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諾奇蒂特蘭斷想之二

張偉劼/文

一

2010年秋，墨西哥東部海岸地區連降暴雨，大水瘋漲，沖垮了好多房屋。首都的各個公交站臺上掛出紅十字會的公益廣告，無多啰嗦，只列出災區人民需要的東西：被褥、面包、牛奶、金槍魚罐頭……

那陣子一位做財經新聞的墨西哥朋友告訴我說，坊間流傳陰謀論，說這災害也許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是政府干的。他邊抽大麻邊跟我解釋：對于政府來說，第一，災后重建，意味著多少項目啊，可以大大刺激經濟發展；第二，災害可以有效消滅大量貧民，這些人對政府來說本就是社會累贅。

這大概可算作是“多難興邦”的墨式解讀。富恩特斯曾打趣說，卡夫卡要能來墨西哥，準會轉型成風俗主義作家。我想，卡夫卡要活在今日世界，只能當紀實作家了。這種“災害促進繁榮”的邏輯是合理的，也是荒誕的，不管水災的背后究竟是否有陰謀。在這個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變形記的時代，富人變成了榜單，窮人變成了問題：印第安人問題，農民問題，人口問題……他們不是人，是問題。有的問題會自行消失，但大多數問題只會衍生出更多的問題……政府有責任解決這些問題。專家們會負責列出解決問題的多種方案。需要權衡利弊，需要計算得失，需要最合時宜的理論。比“經世濟民”的提法更為“文明”“進步”的，是“如何以最有效最優化的方式配置資源”。解決貧窮問題的最佳方案：消滅這些問題，讓他們去死，就像亞歷山大一劍斬斷多年難解的戈爾迪之結。不過還有更絕的方案。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曾在《四腳朝天》一書中提到，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的一面墻壁上看到過一句涂鴉：“向饑餓和貧窮開戰！先吃掉一個窮人吧！”

二

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寫過一個短篇故事，叫《都是因為我們窮》。敘述者說，發大水了，好多人家被淹了，姐姐一個勁地哭，因為爹送給她做生日禮物的那頭牛叫水給卷走了。牛沒了，她就沒嫁妝了；沒嫁妝，她就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她就要去失足了。

窮人的命運便如大水中的一片草葉，隨巨流漂動，給卷到哪里是哪里。在天災面前，在歷史面前，人是顯得如此渺小，人的命運是如此的不可逆轉。而大人物總認為他自己的意志可以擊退天災，所謂“人定勝天”，可以左右歷史。人是多么輕賤，當她為生計所迫時，可以拋棄一切使她成為“人”的東西；人又是多么偉大，當他不必為生計煩惱時，可以氣吞山河，扭轉乾坤。

當大雨在千里之外的韋拉克魯斯州降下時，水災于我只是聊以佐餐的一則新聞，一條談資，讓我浮想古代墨西哥人關于雨神的傳說；直到大雨從墨西哥城上空狂瀉而下，濕透了我穿去赴宴的西服，我才開始咒罵這操蛋的雨水。雨水過后，這座曾經矗立在大湖之中的古城把積水吸得干干凈凈，地表恢復如常，仿佛什么也不曾發生過。就像歷史對史實碎片的巨大消化能力，一幕幕的個人記憶被遮掩、被刪除、被淡忘，仿佛什么也不曾發生過。

一部接一部的悲劇之中，究竟幾分天作，幾分人為？

推動歷史前進的，究竟是誰？

三

2000年，一支由西班牙制片人和墨西哥導演率領的電影攝制組深入南美山國玻利維亞的谷地中，打算在那里拍攝一部古裝大戲，起用的群眾演員都從當地人中招募，其中扮演印第安人英雄的那位不巧是個不安分的家伙，關鍵時刻沒有出現在片場，卻跑到街頭去組織鬧事，給劇組帶來不少麻煩，而街頭暴亂的起因則在于，一家跨國公司壟斷了當地人的水資源，要向他們收取天價水費。

