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五個方面，集中到一點，就是蘇聯傳統的政治體制缺乏民主；沒有把人、人權、人的社會價值放在首位，這是導致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一個重要原因。

鑒于對傳統政治體制的上述認識，蘇聯確定了以全面充實人權為主要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關于人權的內容，當時蘇聯學術界一般認為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人的社會權利，要保障蘇聯人的平等權利和受社會的保護，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國民教育和保健衛生的質量，以及各種社會保障。二是指人的個人權利，這指的是整個法律制度來保證嚴格遵守公民的個人生活和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保障他們擁有打電話、通訊、通郵和打電報的隱私權，法律應當可靠地保護人的個人尊嚴。規定對批評者進行迫害要追究刑事責任。由于這些條件，蘇聯決定不受理匿名信。三是指個人的政治權利，在過去的政治體制下，在這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使人與政權、與政治疏遠。個人的政治權利，最主要的是政治自由，給人提供對任何問題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戈爾巴喬夫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公眾對他所關心的任何問題進行討論，并有可能在仔細考慮之后表示“贊成”還是“反對”。另外，還提出了信仰宗教的自由。戈爾巴喬夫指出：“所有信教者，不管他們信仰哪個宗教，都是享有充分權利的蘇聯公民。”（參見 [蘇聯]《真理報》1988年6月29日）

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向黨的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草案的第二部分，對有關通過改革如何解決人，充實人權問題，又作了進一步闡述。文件指出：“黨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標是：使人真正處于社會發展的中心，保障人具備應有生活和勞動條件，保證社會公正、政治自由、個人能得到全面發展及精神煥發。社會的進步就是應該由這些來決定。”“蘇共主張盡快建立維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法律保障。”“現在必須把這些權利固定下來，為它們奠定牢固的物質、法律和政治基礎。”在這個草案中，蘇共主張盡快使蘇聯公民得到以下權利：

第一，為公民的尊嚴與人身、為公民的住宅和財產不受侵犯、為通信和通話秘密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護。

第二，加強實現勞動權的保障，包括保證按勞動數量和質量及其最終成果付酬；建立扶持就業，對骨干的培訓和進修、對被迫改變職業或工作地點的人提供必要的物質幫助的機制。

第三，發展和加強公民的政治權利，即參與社會和國家事務的管理，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結社的自由。同時應嚴格遵守法律程序與蘇聯法律的要求。

第四，創作自由，像對待國家財產一樣對待才能。黨在大力鼓勵文化領域多樣化的同時將捍衛人道主義標準，保護社會不受假文化的侵犯。對社會主義來說，對文化采取商業態度是不能接受的。

第五，人的精神領域的自由自決，信仰和宗教自由。黨在不放棄自己的世界觀立場的同時將深入進行無神論者與宗教信仰者之間的對話，繼續執行使各教派有可能在法律范圍內自由活動的方針。

第六，提高法院捍衛公民權利的作用，建立進行護法活動的社會——國家委員會。

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綱領性聲明》中又明確指出：“黨認為，保證蘇聯人良好生活條件是黨政策的中心戰略任務。”“黨主張：按照國際公認的準則實現人權；……人有權確定自己的世界觀和精神需求以及信仰自由”。（[蘇聯]《真理報》1990年7月15日）

蘇聯圍繞充實人權為主要取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趨向是：堅持和發展民主化進程；逐步向建立起公民社會和法治國家的目標前進。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經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應在社會生活占統治地位，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二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相互擁有的權利應承擔的義務，都必須按法律行事，換言之，應由法律來制約。蘇聯還強調立法過程的民主化與公開性，允許意見多元化，目的是排除政治權力的壟斷。

