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

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鐵錘、鐮刀的紅旗緩緩降下，一個雄踞歐亞大陸達70年之久的帝國宣告解體。20年后，數萬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廣場、公園、市中心大街，抗議國家杜馬選舉結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體制發起沖擊。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第一次面臨如此嚴峻的政治考驗。

時值歲末，我讀雅科夫列夫的回憶錄《霧靄》。

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回憶錄。

雖然個人經歷的線索相當清晰，像童年時代，讀書及軍旅生活，從事不同的職業，從報社編輯到政府官員，書中都有所敘述，但是，由此帶出的另一條線索——俄羅斯的命運史、變革史，尤其是蘇聯時期的歷史——占有更大的篇幅。顯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僅僅作為孤單的個人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苦難的親歷者，為歷史作證。

回憶錄從斯托雷平改革說起。作者稱斯托雷平為“俄國的偉大兒子”，給予高度的評價。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純屬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國外的列寧還說革命將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見對于革命，他并沒有足夠的規劃和準備。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對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唯是多余的暴力行動，它將一種破壞性強加給了俄羅斯。在作者看來，俄羅斯的災難并非始于斯大林時代，源頭乃直接來自列寧，來自革命，以及它所確立的集權制本身。

革命的破壞力，首先是對人類生命和生存權利的剝奪。十月勝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筆墨敘述殺害沙皇全家的慘劇，緊接著是肅反，查封報紙，監視和逮捕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黨人，集體流放知識分子，在文化、科學界發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動。書中寫到對付神職人員的殘酷手段，如剝頭皮，在沸騰焦油的大鍋里煎熬，用熔化的鉛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繼余糧收集制、禁止自由貿易、強制勞役之后，當局出動軍隊，對農村實行直接占領。部隊武裝配有火炮、裝甲車，直到飛機。不愿交出糧食的農民即宣布為“人民公敵”，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并瓜分財產。有一個馬林斯基縣，將被捕的富裕農民統統勒死。農民起來造反所受的鎮壓，其嚴厲程度可想而知，整個過程廣泛使用人質和連環保制度，甚至不惜動用“窒息性毒氣”。其實，作為專制工具而被利用的軍隊同樣不能幸免于難。戰爭期間，僅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人數，就有15個師之多。

監禁、流放、死亡，各種奴役和恐怖籠蓋了全蘇聯。過去，我們一直把蘇聯的厄運同斯大林的名字連在一起。的確，時至斯大林時代，“紅色恐怖”達于極點。但是，在書中可以看到，沒有哪一個虐待或殺人項目純出于斯大林的發明。就連因為在信中議論斯大林而犯禁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寫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過后不久建立起來的?！豆爬袢簫u》中囚犯的慘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讀；及至讀到本書關于“兒童古拉格”一節，才曉得人世間還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2002年，俄羅斯出版檔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們》，至今沒有中譯本。我是在本書中得以了解這些毫無抵御能力的絕對弱勢的廣大兒童，在蘇聯體制下的生存狀況。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營起，就拿兒童當人質，兒童隨同父母一起被判決成為合法。1920年，阿爾漢格爾斯克市的肅反人員槍殺12至16歲兒童，因此該市被稱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現象作斗爭的決定》，明令追究12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并可對其采取一切刑事懲罰措施，包括極刑。1937年8月葉若夫發出命令《關于對祖國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鎮壓行動》，規定對15歲以上“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兒童均立案偵查，并視年齡、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關進集中營，或者遷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內務部又頒布了關于在少年勞動營建立情報通報網的決定。在衛國戰爭期間，大批兒童被驅趕至中亞、哈薩克斯坦和東部地區，當時，“移民”死亡率每年高達27％，其中大部分是兒童。蘇維埃政權根據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專門的兒童懲戒系統，包括兒童集中營和兒童管教所、機動的接受分配站、專設的保育院和托兒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們利用整個系統的資源向兒童“開戰”。在這里，兒童必須忘記自己是誰，何處出生；必須忘記自己的父母是誰，現在何處。1939年，貝利亞就曾經向莫洛托夫建議，給這些奪來的兒童重新命名。

這就是“兒童古拉格”。書中有一段令我十分驚悚的描寫，引自詩人庫爾季諾夫的回憶錄。一天，這位詩人作為會計前往諾里利斯克集中營嬰兒院做資產登記：

跨進門檻，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歲的孩子。都穿著小棉襖和小棉褲。背上和胸前都有號碼，和囚犯一樣。這是他們母親的號碼。他們習慣于看到自己周圍清一色的女人，可是聽說有男人，爸爸。于是一窩蜂朝我跑了過來，高聲喊叫：“爸爸，爸爸。”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帶著號碼。而板棚上都寫著：“感謝斯大林同志給我們帶來了幸福的童年”。

變態的政治倫理學。

一個肆意扼殺兒童的國家和民族，注定是沒有前途的。兒童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苦難帶有標志性，顯現了極權主義國家中的人民普遍淪為無權者的可悲的現實。雅科夫列夫擔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員會”主任一職達十余年之久，閱讀過數千份案卷和證詞，自稱對“人民的悲劇”的了解勝過任何一個人，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俄國社會報告所有這些事實。龐大的蘇聯，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間悄無聲息地消失？帝國的命運，其實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運之中，——還黑暗于黑暗，它最終遭到歷史的報復，并非出于個別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誤，體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說解體是一種必然。

在回憶錄里，雅科夫列夫沒有過多地糾纏于蘇聯解體事件，實際上，他本人對蘇聯解體也當負有一定的責任。對他來說，解體與其說是結束，毋寧說是過程，一個克服的、修正的過程，也即改革的過程。蘇聯體制是高度集權的，它是反人性、反人道的，自然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社會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須以人為目的，使權力返回到人民自身。