這是2010年上映的西班牙電影《雨水危機》講述的故事。故事取材于真實事件：1999年，在世界銀行的推動下，一家跨國工程公司與玻利維亞政府簽署協議，實現科恰班巴市供水系統的私有化。他們開出的水費價格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次年初，以印第安人為主的科恰班巴市民走上街頭，要求該公司撤出玻利維亞，并與軍警發生暴力沖突，被媒體稱為“水戰爭”。最終，市民們的抗議行動成功逼走了大公司，也促使玻利維亞的政局發生了變化。

《雨水危機》的戲中戲是一大亮點。片中的攝制組要制作一部古裝大片：五百年前，西班牙人登陸美洲尋找黃金，對土著人進行奴役和殺戮，不屈的原住民奮起反抗。于是，影片中現實與歷史明暗交錯，仿佛侵略與抵抗交織的殖民史從未遠去，今天是當年的翻版。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1484~1566）和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1475~1540）是戲中之戲所要著重刻畫的人物。殖民侵略之初，這兩位西班牙教士勇敢地站出來，以基督的名義譴責同胞的暴行。如果說昔日的掠奪者還未完全走出中世紀、并非一味逐利，今天的掠奪者就純粹以利益為目的，不顧其他了。“神權統治”變成了“公司統治”。殖民者毀滅了原有的燦爛文明，“公司王國”要毀掉的，也許是整個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在《雨水危機》中，跨國公司收買了當地政府官員，不僅封存了原住民賴以生存的水井，連他們采集雨水的權利都要一并收走，難怪要引得良民變暴民揭竿而起了。

片中的西班牙制片人科斯塔初到玻利維亞時，打著一手如意算盤：選在南美而不是歐洲拍攝，可以大大節約拍片成本。招募這些當地人做群眾演員，每個工作日發兩美元他們就樂顛兒樂顛兒的了。他沒有料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水戰爭”讓他的拍片計劃陷入泥沼，而他并不想卷入當地的社會沖突中。印第安人用行動告訴他，他們能在電影中出色地扮演反抗者，也能在現實中做英勇的反抗者；他們的價值不僅僅是“每日兩美元”?？扑顾u漸明白了這些印第安人的處境，最終伸出手幫了他們一把。

作為一個追求藝術價值和商業利益的電影團隊，不卷入當地人的事務理應是他們的一條原則。如此“客觀”“中立”的立場，放在學術上就叫“嚴謹”，放在社會活動中就叫“理智”。這些印第安人，只是拿來研究或娛樂的對象，只是廉價勞動力而已，不是與我們一樣的主體。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看似沒有交集?？墒?，當你有能力去幫助眼前的一位印第安婦女、幫助她把受重傷的孩子抬離街頭沖突火線的時候，你是選擇原則，還是選擇良知？選擇前者還是選擇后者，并不能說明你代表“右派”還是“左派”，政治是冷漠的，而人情總歸是溫暖的?？扑顾⑽匆蛩牧x舉而升華為圣徒式的英雄，卻由此消除了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距離。

影片最后，科斯塔與他的玻利維亞印第安人朋友、民權運動領袖丹尼埃爾告別。丹尼埃爾說，我們贏了，但代價慘重。我們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這是影片留下的一個問號。面對無人性的掠奪，暴力抗爭乃至革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嗎？影片中，五百年前的印第安人用棍棒對抗西班牙人的刀劍大炮，今天的印第安人仍是用彈弓石塊之類的簡陋工具對抗當局的催淚瓦斯和突擊步槍，有沒有不流血的辦法呢？

無論如何，這些身價僅值“每日兩美元”的家伙成功趕跑了入侵者。在保衛水的戰爭中，他們展示了水的威力：雖則常居下流、地勢最低，性情也柔和謙恭，然而匯聚起來是無堅不摧的。他們也讓清醒的人意識到，如果窮人的基本生存權利都要被剝奪，那么這主流社會妄圖否認或掩蓋的一點點雨水危機，終將變成所有人的危機。

（本文作者現任教于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