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默娜

紐約，10月14日，周五的早晨，天蒙蒙亮，有的人正趕著上床睡覺，有的正從床上醒來。而對于祖科蒂公園的3000多名示威者來說，得等到理想實現之后方可睡個安穩覺。這是自幾百號人在9月17日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的第四周。隨著運動主旨的傳播，全美乃至世界各地都發起占領運動。不過，形勢卻在第28天變得微妙起來。示威者們在公園睡了3個星期后，祖科蒂的擁有公司要求他們撤離，因為“要搞衛生”。

擔心布魯克菲爾德物業公司會利用清潔作為驅逐示威者的借口，那些已把公園當成自己家的人開始連夜清掃。就在幾天前，紐約市市長彭博表達了對運動的支持，他宣稱“人們需要表達自己，只要他們遵守法律，我們就允許他們這么做”。但是在周四，彭博市長告知示威者必須撤出公園。“聽到消息說彭博要驅逐示威者，我就坐火車一路趕來聲援他們。”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凱西·約翰遜（Cassie　Johnson）說。許多團體都對此做出了回應，他們呼吁運動的支持者聯名上書請愿、給市長打電話、親臨廣場，以此表明大家團結一致。

大約在清掃隊到來前的半個小時，也就是大規模的抓捕可能發生之際，傳來了以下消息：“昨晚我們收到了布魯克菲爾德物業公司的通知，他們會推遲清掃！”勝利感在人群中蔓延，“大家擁抱、歡呼、尖叫。”約翰遜描述道，“大家始終在一起，只有在一起我們才能讓改變發生。”

這場運動之所以發展壯大，正是得益于這種“在一起”的情感，并在媒體充滿懷疑的報道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持。這是一場社會媒體時代下的運動——YouTube上警察施暴的視頻以燎原之勢蔓延。示威的第二個周末，游行的人群前往聯合廣場，結果有80人被捕。一段警察向四個少女噴射胡椒噴霧劑的視頻出現在網絡上，并獲得了150萬次的點擊量。這些鏡頭連同其他場景進一步刺激了媒體的報道。截至第二個周末，有5000人出現在了穿越布魯克林大橋的游行隊伍中，超過700人被捕。

這次抗議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沒有領導，組織結構呈水平狀。實踐直接民主意味著每個個體都能言說、能集體表決。“這無關乎領導或是個人魅力，這關乎于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參與此次運動的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如此表示。

上周末在公園的一次集體散步，展示了參與群體的豐富性，其中有環保主義者，爭取同性戀權利的活動家，還有想跟美聯儲好好理論一番的人，有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乃至保守派。一個叫做“父母占領華爾街”的組織挑戰了媒體關于這場運動盡是些骯臟的年輕人的觀點。他們劃出了一塊區域供孩子們戲耍、展示標語。一名年輕的“革命家”就在嬰兒車里舉起了一塊標語，聲稱“華爾街盜走了我的未來”。

這場示威本身的組織結構就是對政治中權力等級本質的回擊。公園一天兩次召開“大會”（General　As-sembly），通告有關集會和其他有用的信息。自發形成的各式“工作團體”則商討從潔衛到金融、從談判到教育的海量議題。任何人可以加入任一團體。由于未經批準的擴音（包括擴音器）是非法的，于是示威者們創造出了“人民麥克風”：一個人喊一句話，然后聽到的人重喊一遍，以達到放大聲音的效果。接下來聽到的每個人繼續這樣的重復，讓聲波的信息在人群中回蕩。

為了讓每個人聽到，每一句話需要在人群里重復一遍、兩遍甚至三遍，因此這樣的傳播方式十分費力。但是迄今為止，這被證明是“大會”得以運行的有效辦法。“人民麥克風”有時也會卡殼，導致會議拖至好幾個小時。但是只要人們認識到麥克風全賴于每個人的融入，人群的參與又會讓聲浪匯聚起來，同心合作打造“人民麥克風”。

這也折射出此次運動的核心主題。人們或許有著不同的政治觀點，但如史密斯所說，“‘占領華爾街’真正把權力賦予了那些有著不同主張的團體。我們能在同一頁上找到每個人。”一種合作、求同的文化在此處培育，這與倡導競爭、追逐自利的華爾街文化形成鮮明對照。運動的另一名支持者本尼迪克特·克勞艾特（Bene-dict　Clouette）說道：“相較于運動所要傳達的主張，我認為人們相互間的交流更為重要。”

抗議者們在這場缺乏具體主張的運動中團結了起來，隨之運動進程與消息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從巴爾的摩趕到紐約的凱特琳·羅絲被這樣缺乏具體訴求的政治運動所吸引。“我喜歡來這兒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和大家一起商討、尋求對策——好好思考要做什么才能讓改變發生。”

基于人們這樣的討論和交流，公園變成了臨時的村莊?？棺h者專門安放了UPS信箱接受捐贈，捐贈物從衛生棉、煙草、襪子、羊毛衫無所不包。附近的居民還自愿提供他們的廚房，為示威者煮食。公園中心還有一個自帶用水過濾系統的臨時廚房，供人們洗刷碗盆。

就在廚房的東面有連排的桌子，權作媒體信息中心。一個慷慨之士還捐贈了一臺發電機給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充電，以便人們隨時更新Facebook、Twitter以及“占領華爾街”網站上的信息。這場運動甚至開始印刷起了自己的報紙，名為“占領華爾街日報”。

