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謝良兵 田鵬 孫麗朝 朱昌俊 陳娜 一切來得太突然。
9月15日15時54分左右，北京同仁醫院門診樓耳鼻喉二區，行走中的徐文，被一名絡腮胡子男用菜刀從背后砍中頭部，徐文瞬時倒地，鮮血四濺。當她爬起來踉蹌地跑進嗓音診室時，并未罷休的男子緊隨其后，繼續行兇。
21刀之后，男子才扔下菜刀坦然地從樓梯間逃走。根據警方公布的資料，行兇男子為54歲的北京人王寶洺。據本報記者了解，王寶洺，書法家，自稱“京城草隸第一人”。被砍者徐文是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43歲，全國著名的嗓音診療專家。
王寶洺在離開同仁醫院之后，給妻子龔美華打了個電話，讓其到北苑地鐵站見面。17時50分許，尚不知道發生何事的龔美華在剛到達北苑地鐵站時，就和王寶洺一同被幾個便衣警察控制。“你們別按他脖子，一按住脖子就給憋死了。”龔美華對警察說。
王寶洺的脖子處有一用來出氣的“洞”，這是五年前手術后留下的產物。2006年8月，王寶洺因“聲帶腫物”曾在同仁醫院做過手術，主治醫師就是被其砍傷的徐文。“他（王寶洺）的心中一直有一個結，他想要同仁醫院給一個說法。”龔美華說。
但這21刀，顯然并未能真正解開王寶洺心中的那個“結”。需要思考的是，一個有著一定社會地位的書法家，緣何會鋌而走險地將菜刀砍向了曾為他診療過的醫師徐文？是什么樣的“怨恨”和“人性”導致了這起血案的發生？
就在此案未了之際，9月21日晚，武漢協和醫院心內科冠心病重癥監護室（CCU）又發生了嚴重的醫患沖突。如此醫患沖突今年以來僅公開報道的就不下十幾起。
“這個人較真”
龔美華曾滿意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丈夫王寶洺是京城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夫妻二人在1998年承包開辦了北京英東書畫培訓中心。當時事業發展很快，按招生150~200人計算年均收入30~40萬，王在望京北、來廣營、畫家村等地還擁有自己的工作室。
王寶洺性格開朗，脾氣也很好，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負責打理。龔美華說自己連家務活都不會干。王寶洺的姐姐曾開玩笑地說：“龔美華是被王寶洺寵壞了。”但是，這樣的生活在2006年因為王寶洺的一場手術而徹底中斷。
2006年8月，王寶洺感覺嗓子有些不舒服。因為同仁醫院的耳鼻喉科在全國是最頂級的，王便通過在同仁醫院眼科工作的親友介紹，認識了耳鼻喉科主任徐文。根據王寶洺新浪博客的描述，起初徐文對他的態度很好，而后逐漸變得冷淡。
這讓王寶洺對即將進行的手術有些擔憂，其間曾有過出院的想法。但最終還是于10月19日在同仁醫院由徐文做了手術。不過，手術之后，因同仁醫院沒有放療設備，王被要求轉院治療。隨后，王寶洺在腫瘤醫院進行了第二次手術。
兩次手術并未達成王寶洺此前設想的保留住發聲，因為他還要繼續從事書法教育工作。他認為，當初的這種想法是跟徐文表達過的，而徐文也承諾手術不會對其發聲造成難題，畢竟徐文是嗓音診療方面的專家。但事與愿違。
王寶洺就此認定徐文給他做的手術是失敗的，并且欺騙了他。隨后，王寶洺不斷地給北京市衛生局、衛生部寫信、舉牌反映情況。同仁醫院得知此事后，便電話讓王寶洺來醫院進行溝通。“他們就說你們去告吧。”龔美華回憶與同仁醫院的溝通情況時說。
龔美華稱，王寶洺是個較真的人，凡事要個說法。但多次的溝通都無果。王寶洺的脾氣開始變得暴躁起來，甚至有時候會打她。“平時也不愛講話，暴躁的時候，臉部都猙獰了。”龔美華說，每到這個時候，他們就只能趕緊崇拜王的書法，轉移其注意力。
2009年，是王寶洺心情最低落的時候。王在新浪博客上寫了8篇與此手術有關的博客。其中一篇題為《白衣惡魔喪天良，血債要用血來償》的博文寫道：“一年多以來，給我在精神上、肉體上及經濟上均造成巨大損失與傷害，每天生不如死，每天我只想報仇。”
脆弱的醫患
2008年8月，王寶洺將同仁醫院和徐文告上了法庭，并列出了一份高達1800萬的索賠清單。但時至今日，該案卻一直沒有正式開庭。法院稱，醫療鑒定需要時間。“3年的走程序的確太長了，這讓王寶洺幾乎感到絕望。”王寶洺的代理律師楊春香說。
雙方的爭執首先在病歷的真偽上。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東城區法院曾就病歷的真實性進行了庭前談話。王寶洺堅持認為，同仁醫院提交法庭的病歷不真實，而同仁醫院辯稱，盡管徐文的部分簽名是補簽，但是這并不影響病歷的真偽。