對外關系：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一直攻擊蘇聯時期違反人權原則，說蘇聯是個“鐵幕國家”，不允許國際信息的自由傳播；指責蘇聯沒有移民自由；認為蘇聯的法律懲治過嚴、過寬；還特別譴責蘇聯歧視和鎮壓不同政見者等。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強調人、人權問題，在對外方面主要目的是改變蘇聯形象，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為國內改革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此，在人權政策上做了一些調整。例如，在198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40周年之際，蘇聯不少報刊全文發表了這個宣言，進行了廣泛報道與宣傳；1989年蘇聯宣布承認1948年—1984年期間6項人權條約，表示撤銷過去對人權條約的保留意見；還表示，今后蘇聯的立法改革要與它簽字的國際人權條約相一致；在實際行動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1988年蘇共中央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對30年代案件的重新審理，對大批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戈爾巴喬夫親自給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院士打電話，允許他回莫斯科居住，給予言論與行動自由，還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改革與劇變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分析說明，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過程中，人的問題在其改革中一直居重要地位，是他改革的指導思想。與此相聯系，對人的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被重視，成為哲學研究的一個主題。人學曾一度興起，蘇聯科學院成立人的問題綜合研究學術委員會，建立了人的研究所，創辦《人》雜志。

筆者認為，雖然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失敗了，但他在改革期間，針對斯大林專制制度產生的嚴重問題，重視人與人權問題的理論探索，還是應該肯定的。他的這一改革思想與以人為本思想是一致的。

這里順便談談戈爾巴喬夫改革與蘇聯劇變的關系。我認為，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先后發生劇變，根本原因或者說深層次原因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喪失了動力機制，它的弊端日趨嚴重，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阻力，這種模式走不下去了，走進了死胡同。之所以發展到這種嚴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帶有制度性與根本性的特點；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歷次改革，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種制度模式的問題與矛盾日積月累，最后積重難返，使危機爆發，蘇聯東歐各國人民對其失去了信任。也正是這個原因，蘇聯東歐各國在發生劇變后，無一例外地都宣布徹底與斯大林時期形成與發展起來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決裂，朝著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轉變。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時，蘇聯面臨的是嚴重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的局勢。戈爾巴喬夫力圖通過改革來重建蘇聯，改變局面。但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失敗了，從而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蘇聯劇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發生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這有其十分復雜的原因。

在梳理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與蘇聯劇變關系問題時，應該作出以下兩個不同層次的結論：

第一，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是蘇聯劇變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應看到，蘇聯的劇變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層次的歷史原因。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如僅僅停留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錯誤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蘇聯劇變，只能是一種淺層次的認識”，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發生總有它的基礎的導因，這種基礎因素是決定性的，是歷史發展中帶有必然性性質的東西，由于它們的存在，導致事物在一段時期內的結束”。因此，在指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劇變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同時，應該看到，“這種責任只能是直接意義和淺層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屬于導因性質，它誘發了社會內部長期以來的根本矛盾，離開了這些根本矛盾，戈爾巴喬夫的作用便無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2年第1期）就是說，不要因為蘇聯劇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而忽略了蘇聯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忽略引起質變的誘因，忽略量變背后更為重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弄清楚這個因果關系，才能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為我們提供的深刻教訓作出全面的符合實際的總結。

鑒于上述原因，我們對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在對蘇聯社會主義重新思考基礎上提出的新看法，不能簡單地完全否定。例如，上面提到的把解決人的問題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都值得我們研究。另外，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復雜，在一些問題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不可避免的。

戈爾巴喬夫執政近七年，在蘇聯歷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爾巴喬夫祝賀七十壽辰的信中說的：“應該把戈爾巴喬夫的名字與整個時代聯系在一起。”站在這樣一個高度研究這一時期的蘇聯與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那種扣政治大帽子的做法不利于開展正常的學術討論，也達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對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的評價也在變化。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賀戈爾巴喬夫80歲生日的賀電說：“在我國甚至在國外，您都是以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顯著影響并對加強俄羅斯的威望貢獻良多的當代最杰出的國務活動家之一而聞名的。”同日，梅德韋杰夫總統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并授予他俄羅斯最高榮譽勛章——圣安德魯勛章，并說：“我認為這是對您作為國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當評價，您在特別復雜，特別艱難的時刻領導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大家都清楚這一點。”“這也是您領導的那個國家，我們大家的共同祖國——蘇維埃聯盟表示尊重的標志。”（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