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編輯《新文學史料》，每天接觸的作者、讀者都是歷史愛好者，念天地之悠悠，發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閑來穿越，回到過往，體味彼時那人那事那情境，頗多歷史意趣。曾國藩指點他的六弟讀書，說“讀史之法，莫妙于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于其間”，“恍如接其人”、“親其事”——這說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約從4月開始，國內報刊就漸漸地開始刊登有關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毛澤東《講話》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請作家們自由選抄《講話》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為藝術。也有學者研究當時參會人數，具體到名字，真是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參加了，但在那張著名的歷史性合影照片中卻不見其身影，據考證有人是臨時有事，有人不巧去廁所了，結果錯過了照相；有人沒有參會——參會人都是受邀的——但趕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進了那個歷史瞬間，聽見毛主席喊：丁玲在哪里呀？坐近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啦……

七十年，一甲子還要再加十年，真是遼遠的過去了。當年恭逢其盛、參加了座談會聆聽了講話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當時不在會場，留在《解放日報》值班，經手編發座談會相關文章，并最終親手編發《講話》。老先生90多歲了，記憶力超好，身體也棒，幾個月前親赴延安參加紀念大會，會上會下被邀發言、被采訪，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悅。他去延安前即給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親歷的歷史細節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對歷年來相關史料的梳理，總體上反映了座談會前后的歷史概貌。

《講話》在座談會上講完后，并沒有馬上發表，真正發表的時間已是一年半后的1943年10月了。這期間為什么不發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憶，當時報社領導多次催促毛主席發表，毛都說“不要急，要多考慮考慮，慎重些”，而且最后在清樣上還有改動，據說在毛延安時期發表文章中，《講話》是清樣上改動最多的。黎辛先生后悔當時沒將這些改動的清樣保留下來。在中間這一年半時間里，《解放日報》刊發什么呢？因為座談會討論得不好——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所以毛指示《解放日報》特辟一個“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陸續刊登了《恩格斯論現實主義》《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拉法格論作家與生活》《列寧論文學》以及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當然是為了統一思想，《講話》中涉及的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工作的任務，都可以在這些馬列經典中找到思想淵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解放日報》在對會議的報道中才首次披露了《講話》部分內容，如“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凱豐、陳云、劉少奇、博古等高層領導人也紛紛講話。陳云《反對自視特殊與自高自大》提出樹立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分工的觀念，不應抱著“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的態度；凱豐《到前方到鄉村成為群眾一分子》，劉少奇也鼓勵大家到農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給報紙寫通訊報告作品，總之高層表態都刊登出來。最后是作家們積極表態文章陸續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陳學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藝術觀，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系。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吳滿有》《田保霖》等出現時，毛主席覺得時機成熟了，才將《講話》拿出來，并以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這個由頭，經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報》上。

黎辛文中還回憶1981年胡喬木多次通過秘書指示新聞出版局重新翻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盡管許多權威翻譯家如師哲、曹靖華都認為不必重譯，最后列寧這篇文章還是被改題重譯了，新題為《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以“出版物”代替“文學”，為什么這樣改？黎辛先生說是為了躲避反對意見。黎辛還回憶1982年胡喬木指示賀敬之今后不必年年紀念《講話》，五年紀念一次。胡喬木，這位當年親手整理《講話》手稿的人，基于何種考慮做這個決定？這又將涉及一系列復雜的當代史料了，一時也難深入探討。但黎辛當時和現在都不滿意這個決定。

二

巧的是，就在刊發黎辛先生回憶文章的同期，也刊發了曾是王實味的學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緋石）的回憶錄。是歷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讓后人回憶1942年時不單記得盛會與偉人，也記著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記得那個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當年在延安，薄平與王實味朝夕相處，但年紀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實味這個人。半個多世紀后，當她本人歷盡滄桑、特別是間接了解了王實味罹難前后的史實，她激動了，往事歷歷，匯涌筆端，讓我們隨她近距離認識那個生活中的王實味——他不抽煙，不喝酒，不參加娛樂活動，每天伏案翻譯，從事他自認神圣的革命事業。路上遇見編譯部同事，他盡量繞著走，也不愿意將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紹給大家，妻子在窯洞外唱歌，他趕緊拉她回來，說愛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愛的人要藏起來；同事來敲門，他只開一道門縫，說幾句趕緊關門，怕人家把虱子帶進來。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簡單，廢話少說。”“避開那些無關的企圖看熱鬧無聊好奇的庸人，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對炊事員、紅小鬼他卻熱情親切，路上遇到拾糞老農，他會把腳邊的干糞蛋幫著踢過去。對妻子好極了。那時他們也是延安眾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對，每逢周末，王實味都把窯洞收拾得整潔溫馨，瓶里插著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燉著肉，有時還請妻子去館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縫，還··定規劃要把妻子培養成翻譯家，要她走路背單詞……這樣一個生活中的王實味，是以往關于他的冤案的文章中從未涉及的。