事實上，每一次與此案相關的信息都會深深刺激王寶洺的神經。9月15日上午，王曾給楊春香電話，要求催促法官盡快開庭。律師詢問法院之后致電王，時間未定。據楊春香回憶，當時王寶洺聽后很平靜，并說了句“請您多費心”，隨后便掛了電話。
王寶洺給律師打完電話之后，就戴上鴨舌帽獨自出了家門。平時一直緊隨王寶洺的龔美華此次并未跟著出門。“我以為就是隨便走一下，沒想到是去了同仁醫院。”龔美華至今仍后悔當初未能跟隨王出門。
龔美華稱，王寶洺得了抑郁癥。但他們并未就此看過心理醫生。“手術后，他就對醫院產生了恐懼感。”龔美華說，需要藥物時，他們都是自己去藥店買。而在開辦培訓學校前，王寶洺曾在和平里醫院的工會工作數年，對醫院和醫師職業頗具好感。
如今，每每提到那次手術，王寶洺的眼睛就發直，容易激動。“他跟我說每天都痛苦，欲哭無淚，說話無聲。”龔美華說，手術后，王變得害怕見人，都是晚上天黑了才出去，并且要戴鴨舌帽，把帽檐壓得很低，留絡腮胡子也是為了遮住脖子上的傷口。
龔美華一直以為，最讓王寶洺崩潰的2009年早已經過去。今年的6月份，龔美華還陪著王寶洺在濟南參加一個書法家聚集的活動，“當時他心情很好。”年初，王的作品長卷《出師表》甚至因打破世界紀錄而同樣引起關注。但誰也沒想到，這個原本開朗、善良，如今變得敏感、自卑、脆弱甚至有些暴戾的王寶洺，最終還是將本應執筆的手舉起菜刀，向同樣脆弱的女醫師徐文砍去。
據同仁醫院的醫師稱，徐文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夫，在同仁醫院有口皆碑，技術好，人又和氣。而在病友網上，不少徐文診治過的患者也稱，徐文的醫術精湛，手術做得干凈利落。“檢查非常仔細，而且為人非常和藹可親，一點也沒有專家的架子。”
盡管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但據徐文的一位同事描述：徐文弱小的身軀上共有21處傷，其中頭面部7處，雙上肢10處，左下肢2處，左臀部及背部2處，“刀刀見骨，遍體鱗傷。”這位徐文的同事稱，慘不忍睹。
新醫患關系
數據顯示，這幾年北京市醫患糾紛以每年35%的速度遞增，有72%的醫院出現過“醫鬧”。
一個月前，中國醫師協會公布了“第四次醫師執業狀況調研報告”。由于醫患糾紛突出，48.51%的醫療工作人員對目前的執業環境不滿意，而滿意的比例僅為19.02%。其中，正高級人員承受的來自“醫療糾紛”的壓力最大。這種壓力導致醫師希望自己的子女從醫的比例僅占6.83%，而不希望的則高達78.01%。報告稱，不希望“子承父業”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報告也顯示，82.64%的受調研醫師認為目前醫患關系仍然緊張主要是由于“體制”造成的，包括醫院管理體制、補償機制、醫療保障制度、法律法規等因素，醫務人員對醫患關系緊張的認識程度已從簡單的醫患雙方的關系上升為對醫療制度的思考。
業內專家一個共識是，由于人們對健康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以及《侵權責任法》2010年7月的正式實施，近年醫患關系呈現出新的特點。但由于醫療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醫患關系呈日趨緊張的發展態勢。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新慶稱，最近十年，在看病的過程中，患方的總體水平，保健意識甚至參與醫療決策的意識和意愿都大幅提高，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方向。
根據王寶洺的博客顯示，王最初在與徐文的溝通中，就曾強烈地表達過這種意識。但這種就診當中的過多詢問和其他醫生的意見，讓徐文有些不耐煩。此后，徐文對王寶洺的態度變得冷淡，住院期間，徐文對他形同陌路，直到手術時。
但張新慶也強調，在患者自我保護意識、自我保健能力增強和醫學的不確定上，醫生要充分告知可能的利益和風險。而患者也要有很強的風險意識，期望值過高只能增加醫患糾紛的風險。王寶洺的心態變化即是從最初的信任到最后對手術失敗的崩潰。
