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美國世紀”

在我看來，羅姆尼競選綱領中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其中充斥著一股與時代嚴重脫節的濃厚的冷戰氣息。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或許也正是彌漫于當今美國社會的對“美國衰落”焦慮癥的微妙反映。在文化上并非正統保守派的羅姆尼，在政治卻上是一個保守氣息十足的“鷹派”。

如果說剛剛過去的20世紀是“美國世紀”的話，羅姆尼顯然認為這遠遠不夠，“這個世紀必須是美國世紀。在美國世紀，美國領導自由世界，而自由世界領導全世界。”他還豪情滿懷地說：“上帝創造美國不是讓美國作為多極中的一極”。為此，羅姆尼一再保證，若自己當選總統，將確保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優勢，以制衡俄羅斯、中國及伊朗、巴基斯坦、朝鮮和委內瑞拉等其他潛在對手。他同時將奧巴馬描繪成一個在全球各條戰線上主動退縮、只會到處為美國道歉的軟弱不堪的投降派，“如果你們不希望美國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我就不當美國總統，因為你們現在已經有那樣的總統了。”

即便奧巴馬政府成功地做到了前任共和黨政府多年無能為力的事情——擊斃基地組織頭目奧薩馬·本·拉登和阿瓦爾·奧拉基，也沒有能夠讓羅姆尼稍稍減輕一點對現政府從巴勒斯坦問題及美以關系、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到美俄關系“重啟”、重新構建導彈防御系統等幾乎每一項外交、軍事政策上的指控。在羅姆尼看來，奧巴馬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主動而有步驟地放棄美國的世界領導權”。

不過，此前幾乎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羅姆尼并沒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具體規劃以保持或增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他用并不太得人心的小布什總統的助手打造了自己的國家安全團隊，兜售的骨子里是里根時期“以實力換取和平”的陳舊概念——仿佛撥給國防部更多款、用削減對外援助省下的錢建造更多戰艦，就能自動和輕易地實現這一實際上非常艱難和復雜的目標。

也許是出于選戰的需要，羅姆尼不久前在世界核安全峰會于韓國首爾舉行之際令人驚詫地公開宣稱，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敵人”。自冷戰結束后，還從來沒有一位美國政要如此露骨地擺出與俄羅斯為敵的姿態。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俄羅斯方面的強烈反駁，亦迫使白宮不得不出面解釋說，美國從未將俄羅斯視為敵人。事實上，這種挑釁說法不僅遭到民主黨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強烈反對，也不被兩位資深共和黨議員約翰·麥凱恩和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所接受。當時身在首爾參加峰會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反唇相譏：上述言論“讓我嗅出好萊塢或（過去）某些時期的味道”；他還建議羅姆尼看清楚日歷，“現在是2012年，不是上世紀70年代……”

“與中國對峙”

除了讓伯南克卷鋪蓋走人以外，羅姆尼當上總統的第一天還要做另一件更加轟動的大事，那就是“打擊騙子”——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奧巴馬政府已連續六次拒絕這樣做，而前任共和黨小布什政府更是對國會內民主黨議員在這方面的鼓噪充耳不聞），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反補貼稅”，如果中國不盡快采取行動讓其貨幣自由浮動的話。

如同過去幾屆一樣，中國議題也是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焦點議題。2月16日，羅姆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全面闡述了他的對華政策。羅姆尼主張在經濟、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全方位應對中國的崛起。他毫不掩飾地指出，自己的所謂21世紀應該繼續是“美國世紀”的說法，正是為了回應目前國際上普遍預期的“中國世紀”即將開啟的觀點。雖然文章本身并未挑明，但卻使人產生一種強烈印象，似乎“中國崛起”與“美國世紀”是不相容的。

但是，雖然我們也聽到羅姆尼在許多其他領域里針對中國的一些零星指責——例如去年夏天為了攻擊拜登副總統而抨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是一項“可憎的、野蠻的”政策（當時訪問中國的拜登在四川大學說，他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完全理解”），羅姆尼的對話政策幾乎全部集中于經貿領域。