雅科夫列夫是經歷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本書就是一部20世紀歷史的宏大敘事。他在書中使用了不少珍貴史料，包括檔案材料，以及自己所經歷的事實，還有大量數據。所有這些材料都經過嚴格的挑選，不同于一般個人回憶錄的感性書寫；對其中若干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的評價，顯示了作者卓越的史識。此外，作者是蘇聯的一位意識形態專家、政治理論家和實踐家，政治意識強烈而鮮明。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交相疊合的目光特別具有穿透力，我們看到，它貫穿從前蘇聯時代到后蘇聯時代的各種事實和問題，而直指一個目標：改革。

改革是全書的基本主題。前半部對于布爾什維克以及斯大林的極權化的敘述，其實，都可以視作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漫長的改革之路的鋪墊。在雅科夫列夫那里，所謂改革，主要指政治改革，或者說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他指出，那種“經濟自由化，政治專制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今天的問題，不能局限于經濟，這是進程的物質基礎”，他說，“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換一個簡要的提法，就是“改革是對單一權力的挑戰”。對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來說，此說可謂命中要害。民主與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民主首先是選擇的自由，但是，他批評說，在這樣的國家里，所有領域和所有階段都缺乏選擇。一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集權制，而且根本不準備清理的國家，一個依然沒有充分的選擇自由的國家，有什么可能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呢？他希望大家一起參與完善整個國家生活的進程，希望每個人都盡到偉大的公民義務。然而，他又深知，這只是在擁有偉大的公民權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這就是改革的全部復雜性和艱難性。

在書中，雅科夫列夫提出一個極其民主性的觀點，就是：改革觀念必須具備某種不受改革倡導者制約的獨立性，形成自身的發展邏輯和特殊類型的革命性邏輯。就是說，社會意識要有能力真正消化改革的基本原則。他把這些原則概括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多黨制、分權、私有制、市場關系等。

就過程而言，雅科夫列夫認為，首要是如何對付絕對權力。對于俄羅斯改革，就是非布爾什維克化，去斯大林化。他把正統意識形態稱為“新宗教”，他描述說，蘇聯所有關于社會主義的觀念，都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則之上的，以謊言毒化社會生活，對人的有罪推定成為行動準則；除了強制性，還實行積極的社會克格勃化，在幾十年間，制造出大批的政治犧牲品。為此，雅科夫列夫贊揚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稱戈爾巴喬夫改革為“民主革命”，使國家在摧毀極權制度的方向上緩慢推進；還為葉利欽作了辯護，理由是他設法同命運達成協議，阻止了“布爾什維克式的災禍”發生，為新的一代騰出空間。

但是，以上幾位蘇聯政壇的改革家都無法將他們的改革進行到底。作者強調指出，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遭遇了強大的官僚集團的阻拒。就拿赫魯曉夫來說，他在1956年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在國際上反響強烈，獲得西方政界和知識界普遍好評，但是在國內卻受到斯大林主義勢力的抵制。作者透露說，當時“會場死一般地寂靜”，根本不曾出現如官定文本中“鼓掌”的情況。很明顯，斯大林的“個人罪惡”牽涉到整個統治集團。這是怎樣一個集團呢？正如政壇耆宿、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米高揚對作者所說：“我們全都是壞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同樣以侵犯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而告終結。作者寫道：“普京的官僚叫嚷道：‘穩定’烏拉——這實際上意味著腐敗官僚已舒服而牢固地在國有經濟中安頓下來。”是誰破壞了“穩定”？作者的結論是，正是這些口口聲聲“維穩”的官僚。舊官僚流入了新的權力機關，可怕的是，比起舊官僚，新官僚更加貪婪無恥。

雅科夫列夫指出：“今天必須至少在三條戰線上進行斗爭：同極權主義遺產作斗爭，同現今的官僚專政作斗爭，以及同自身的奴隸主義作斗爭。”三者的中樞所在，就是頑固的、永不沉沒的官僚勢力。官僚統治集團在本質上是敵視改革的，如果改革不能在進程中清除這股勢力，勢必有一天陷于停頓或倒退。

根據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羅斯，“至今是封建社會主義思維，封建社會主義行為，封建社會主義習慣占據優勢”。這個自稱是趟過“權力誘惑的渾濁河流”的人，深知極權主義遺產的沉重，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統治的根深蒂固，所以，即使他已經相當清晰地解析了蘇聯的過去和現在，對于未來，卻沒有顯示出足夠的把握。他聲明說，重新發現和準確評價的時代尚未到來。書名定為《霧靄》，其實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全書結束于這樣一句含糊其辭、不置可否的話：“可眼下是霧靄，那是曙色呢還是暮色？我不知道，不過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

這是一部關于后極權國家如何實行改革的書。比起作者此前出版的《一杯苦酒》，這里的思維更系統、更深入，因而也就顯得更沉重。它讓我重溫了俄羅斯人在鐵幕下生活的全部歷史，跟隨他們一起受難，一起探求廢墟中的出路。作者來自蘇共高層，令我詫異的是，他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背叛竟如此徹底。用過去的話說，這無疑是一位難得的“反面教員”。應當承認，全書有不少與我們正統的觀點相悖之處。但是，無論對歷史的反思，或是對改革的設想，書中仍然有不少可供借鑒的地方。

因為述弢先生的信任，有幸最早看到譯稿。今遵譯者囑，寫出書中大概并若干隨感，湊成小文一篇，推薦于中國讀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