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韓雨亭 

“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福建省霞浦縣東部一座海港小鎮——三沙鎮，中午兩點一刻左右，在一條幽深巷道的裁縫鋪里，幾名中年婦女陸續來到店里面。這里是一處規模不大的“標會”，裁縫鋪老板娘就是“會首”，她由參與會員共同推舉，那幾名中年婦女就是“會腳”。

按照標會的規則，他們會定期舉辦投標聚會，按各自資金需求情況以及能承受的利息來競標。兩點半，這個空間狹促的裁縫鋪即將舉行“投標”。

距離投標時間還差十多分鐘，會員們坐在凳子上用本地話閑聊，時不時發出會心笑聲?？瓷先ゴ蠹冶舜讼嗍?，而標會本身就是熟人社會的產物——它的信用建立在互相知根知底的基礎之上。

時間到了，“會首”抬手看了下手表，宣布投標開始。沒有想象中的戲劇化場景，投標程序安靜而簡短，甚至有些枯燥無味。每個“會腳”都會在一張小紙條寫上自己給出的利息標準，放到一個封閉的紙箱，然后由“會首”當眾打開……共花了不到10分鐘，就結束了。

此次得標的是一位場外的“會腳”，他委托了一名在現場的會員幫忙投標，最后以900多元的全場最高利息，獲得了這筆幾萬元的會費。根據現場會員的說法，他獲得這筆錢主要是為了在外地做生意。當天下午，“會首”就把這筆錢打到了他的銀行賬戶。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古老傳統的“小錢換大錢”的融資游戲，也是作為標會的迷人之處。相比審批程序嚴苛而低效的國營銀行，當地人顯然更喜歡用這種方式來貸款。

40歲的王莉說：“這是我們從小被培養出的一種經濟意識，我為什么喜歡標會？很簡單，如果我急需用錢的時候，無需向任何人低三下四、看人臉色的四處借債，只要去堂堂正正‘標’回來用就行了。”她是三沙鎮一所學校的老師，經常參加標會。

在她的敘述中，標會的好處顯而易見。首先，它具有鄉村社會特色的“互助性”，例如對于那些應對婚喪嫁娶、孩子上學等各種急需用錢的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通過標會，而不是四處舉債的方式去籌募資金，只要最后準時分期還款就行了。其次，沒有標到錢的人則可以賺取利息；“會首”更可以從中得到免費使用資金——當地許多精明的“會首”因此發跡。

王莉每月工資收入是3000多元，如果再加上利用業余時間給學生的補課收入，她每月的固定收入能達到5000元左右。

每個月扣除自己要花掉2000多元，她把剩余的3000多元全部放出去做“會”，這是她認為最穩妥和安全的理財之道。

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我向別人借5000元，我每月要還200元的利息，但本金一直都在。如果我從標會把這5000元標回來，每月還本金100元，利息30元，只要三四年時間，我這錢就全部還掉了。”

可能外地人完全無法想象互助性標會在福建很多地區文化和生活層面的影響力，霞浦縣當地一名政府官員的描繪是：“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天使與魔鬼

王莉從小在霞浦三沙鎮長大，她很喜歡這座海濱小鎮的美景和海鮮，她自己的房子買在了福州，每周末她都要坐車回福州與丈夫、女兒團聚。“我生活在小鎮上很愜意，因為這是熟人社會，很多都是從小跟我玩到大的。”

這也是王莉敢大膽做標會的外部環境，“不熟不貸”是傳統標會普遍遵守的規則。

另一個讓她放心的因素是；三沙鎮沒有大工廠，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是根據自身能力去做會錢，所以不會出現大狀況。生活在一個鎮上，大家都會大致知道你的職業和收入的情況。如果中途有人跑了，那也損失不大。

福建社會科學院曾經推出了一份研究報告分析認為：“標會在江南、沿海等地區經久不衰，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和社會原因。”事實上，歷來中國沿海都是民營經濟的活躍地區，改革開放后，福建、浙江、廣東等地民營經濟異?；钴S，這形成了龐大的民間閑置資本。

廈門大學金融系副主任陳善昂也認為：“由于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起步快，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需求量特別大，而民間資金也比較活躍，在此種情形下標會就必然盛行。”

在閩東地區的農村，每到上學高峰期，標會就在鄰居、親戚和朋友間風行起來。在城市，無論是公司白領還是家庭主婦，包括許多公務員都參與其中。

標會作為民間資本杠桿能解決多種問題：送孩子讀書上學，購買房屋、家具、家電，做生意……福建寧德、泉州等地區，多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標會十分常見，本金也呈梯次上升：百元、千元到萬元，往往一場標會能在幾分鐘內籌集數百萬資金。

福安一名從事機電行業的商人告訴記者：“如果從銀行貸款300萬元，經過銀行利息和擔保公司一盤剝，拿到我手上的現金只有100多萬，現在誰敢問銀行借錢？”

天使與魔鬼只有一步之遙，傳統的標會，也常常因為游走在國家政策邊緣地帶，異化成了“龐氏騙局”式的瘋狂游戲。

福安城距離霞浦縣30多公里，2003年，中國大面積缺電為福安電機業創造了契機，讓福安的民間資本釋放出了其巨大能量。這時標會崛起，但很快變得瘋狂而失控。2004年，福安“會首”陳麗萱身陷囹圄，涉案金額高達3億元。2006年，另一個“會首”李住自首投案，引發了連鎖“倒會”效應，迅速席卷了福安地區。