東南大學衛生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張贊寧稱，現在的醫患糾紛一半以上不是醫療過失產生的，因為醫生不能包醫百病。但《侵權責任法》中“醫療有過錯就要賠償”違背了醫學科學規則，“在立法上就有問題，這樣做無疑激化了醫患矛盾”。
在他看來，《侵權責任法》擴大了醫療賠償的范圍，只要有醫療過錯的，就可以起訴醫院，要求賠償，實際上就是進一步夸大了醫患矛盾的概念，“患者一看到這個就更能鬧了，鬧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張贊寧說。
北京律師協會醫療糾紛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劉革新律師則認為，醫療糾紛的二元處理方式是導致醫患矛盾升級的重要因素。“現在處理醫療糾紛是二元化的處理方式，按照醫療處理條例，病人如果死了，相比按照民法處理，會相差十倍。”劉革新說。
這種賠償方式讓近年“醫鬧”盛行。作為醫患糾紛的變種，醫鬧的身影出現在各大醫院。一位縣級市的二甲醫院醫生告訴記者，這兩年他們醫院時不時就有醫鬧，與極端的砍殺行為相比，他們不訴諸暴力，只營造聲勢，迫使醫院最終以高額的賠償方式解決。
成本與收益
在現今的體制之下，就醫患雙方來說，成本和收益是最大的衡量尺度。
首都醫科大學教授崔小波說，在西方國家，醫生是高薪行業，拿紅包等于謀財害命，這就迫使道德損害降到最低。但在中國，盡管也禁止拿紅包，卻又沒有給醫生加工資，最終“逼良為娼”。記者發現，個別的“紅包現象”讓患者對醫生的職業道德產生懷疑和抵觸。
第四次醫師執業狀況調研報告顯示，95.66%的被調查醫師認為自己的付出與收入不相符。據崔小波稱，因為風險高，壓力大，薪水少，中國近年有100萬醫生轉行。
另外較低的政府投入最終導致相對較高的個人投入。專家認為，患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當其總收益不足以彌補成本時，醫患間存在的摩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造成醫患關系的緊張。王寶洺在同仁醫院的手術住院總共花費17萬元，失聲之后，培訓學校關閉，其只能依靠社保生存，這種經濟上的巨大反差，也是導致其心態不斷變化的重要因素。
中國醫師協會維權委員會委員、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律師鄭雪倩說，醫療風險目前在中國沒有補償機制，但醫療風險是肯定存在的，最終承擔風險的卻只能是病患個人。“怎么辦？只有找醫院鬧，所以病患確實有他的困難。”鄭雪倩說。
目前醫患糾紛處理方式有三種：訴訟解決、行政調解、醫患雙方協商。
對患者而言，訴訟耗時長、成本高、難度大。律師劉革新說，如果法律的途徑再順暢些，讓患者信服，患者也就不會鬧了。但本報記者的采訪發現，久拖未結的訴訟，成了壓倒王寶洺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行政調解需要進行醫療事故鑒定，如鑒定為非醫療事故患者就拿不到賠償，因此80%患者選擇“私了”，但“私了”容易導致醫鬧的產生，這對醫院將是一個重大的負擔。
因此，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按照統一標準，對醫患糾紛進行調處。今年5月31日，“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成立。截至目前，全國各地共成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1001個。
鄭雪倩認為，這種第三方機構不能是民間的第三方機構，因為中國的百姓更信任政府，因此這種第三方機構必須是在政府的主導下成立的。
但張贊寧并不贊成這種方式。他認為第三方的調解機構的人員構成難以形成專業的判斷。他主張設立專門的“醫事仲裁委員會”來處理。“醫事仲裁委員會”要求仲裁人員必須是既懂醫又懂法的，這樣對醫患矛盾的處理會更公平一些。
崔小波則認為，應該建立一種“社會醫學”，讓社會工作者進駐醫院。在他看來，源自西方的醫療社工隊方式，一方面可以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患者和醫生雙方充分進行對話的通道，有利于糾紛的調解。
崔小波認為，醫患糾紛不斷激化的原因在于政府一直回避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