中國向來有所謂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談歷史真實，因為正史有可能粉飾、抹殺，野史也可能是“賈雨村言”；想說的是，來自個人、民間的回憶往往行文風格不同，簡單、直接、見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復雜，頭緒多，盤子大，橫看成嶺側成峰，加之還有不能公開的“機要”、“密檔”，所以下筆游移、顧忌，讀者讀來自然不爽利，也沒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學史料》刊出的兩個作家的專輯，郭沫若與何其芳，都是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黨的文藝官員，有關他們的史料，該多么豐富有看頭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開的吧。

三

也許最終只能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卻永遠達不到那真實？努力，進一步也是好的。

關于《白毛女》、《紅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紅色經典的形成過程，別具歷史探詢之意趣。據王林1946年日記記錄的賀敬之報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時，沒有將萬惡的地主黃世仁槍斃，因為“怕左了”；結果魯藝伙夫切肉時都憤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說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毛主張槍決地主惡霸。劉少奇在某次報告中也說，不槍決此惡地主是右傾的具體表現。而據孔昭琪回憶，解放前在他家鄉山東阜平縣龍泉鄉老革命根據地演出的《白毛女》，情節上與后來的經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兒遭強暴與欺騙后，還對黃世仁有幻想。當黃家上上下下忙著為黃世仁辦喜事時，張二家的拿起正趕制的新衣朝喜兒身上比，喜兒接下來有這樣的唱詞：穆仁智說我該高興，少東家叫我把日子等；張二嬸子將衣來比，不由我紅喜喜在心里。——比后來經典中的喜兒，階級覺悟可是差多了，卻是真實的。但當時中委們提意見：如果農民群眾也無力量，那么最后農民的解放是從何而來呢？

在紅色經典誕生之初，眾作家評價不一。王林1947年日記記載一次丁玲主持的討論創作問題的會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說《白毛女》的創作是魯藝想搞一個大形式以壓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氣森人（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廟里，筆者注）；艾青說是先有主題而后找生活。丁玲又說《白毛女》的風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記里注明：這話不大正確，《白毛女》還是深為群眾愛好的。但王林本人對《白毛女》也并不認為藝術上成功，覺得內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知識分子老革命的王林，當時還和后來的著名導演崔嵬琢磨怎樣處理情節更精彩呢。他還拿托爾斯泰《復活》做比較，認為內容也平常，也是一個佃女被強奸后被拋棄，認為只是階級觀點不同罷了。據說，當時群眾愛看《白毛女》，但文藝專家對這戲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見。有個張季純還寫文章挖苦一大頓，被陸定一看到，說：這些文藝人還應該整風。

日記、書信往往比隔了幾十年后的回憶更真實，因為除了記憶的不盡可靠外，還有回憶時的主觀態度的影響。對同一件事，有時會有不同回憶，是史料的“羅生門”。我們能做的是：讓方方面面的人都來說，眾聲喧嘩中，讓事實真相凸顯。

四

我們向歷史扣問的，也許都緣于我們現實當下的困惑；我們向歷史尋求的，都是我們亟需的慰藉。

關于魯迅、胡風、聶紺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樂于刊發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經歷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大事件、寫出重要作品，也因為他們的人格魅力。有些歷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聶紺弩，他的特立獨行、旁逸斜出，即使在歷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別具風神，吸引后人不斷追憶。

孫郁文章別開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說魯迅的史料，試圖向我們展示一種歷史真實，即，在官方評價之外，在媒體宣介之前，魯迅在眾人眼中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據細膩，詳查至魯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經濟狀況，人口房產田地，有數據有圖表，可以說將這個題目作盡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魯研界里無高手，其實，比較而言，研究魯迅的學者還是水準很高的。聶紺弩致胡風信，也是非常珍貴的史料——那是梅志當年冒著風險藏在舊衣服口袋里保存下來的，因為詩好情長實在舍不得燒掉。覆巢危卵的狀態下，聶紺弩與胡風、梅志，三個都是困在風暴中心的人，卻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地切磋詩藝；為了聽到老友真實的意見，老聶還頗為孩子氣地將自己的詩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詩，請胡風臧否品評……今天,我們遙想當時情形，能不感佩這種大氣魄、大風流者乎！而一組胡風的集外佚文也相當震撼——當我們展讀胡風致周揚信、致文學家辭典編委會信，有被擊打般的震撼——強烈感受著他對文學對歷史的嚴肅求真的態度，由衷欽敬他雖罹文字獄、“三十萬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執于真實。骨頭是真的硬。