廚房的東面是“醫療”及“康復”站。那些需要減壓的示威者可以在一個黃褐色的大陽傘下做按摩或是順勢治療。那里還有一塊“此處針灸”的提示牌。而康復站則為人們準備了毛衣、襪子和毛毯。在公園的一角，一座“人民圖書館”拔地而起。圖書館收到了源源不斷的捐贈，書籍按社會科學、性別研究、戰爭與和平等條目被分類放在塑料桶里。在這里，示威者們可以用亨利·戴維·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加深自己的革命履歷，或者翻閱一下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的書。

很多聲望卓著的人物都聲援了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僅齊澤克現身祖科蒂公園，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也上街加入了游行的示威隊伍。哈佛大學法學院著名的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還鼓動人們去參加示威?，敻覃愄?middot;阿特伍德、薩曼·拉什迪等作家則在聲明上簽字以示支持。諾姆·喬姆斯基還給抗議者的網站寫了一封信。

盡管媒體把華爾街的占領者描繪成喜歡搗亂的無業嬉皮士，但這場運動絕不只是人們宣泄怒火的管道。安東尼·雅納法可（Anthony　Yena-fuck）原本對此次運動并不抱有希望，但他卻在運動開始的第一天為自己在公園里找到了一個團體。他認為此次運動從根本上是對現有體系的破壞。“如果資本主義是我們現有的體系，那唯一重要的東西就是錢，這樣的體系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壞的……我相信政府存在的首要職責就是為每一個個體提供基本所需品。”什么是基本所需品？“食品、衣服、住房、醫療、教育，以及不同的交通方式。”

這場運動會導致深遠的政治變革嗎？總體來說，運動已經獲得了來自民主黨人的支持，和來自共和黨人的怒火。共和黨人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將這場運動形容為“不斷滋長的暴徒……一場美國人對美國人的考驗”。但是運動的參與者卻小心地避開黨派之爭——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在他們眼里都是壞體系的一部分。“這不是兩黨之爭，這已經超出了民主、共和兩黨，正如它已超越了傳媒公司。”史密斯說。

一個和我交談過的婦女將企業人格列為了她首要關心的話題。念書的貸款壓得她喘不過氣，找不到工作，跟我說話的時候幾欲流淚：“我每周給我的參、眾議員寫信，我一直給他們郵件。我給他們打電話，我還投票選他們做議員。我到了法定歲數就沒間斷過投票。但這對我什么幫助也沒有！”她用顫抖的聲音說，“唯一的一件能讓我在這輩子感到些許好受的就是這個（運動）。”

這次“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僅僅是讓身負學生貸款的年輕人看到了希望。畢業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戴維·賽文說，他將畢生投入到了社會活動中。從最初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言論自由運動開始，老人已數十年致力于環保和爭取土著印第安人的權利運動。“我已經69歲了，我有8個孩子、10個孫子女。我可能離大限不遠了，我只是覺得過去做的事情并沒有帶來多少好的改變，反而是情況變得更糟了。”

但是華爾街的示威者們再次點燃了他的樂觀情緒。“我們能像現在這樣為了共同的目標自發地走到一起，實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為我的子孫們感到欣慰?；蛟S它并沒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

“占領華爾街”能催生運動所追求的系統性的改變嗎？支持者之間也存在分歧，但多數滿懷希望。賽文認為：“我認為在美國這個公司化的國家里，這次運動不會取得多少成果，我們所獲得的是我們緊密了彼此的聯系，同時我們也學會了如何來這么做。”其他人比如羅絲，則充滿信心。“哪怕我們沒有在短期內獲得效果，改變最終還是會發生的。威斯康辛的游行，突尼斯的游行，還有中東地區的游行，這一切都帶來了改變。”

盡管批評家對“占領華爾街”與“阿拉伯之春”之間的類比嗤之以鼻，但是這場運動還是引發了全球的共鳴。華爾街的占領者聲援了自5月起就抗議政府緊縮措施的西班牙年輕人。就在祖科蒂公園的占領者贏得了清掃之戰勝利的第二天，這場運動的支持者就在世界各地涌現了出來。很多人公開反對全球化的金融體系，示威的人群出現在倫敦股票交易所，澳大利亞的中央儲備銀行和位于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在亞洲，支持者分別在香港的金融區和臺灣的股票交易所游行示威。運動逐漸進入了全球模式。

在中國，人們對“占領華爾街”運動開始了熱烈的討論，一名國企干部說：“美國太壞了，它想怎么恐嚇其他國家就怎么恐嚇，舉著民主自由的棍棒干涉他國的內政，顛覆他國的政權。”他顯然沒理解這次運動。華爾街的占領者想要的是讓他們的國家在最大限度上變得民主。

這場運動會引發全球性的革命嗎？或許這聽起來很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正是這場運動的內核所在——對社會公平、經濟公正的追求。“我認為這是革命的幼苗。”雅納法可說，“這是否意味著還要許多年它才會發芽？或者這株幼苗會繼續生長，一周周下來，由量變引起質變，完成激進的開端？我不知道，這很難預測。”

盡管那些持否定態度的人懷疑這場運動會帶來什么持續的影響，抗議活動還是在延伸、壯大。盡管媒體的報道問題叢生，但是獨立媒體和社會組織傳播的消息讓更多人了解到了這場運動?？棺h者武裝的不僅僅是具體的主張，還有亟待回答的問題：為什么教師被迫下崗？為什么我們要花上一生來償還教育債？為什么至今無人為此次金融危機負責？為什么企業的利潤總是居高不下？

毛澤東曾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看起來華爾街的占領者們最終找到了他們的朋友。他們正在團結起來對抗他們的敵人。

(鄭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