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開國之初，詩人怎能不歌唱？新中國，詩意盎然的政治領袖曾在期盼中將她比作隱約在遙遠地平線上已露出桅桿的航船、躁動于母腹中的嬰兒、噴薄欲出的紅日，如今駛近了、誕生了、日出了。詩人們怎能不歌唱？他們歌唱領袖，歌唱祖國，歌唱新時代，歌唱勞動者，頌歌當然是50年代初詩壇主旋律。
但是唱頌歌的詩人也會挨批評。
1950年5月15日胡風致艾青信：“我到上海三個月了，什么也沒有寫。一動筆就要挨罵。覺得有趣得很。而且，不動筆也要挨罵，因為國統期寫過一點的?，F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會后說的話：不能給國統區作家有創作機會。但當然，國統區作家也大約不是一概而論的。”胡風的遭遇是老問題了，在他這位國統區左翼作家與“正統”左派之間早就存在著思想的分歧與派系的糾葛，胡風處境尷尬。
他的頌歌之作《時間開始了》，也被認為是“依然用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眼光、情感、手法，去看，去表現”（臧克家），黃藥眠更為直截了當，撰文說：“我認為這首詩是寫失敗了的，這原因是作者沒有群眾觀點，不了解革命，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正因為作者自己缺乏他所要歌頌的英雄們的素質，因此在歌頌革命，歌頌領袖，歌頌人民的時候，他并不能夠把握到真實。他往往逞他自己一時沖動性的熱情，一片空喊，而中間更間雜著許多作者個人自己的述哀，私人的牢騷，和從過去殘留下來的失敗主義的哀傷，這就使得他的詩篇失色了，因為有著這許多缺點，所以他的社會效果也是不會好的，它既不能加深讀者們對于革命的了解，又不能提高他們的斗爭意志，更不能代表人民表現出革命勝利后，樂觀和鼓舞之情。”
似乎，“寫什么”和“怎么寫”之外，還有一個“誰來寫”的問題。“小資產階級”的胡風，盡管前置一個“革命的”定語，似乎也不配歌頌英雄，不配唱頌歌。這仿佛是貢獻于神案的貢果，遭到了嫌厭。
詩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種情況。這位寫詩好似將優雅的謎題隱藏在精致的七巧板上又閑閑地打亂了的詩人，被人指責的最大“缺點”是晦澀難懂。他的《天安門四重奏》，發表于1951年出版的《新觀察》第二卷第一期，當時就受到批評?！段乃噲蟆房亲x者來信，都是這樣的題目：《不要把詩變成難懂的謎語》、《我們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說，作者過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將一些字句輕易省略、倒置，創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墮五里霧中；詩的主題是歌頌天安門歌頌新中國，但是整個詩篇所給予讀者的，只是一些支離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種迷離恍惚的感覺。
寫過“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以及“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的卞之琳，在這新時代里遇到新問題，他在一篇檢討中說：“我當初以為《新觀察》的讀眾大多數也就是舊《觀察》的讀眾，只是刊物從本質上變了，讀眾也從本質上改造了。我以為這些知識分子對這種寫法大致還看得慣，那么只要詩中的思想性還夠，多多少少會起一點好作用?，F在我知道我的估計錯了?！缎掠^察》的讀眾面擴大了，我應該——而沒有——擴大我對讀眾負責的精神。這是第一點。其次，我以為一般讀眾，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還會放過不看的。我的估計又錯了?，F在讀眾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認真地讀起來，讀得徹底，什么疑難也不肯放過的，我應該——而沒有——加深我對讀眾負責的精神?？傊?，我了解世界是變了，可是還沒有明確的，具體的體會到變的深度，深到什么樣子。這主要是因為我這些年在教書與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實踐。”
顯然他有點懵懂，咋回事？原來也這么寫，也有人看不懂，也沒咋樣，現在讀者咋都這么認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變？但有一點他懂了：世界變了。