近年來，眾聲喧嘩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并不喜歡胡風這個人。其實關于這一點，魯迅生前就下過判詞，說胡風性格直，易于招怨。這些不喜歡胡風的史料表達，豐富了對于歷史人物復雜性的認知，也是接近歷史真實的努力；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最終還是大處著眼。而對聶紺弩，我們也許太欣賞他猶如天馬行空般的個性、魏晉人物似的超脫塵俗的神髓，往往將他想得飄飄然神仙似的。其實，誰能完全擺脫現實的一地雞毛？魯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頭”啊。只有認清這一點，我們才更明白“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丈夫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是個什么氣派。

由胡風想到趙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后，詩人邵燕祥寫信給他，其中有這樣的話：在最近一期 《史料》上拜讀你的回憶，對《詩號角》的詳盡敘述，并你為之落難的始末，終篇時竟為之落淚。這不僅是你們夫婦倆、我、陳牧黎風、李致遠的遭遇，這是20、30、

40年代幾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歷程，那時的我們，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國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弱點，但誰想到千百萬人會陷入謊言的泥坑、預設的網羅、暴力的脅迫之中呢？

那文章，是作者趙立生先生送到編輯部的，那天下午，我聽趙先生講他的往事。老人輕松的語氣不能減輕往事的沉重。但看他從坎坷的經歷中走過來，保持著儒雅矜持的風度，擁有健康的身體，甚至電腦也玩得好，辦事能力也很強，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種勝利呢。

與薄平老人一樣，趙立生先生也是幸運的，都以80、90高齡幸運而自由地回憶過去。

五

能夠呈現的史料是幸運的，但同時我們總是懸想那些正在滑向歷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當年輕的曹禺狂熱追求女同學鄭秀的時候，也正是他演戲、寫戲近乎癡狂的時候。從那時起，在很短的時間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橫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劇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誕育在這個時候。此后，曹禺再不曾有過這樣輝煌的創造日。那么，名劇是怎樣寫出的？劇作家的寫作狀態如何?凡此種種都即時地展現在致鄭秀的百余封情書里。而如此珍貴的新文學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燒毀，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兒在不盡的悔憾中的追憶。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終久湮沒？

而另一種現象是，隨著單個作家被組織起來，組織的力量日漸凸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作家必須表態，組織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動態。在即將出版的今年最后一期頭條刊出的《文聯舊檔案：老舍、張恨水、沈從文訪問紀要》，就是從五六十年代組織上對包括作家在內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訪問調查報告中檢出的。輯錄人賈俊學先生，長期致力于舊文檔案的搜集，從潘家園舊貨中淘出了珍貴文獻，豐富了我們對于歷史的認知，為文學史家、歷史學家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這是西方史學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嗎？也許可以稱為“另類口述史”吧？當屬于具有中國特色的另類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調材料”等等，都屬此類。之所以“另類”，就在于當他開口，他已意識到他面對的是組織，是在向組織說。說什么？怎么說？要考慮。

即便如此，也足見大作家們的真性情——精彩極了。老舍侃侃而談：

每天坐在這小屋里能寫些什么東西？還不凈是寫些應景、趕任務的文章。一會兒這個記者，那個電話，再不然就是電報。講起來都是最要緊的文章。有時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見來寫文章。譬如，蘇聯火箭上了天，新華社所發表的消息也就50個字，我怎會可能寫更多的？只有湊合一首詩來歌頌一番。實在這樣的詩我自己都懶得看。要是真正搞創作，能寫出像樣的東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邊去才行。但我這條腿，這一身病，到下邊去怎么辦？不是給地方上添麻煩？農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F在還不是照樣吃窩窩頭就咸菜，連白菜都買不到。住的就更不成問題了，可以隨遇而安。成問題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煙。這是我一輩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邊又怎能與勞動人民共甘苦，這一條就得受批評，咱特殊了。不過，麥秋時，我還要到安國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氣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段時間，即便不參加勞動，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來就倒下了。去張家口的參觀訪問，也是因為這條腿而臨陣脫逃的?，F在我穿著金絲猴皮毛褲，腿還發涼呢……

是不是仿佛坐在老舍先生對面，我們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