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湯向陽 泰國報道 余華沒說自己這是第幾次來泰國，我猜是第一次。

坐在對面的他，笑容拘謹，嗓音溫和。當曼谷電視臺女主持人請他“看著她”時，他二話不說照做，雖然這讓他看起來緊張，不太自然。

盡管他的小說，《活著》和《兄弟》，都以直白描述文革期間的暴力場面而聞名于世，但51歲的余華本人卻是溫和的。

先說他的作品。在《兄弟》上部里，余華寫道了宋凡平，一個身心健壯的男人，僅僅因為想要遵守承諾去上海接回深愛的妻子，便被一群紅衛兵暴力虐待至死；而在小說《活著》里，主人公福貴一家九口在短短三十年間幾乎全部棄世，只剩下他一人。他的女兒鳳霞在文革期間死在了醫院，只因為唯一合格的醫生已經餓得無法手術，之后又被饅頭咽得幾近老命不保。

余華說，他“令人疼痛”的敘事風格來源于五年牙醫的從業經歷。

“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這話余華已經說過很多遍。另外一個令他的文字充滿痛感的原因是，他是在醫院長大的，小時候最青睞的午睡地點便是停尸房。

“我從不害怕鮮血、疼痛和眼淚。那是我成長記憶里最習以為常的東西。”

余華所住的醫院位于浙江海巖，是他的父母當年工作的地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喜歡北京冬天的暖氣”，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

然而，盡管做牙醫和睡停尸房使得他習慣面對疼痛，這兩者其實并非他“傷痛”文學的根源所在。

余華說自己“文革開始時上小學，文革結束時高中畢業”。從成長時段來看，是真正的“文革青年”?？梢哉f，正是這段經歷奠定了他的文字乃至人生的底色。

“那時候我最喜歡研究大字報。尤其是里面互相揭發奸情的細節描述，可以說是我性教育的啟蒙。”

余華略帶調侃的回憶引得在場讀者一陣哄笑。沒有人愿意將它當真。雖然他其實是認真的。

在他2009年在臺灣出版的散文集《十個詞里的中國》一書里，他把閱讀“細節描述露骨”的大字報歸為自己最初的、刻骨銘心的閱讀體驗。他說當初的閱讀決定了后來的寫作。

但不僅僅是閱讀。在這本因為一篇在美演講而引發靈感的集子里，他從十個角度寫下了他對現代中國的觀察和思考。

一個頗令人疑惑的詞叫做差距。

“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彷佛行走在這樣的現實里，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蛘哒f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里，同一個舞臺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

有讀者問他他書里的兩個中國有何聯系，又如何區分。余華說，它們的共同點是泡沫：革命的泡沫和資本主義的泡沫?；蛘?，文革的中國等同于中世紀的歐洲，而現在的中國近似于今日之歐洲。

“唯一的不同是，歐洲耗費了四百年的歷史，在中國只需要三十年！”

這樣的描述使得余華更像一位社會評論家，而非作家。事實上，當一名客觀的觀察家、乃至諷刺家正是他給自己寫作之外的任務。他說“作家不能光寫作。”

但余華的諷刺文字并非人人都愛。在《兄弟》出版之后，有年輕讀者質疑，說他“夸大社會現實”。余華回應：“真正的社會現實比我的書更夸張，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愿意正視而已。”

“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四歲的兒子問我他是不是電視里天天播放的鄧小平。”余華說，“我能理解，對于出生于八十乃至九十年代的中國年輕人來說，毛澤東時代就跟教科書里的任何朝代一樣，只是一段遙遠的歷史。”

年輕一代對于歷史的無視無知令余華更感有必要記錄下那段黑暗的過往。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活在文革的陰影里。

“在短短三十年里，中國從一個政治至上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一切向錢看’的國家。這樣匆忙的轉變必然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 余華說。這也是為什么在《兄弟》的下部里，他傾盡筆墨描述了一個在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影響下光怪陸離的中國。

比如，在他筆下的“處美人大賽”里，眾多年輕女孩為贏得比賽，要么蜂擁進醫院修補處女膜，要么與評委大搞錢色交易。

不僅對年輕讀者的批評“不買賬”，對于國際大報的觀點余華也會反駁。早在2006年，紐約時報就曾發表書評，說今日之余華已經不復當年寫作《活著》時的才氣，認為他的《兄弟》不過是一個“毫無價值的、好萊塢似的社會摹寫。”

但余華不這么認為。

“判斷一個作家是不是一名好作家不是他自己說了算，也不是評論家說了算，而是讀者，而且是累積幾代的讀者，說了算。”

盡管他筆下的中國矛盾重重、問題多多，但如果據此認定余華只是一位稱職的扒糞者，似乎有失公正。事實上，他同時也被認為是最能讀懂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當代作家之一。

在其成名作之一《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寫了一個普通中國男人如何在飽受生活折磨、貧困潦倒到以賣血為生時，仍能拋卻內心的別扭，一手養大妻子與別人生下的兒子，一樂。在這部通篇血淚的小說里，最令人震撼的便是，在多年的隔閡之后，許三觀和一樂一齊為橫死的一樂生父叫魂的場景。他兩一個屋上，一個屋下，聲聲嘶啞，配合默契。

這是樸質無華的父子真情。

而在小說《活著》里，余華寫盡了中國人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經受的苦難。但他更寫出了生活在最底層的中國人是如何用自己的堅忍、善良和樂觀應對一切合理和不合理的苦痛。余華說，福貴雖然失去了所有的親人，但至少他還擁有與親人在一起時的美好回憶。

正如福貴自己所說：“他們都是我一個個親手埋葬。等我死的時候，我就再也不用擔心誰了。”

盡管這部小說因為被改編成了電影、且由張藝謀執導而聞名歐美，但極少有人知道它最初的版本其實是第三人稱。為了寫出中國人內心的感受，在定稿中余華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稱。

“每個人的生活屬于他自己的感覺，而非別人的評論，”他說。

盡管作品尖銳沉重，但余華本人卻是敏感幽默的。

“你的書里都是諷刺。我們都是笑著哭。”有泰國讀者這樣對余華說。

他立即回答：那正是我想要的。

他還饒有興味地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活著》這部電影被禁至今，但書卻能賣得紅紅火火。

“這一方面是因為大概世界上所有的官員都是不看書的。”余華笑著說。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電影歸電影局審查，但出書只要出版社同意就行。”

盡管他書里的中國令人疼痛，但余華說他對于其前途仍然充滿信心。

“我的要求很簡單。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創建了中華民國，并提出了比美國三權分立還要民主的五權分立構想。我希望他的這一構想早日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