民工的幸福感會比較高；同時在學習和發展層面給與農民工的機會可能更多。
而進一步分析25歲以下新生代農民工，發現整體農民工的幸福感和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城市排名存在一定的差異，而其中差異最大的是杭州。杭州整體農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杭州的評價明顯低于老一輩農民工的評價。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北京的排序亦低于整體對它的排序，而天津的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提高。
李久鑫認為：新生代農民工不滿足于基本“生存”、追求更多享受和發展的一代，他們渴望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進而在城市“生根”。在上海和浙江的農民工收入，雖然比在中部的農民工收入高，但實際花銷也最大。尤其是杭州和上海等地，房價收入比非常高，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生活”的成本更高，“生根”的夢想更加遙遠，這可能是導致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低的一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