新世界需要一種確定的、明朗的美學范式，哪里要“四重奏”？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服務政治的文藝——這是《講話》后已然明確的方向，一切詩人，不論你的來路，終究要走到這條大路上來。像田間激動的表白那樣——“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能夠在毛澤東大旗下做一名戰士，使我能夠在毛澤東時代做一個詩人。毛主席使我得到了一個尊貴的稱號：‘戰士’”——其實，全中國的詩人已變成了戰士，聽從指揮，步伐一致?？纯此勾罅质攀罆r，中國詩人的反映——《文藝報》刊載了田間《悼詞》、馮雪峰《我們的父親》等詩，《人民日報》悼詩陣容更大，刊有蔡其矯《在悲痛的日子里》、胡風《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你活在我們的血里，你活在我們的心里！》、田間《寄到紅場》、呂劍《誰說你離開了我們》、嚴辰《心的花圈》、王亞平《悼不朽的巨人》、力揚《高舉斯大林的旗幟前進》等詩。沒有一絲雜音。
歌頌毛主席的詩，自然是很多，文藝界還專門討論過。戈壁舟詩作《咱毛主席偉大無比》，被認為是只在比喻上下工夫，缺乏較深刻的思想內容。作者主觀意圖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以歌頌毛主席的“燈塔”、“舵手”、“太陽”一類的比喻，尋找新的比喻，這意圖是好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對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革命這一偉大事業的深刻了解，僅僅從形式上追求新鮮，結果便用了許多如“千里眼”、“順風耳”、“菩薩”之類的不妥當的比喻。有詩人將毛主席稱作“太陽的兄長”，也被認為很不妥。
歌頌的主旋律不容許有諷刺。沙鷗本來是50年代初當紅詩人，一不留神寫了一首諷刺詩，遭到批評。他檢討中說：“寫《驢大夫》的動機是由于樓適夷同志的小孩，因為華北人民醫院的疏忽而不治身死的事件所引起的，但并不是針對華北人民醫院而寫，我當時的企圖是用那一較典型的事實來揭露官僚主義作風對革命工作的危害。”“在《驢大夫》這篇詩中存在著的主要缺點有兩個，即是政策觀點錯亂與立場不穩……”一頓檢討。
在詩人們積極蛻變的同時，具有天然先進性的工農兵詩人受到表彰。當時出了一位農民詩人王老九，據《人民日報》報道，他的詩傳遍了陜西農村。有個農村讀報組，每見報上有王老九的快板詩時，組員們非叫念兩三遍不可。為了學文化、學政策（過去多少識下幾個字），王老九專門買了一副老花眼鏡，每天歇晌、睡覺前總要看書讀報，幾十年沒有握過筆的手又重新練習寫字了。“兩年多的時間，這位種著三十畝地的老人，守燈熬夜，費盡思索，編出了二十八篇歌頌新社會新人物的快板詩。這些作品都緊緊地配合著當前每一個重大運動。當國家號召農民儲棉售棉的時候，他就及時地編出了《老張愛國賣棉花》，當莊稼青黃不接，需要展開自由借貸生產自救的時候，他又編出了《度春荒》”。
從后續的報道看，這個農民詩人其實是當地記者樹的典型，有些詩是手把手寫出來的。王老九可以說是后來“文革”中小靳莊農民的“遠親”。
作為老作家的茅盾，在1953年二次文代會上茅盾發言中熱切地贊揚了新進作家，特別是其中的工農作家，指出：“他們的前途是遠大的，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主要將依靠這一新的隊伍而成長。”這個判斷，實際上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1949年以前作家都PASS過去了。
盡管如此，盡管動輒受批判，詩人豪興未減，都在努力改造自己，要寫出新時代的頌歌。卞之琳嘗試采用民族民間的形式寫通俗易懂的詩歌，寫《搓稻繩》、《收稻》、《采菱》等，當然還是有人看不懂；沙鷗諷刺詩的對象都是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了，政治正確；胡風依然固執己見，但很快他的問題就不單是文藝思想問題，而上升為反黨反革命的政治問題了。
其實，被胡風目為“正統”的何其芳對于當時詩壇情形倒也有幾分惆悵。在詩與順口溜、打油詩混為一談的時候，他卻在一次講座中正兒八經地講“什么是詩”，并在文章中抱怨當前好詩太少。這位年輕時聽“麋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喜歡“檐雨說出的故事”的詩人，經過革命政治洗禮，也似乎難以徹底放棄詩藝底線；特別是當時大有向“民族形式”“民族傳統”一邊倒，甚至向格律詩、舊體詩復古的時候，他著文明確指出，五四以來白話新詩已經成為寶貴的、應該繼承的傳統（詩人馮至也有類似的難能可貴的學術性表達）——而當時，以白話新詩《女神》開創新詩時代的郭沫若在被問到當代人寫舊體詩的現象，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形式不重要，要看詩的內容。原來在開國之初，五四白話新詩的一脈傳統就受到挑戰和毀棄，這是最近讀劉福春先生著《中國新詩編年史》手稿時才恍然意識到的。
也是在劉福春先生的手稿中看到的：在開國之初的四年里，據不完全統計，僅單行本詩集就出版了一百五十九種，更不用說那些散篇之多了。詩人們仍在歌唱，盡管其中能流傳至今的詩篇寥寥無幾。（本文史料引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劉福春先生著《中國新詩編年史》。致謝?。?/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