如果將羅姆尼發表過的無數針對中國的言論簡單概括一下，其核心主題如下：中國在利用國際體系坐享其成的同時卻違反貿易規則。他認為，中國通過操縱人民幣匯率占據了貿易上的優勢，“偷走”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作崗位；同時，中國還“偷竊”了美國的知識產權、專利，使美國蒙受巨大損失。因此他將改變奧巴馬政府在貿易上對中國的“投降”立場，勇敢地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我們不能坐以待斃，任由中國從我們身上碾過。同胞們，眼下正在進行著一場貿易戰爭。”“與中國的貿易戰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我無法容忍我們目前的貿易投降態度。”《華爾街日報》上的那篇文章發表之時，恰逢中國國家副主席訪美并與奧巴馬總統會談。羅姆尼譴責奧巴馬“幾乎在乞求”中國購買美國債券，并稱習近平與美國領導人的會談是“華而不實的客套”。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羅姆尼故意選擇在一國首腦訪美時公開抨擊該國，雖屬選舉需要，但也是十分罕見之舉。

為了證明自己的立場，羅姆尼甚至還在去年8月清空了自己多達150萬美元的所有中國公司股票（其中包括招商局和工商銀行等）投資。而差不多也是在那時，他把在貿易問題上“與中國對峙”（standing　up　to　China）作為其經濟政策的核心。

但羅姆尼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氣勢洶洶的立場卻違背了共和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共和黨堅持的自由市場理念使得它歷來主張不吝嗇地使美國市場保持開放狀態，同時容忍比較貧窮的國家設立貿易壁壘。事實上，在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期間，尤其是后者當政的8年間，也的確是中美兩國貿易關系最好的時期。羅姆尼的種種言論聽起來更像是出自一個來自“鐵銹地帶”（The　rust　belt，泛指歷史上重工業與制造業發達，隨后出現衰弱和工廠大量關閉的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各州）的民主黨議員之口，這令相當一部分美國工商界人士深感擔憂。退出總統候選人資格角逐后宣布支持羅姆尼的洪博培曾在媒體上批評羅姆尼：“在中國問題上，如果你談論就職第一天就大舉提高關稅的話，那么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這種做法罔顧了現實和兩國關系的復雜性。”

新冷戰思維下的危機

從羅姆尼在過去大半年里已經表現出來的言行來看，其政綱的核心可以用“美國必須領導世界”來簡單概括。在后冷戰時代，他試圖調動一切政治、軍事和經濟的資源來竭力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者地位，這使他表現出一種“政右經左”的奇怪混合——在政治上，他幾乎就是里根和兩任布什總統的原封不動的延續；而在經濟上，他卻令人吃驚地像一個動輒訴諸保護主義的傳統民主黨人。羅姆尼身上的冷戰意識，甚至超過了過去20年里他的所有前任，這或許與近年來美國實力的迅速衰落有密切而又曲折的關系——提高美國的國內凝聚力需要一個強大的外部敵人。不幸的是：中國和俄羅斯分別自然而然充當了羅姆尼心目中經濟和軍事上的敵人。然而，這種經過矯飾之后的新式冷戰思維究竟是否真實地反映了21世紀的國際關系并與之形成對應，是極其值得懷疑的。

正如許多觀察家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抨擊中國是美國每逢四年——現在已經擴展在每一個偶數年，因為除了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外還有兩年一輪的議會選舉——必定會上演一次的保留戲目，政客們在競選中為了拉攏選民往往采用強硬言辭，一旦真的當政則幾無例外地要調整立場以適應現實政治的復雜性。但是，就中國而言，如果羅姆尼的口號一再響起甚至日益肆無忌憚，特別是如果在下半年的選戰中他與奧巴馬的選情持續膠著，那就很可能會迫使重壓之下的奧巴馬政府為了回應對手的挑戰而不得不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稍有不慎的話，這不是沒有可能將中美拖入一場嚴重的貿易戰的，那不僅對中美兩國，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將是一場悲劇性的巨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