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們被抓上警車后，原本已經走遠的 “一生”、“李四”、“阿當”“一毛錢”，主動走過來，上車陪我們一起去派出所。對我而言，從這一刻起，采訪已經結束了。我成了和他們一樣的學生家長，所不同的是我的孩子還沒出生。我對這樣一群普通家長，在為孩子爭取高考權利的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遭遇充滿了好奇。

車上的八個人中，除“燕尾蝶”之前已經被請到派出所一次之外，其他人都還是第一次。最有經驗的“燕尾蝶”問坐在前面的兩個警察，“警察同志，這是把我們帶到哪兒？什么時候放我們？”

坐在副駕駛座上的胖子警察回應說，你以為我們想抓你們啊，還得把你們拉回來。

“燕尾蝶”順口接道，“那你干脆把我們放下來不得了？”車上的其他人也開始跟著附和。

胖子警察一改剛才的溫和，大聲呵斥說，“嚷什么嚷，以為警察好欺負是嗎？”

大家也都不再說話， 5分鐘后，車停了下來，到了教育部附近的二龍路派出所。八個人一起被關在了靠左側走廊的第二間候訊室里。門口安排兩個保安值守。

候訊室的配置很簡單，門口放著幾把椅子，靠窗的墻角里放著一張單人床，床前是一把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審訊椅。床很臟，白色的床墊，黑乎乎的，用指甲一刮，似乎就能刮下一層油膩。

審訊椅和嬰兒椅結構類似，人坐上去，除了上身和簽字的手之外，腿腳和腰都被死死的縛在上面。身材最為肥胖的“一生”開玩笑說，這空間太小，估計自己都坐不上去。門口的保安不以為然的說，“沒到時候，到時候摁也給你摁上去”。在大家討論的時候，在教育部門口下跪的汪女士也被帶來進來。

“燕尾蝶”給在外面的家長打了電話，問了情況。聽說我們被帶走后，有一個學生司的處長正在接待學生家長代表。“一生”和“阿當”自我安慰說，進來一趟還是有效果的。

原本以為帶到派出所，批評教育、給予口頭警告也就完事。直到看守我們的保安都已經開始輪流吃午飯了，還不見有警察下來，大家也開始做好持久戰的準備。像我們這種情況，派出所是不管飯的，可以委托里面的保安或者外面的朋友買了送進來。

午餐是燒餅夾菜、煎餅果子、礦泉水，“一生”還順便讓買了一盒煙。八個人的午餐，放在一起還是相當有份量。“一生”接過來后，直接放在了審訊椅上。當我拿起一個燒餅的時候，我忽然有一個奇怪的疑惑，這個我們放食物的椅子上，剛剛審過的是一個什么樣的犯人。反正我們隔壁椅子上正坐著的是一個吸毒犯，從我們進來開始，他就癱睡在審訊椅上，就像毒癮剛剛發作過一樣。

剛開始吃飯，警察就開始通知我們到二樓的辦公室做筆錄。早上沒吃飯，我只好拿了兩個燒餅，提著一瓶礦泉水上去。給我做筆錄的是一個看上去很精干的40歲的中年警察。

派出所的辦公室和候訊室差不多，都是單間格局。這位老兄在靠窗的電腦旁坐下后，示意我坐在旁邊的一個椅子上。打開電腦后，好像某個軟件出了問題，大概是找不到做筆錄的模板。

在他出去找人修理的空檔。我順手翻看了放在面前辦公桌上的一沓卡片，是蓋過“已選”印戳的選民證。選民證應該是發到每個人手中，這么多選民證集中在一起，還是有點蹊蹺。

桌子對面的墻上，貼著一張工作日程表。從完結日期看，應該是一項月度工作計劃表，完結時間大多是月底。其內容既有“更新轄區人口信息”之類的最基本工作；也有監控社區高危人群、維穩敏感人群等內容；另外還有具體任務指標類的，比如每個月提供五條情報線索。不過上面并未注明是否獎懲。

看來首都的警察也有任務指標。此前的趙作海、于祥林案，包括洛陽智障者“頂包”案，都有任務指標壓力的因素。其實，我更感興趣的是，今天把我們抓進來，是不是也是為了完成他們的某項任務指標。

當我試圖在上面找到相關表述時，中年警察已帶著一個年輕小警察進來了。見我在看他們的值日表，便命令道，“坐那老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