據統計，此次倒會風潮涉及25億元，65萬人口的小城市，80%的家庭卷入了風波。為追討債務，福安曾發生多起暴力事件。

1992年，福安曾經崩過一次會，對福安的影響很大，“清會”整整花了4年時間。

肖建就是在1992年那次崩會中“受傷的”，他說：“我們家庭也受到了影響，損失了2萬多元。”

當時，他剛到政府上班，突然發現周圍所有人幾乎都在做“會”，他的夫人無法抵擋高利益的誘惑，參加了一種異變的標會——“日日會”。

在福建省打擊標會前，福安許多地方民間標會從月會變成了周會、日日會，標會資金規模也暴漲，滑向危險的邊緣。

這種標會的產生與福安當時畸形的經濟結構密不可分，各個行業都沒有起來，充滿欲望的民間資本又急于尋找一個出口。部分標會用高利息回報作為誘餌，而能實現它高利潤的只有一個地方——賭場。

標會的瘋狂讓肖建隱約不安。他憑借自己常識推斷“肯定要倒，只是遲早的問題”，但很快這種淺淺的不安被更猛烈的狂熱替代了。

他說：“我確實看到早期很多人賺到了錢，頂峰時期，投1000元，每月能賺到500元左右。”雖然他知道這個游戲遲早會崩塌，但他僥幸地認為“自己絕不會是最后一個”。

但現實給了他一個教訓。作為“會腳”，他每天按時給標會繳納1000元會費，交了28天，正當他期待著月底分紅結算時——“會首”跑了。

因為那次倒會風波涉及面廣，為了安撫民意，維持社會穩定，福安政府設立了“清會辦”，專門處理標會糾紛，公安機關也抓捕了一些人。事實上倒會以后，大量的財富縮水，“會腳”們不可能完全把錢拿回來，“清會辦”最常采用的手段——打折，不管怎樣，能拿到錢已經算是幸運了。

肖建一分錢都沒有拿回來。

在福建閩東的福安等縣市，有一個叫“治會辦”或“治標辦”的官方機構，它們均被當地人戲稱為替標會收拾爛攤子的維持會。據福安當地人介紹，福安市政府“清會辦”一直沒有撤銷，現在市民辦一些事必須經過“清會辦”這一道關，離婚、辦公司、賣房等，凡是涉及財產轉移的，都必須“清會辦”證明，如果有標會經濟糾紛的，“清會辦”不給開證明。

因為標會已變成一種風氣，所以當地政府也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地一名知情者說：“很多政府官員本身自己就在做‘會’，你讓他們怎么管？”

“為什么只是溫州？”

在鄉土社會，熟人規則、宗族關系以及傳統文化中，標會更像一個法律之外的社會調控秩序，它目前面臨的更大障礙可能就是——法律。

因為民間融資違反了現行的國家金融管理政策和法律，這使得標會一直無法納入監管體系，始終徘徊在危險的邊緣，所以每次“倒會”的故事都差不多：瘋狂——崩盤——鬧事——政府收場。

邊緣的生存狀態很容易讓標會進入到無序的困境。與親朋好友、鄰里鄉親組成以互信作為基礎的傳統標會相比，具有營利性的地下標會參與人員就相對比較復雜一點。“會首”通常會放寬入會條件，不考察，也不限制，輕率地答應第三者入會，甚至有人利用缺乏監管的漏洞，把資金用作賭博或者放高利貸。

沒有互信紐帶的標會猶如空中的風箏，一旦出現誰不交標金或者攜款潛逃，標會的資金鏈就會立刻斷裂。

2011年8月，福鼎市點頭鎮再次發生民間標會“倒會”事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波及到周邊鄉鎮，涉及6000人，資金規模1.9億元，一名參與人員因被逼債跳樓自殺。民眾把怒火延伸到了政府，將鎮政府圍得水泄不通。

為此福鼎市立即成立了“清會辦”，進駐點頭鎮開展標會清理整治。

本報記者聯系到點頭鎮清會辦相關負責人，希望了解工作進度，但他們均表示是政府臨時抽調，不愿意接受采訪。

“這跟政府監管體系有很大關系，政府對這種民間融資基本上是不聞不問，也沒有用法律來確認和規范這個行業的存在。”福建韓誠律師事務所羅興聲說。作為福安本地的一名律師，他代理了許多關于標會的案件。

在他接的案件中，幾乎每個案件涉及的金額都上百萬，因為每個“會首”都做了很多場會，所以滾動的資金量很大。委托他的通常兩種情況，“會首”聘請他，希望為他做刑事辯護，因為公安機關一般會將其作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立案。如果“會腳”聘請他，出發點很簡單，只要拿到錢就行，也不希望“會首”判刑——這對于他們沒任何益處。“我為當事人爭取權益的空間很小，因為中國法律是按照金額量刑，但這又往往沒明確界定。”羅興聲說。

在寧德地區，這條用法律途徑解決標會糾紛的大門逐漸關閉。2006年，寧德市中級人民法律做了一個批示：不再受理標會案件。

羅興聲律師分析，寧德中院做出這個決定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寧德地區關于標會案件，涉及的面太大；其二，標會案件完全交由“清會辦”負責。

但問題是，“清會辦”只是一個臨時性機構，在法律上沒有確認，無法擁有強制行政手段。

沒有身份的界定，這意味著民間標會只能徘徊在法律邊緣，在高收益率與高風險中戰戰兢兢前行。

福安市區海鮮餐廳，一名標會成員全神貫注地看著電視上播放經濟學家熱議國務院決定將溫州作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允許民間資本建立村鎮銀行的新聞，對此他有些羨慕嫉妒恨：“為什么只是溫州？”（王莉、肖建均為化名，《海峽消費報》記者林長生對此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