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損壞
相對于懲處本次人為毀損文物的當事人和管理層，其實更重要、更緊迫的是，故宮須盡快建立一整套針對文物全流程管理、控制、利用、保護、研究的、既可有效約束內部又可經社會上獨立第三方監管的現代“文保體系”。
——《經濟觀察網》
民眾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故宮？不僅僅是一個走馬觀花的旅游景點，也不僅僅是少數研究者的“實驗室”，而是希望在兼顧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方便地欣賞到更多的寶貴文物。
——《新京報》
“盜竊門”、“錯字門”、“會所門”、“解雇門”、“文物門”，多少“門”也未能改變故宮的傲慢，特別是對民意的藐視。
——《中國青年報》
紅十字會捐贈信息發布平臺
下一個30年，包括慈善事業改革等在內的各項改革，即便某些領域可以因丑聞或災難的“倒逼”而啟動，但改革要獲得成功，改革者就必須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努力爭取和創造條件，積極主動地推進和深化改革。
——《東方早報》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本來從事的就是接收并安排捐贈的工作，理應不憚煩勞、務求細致地善待每一條信息，豈可以“信息量大”作為不公開的理由和借口？
——《中國青年報》
捐贈信息發布平臺，它很大程度上考驗的不是技術，而是對捐款的責任感。面臨公眾的“挑剔”，紅十字會總會最好的應對辦法是以最大的責任心去完善、改進。
——《新京報》
最近一個階段，公眾對紅總會的意見、質疑，至少說明，人們仍然希望紅會的事業發展得更好，說明人們相信紅會通過努力可以做得更好。對于批評甚至罵聲，紅總會不但不應該忌諱，反而應該視為事業發展的寶貴資源。
——《齊魯晚報》
信息發布平臺的推出，意味著溝通信任的橋梁已經開始搭建。但這座橋能否通向紅會封閉的城堡？會不會成為“短命橋梁”？能否通向中國慈善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未來？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重慶時報》
讓所有善款使用公開和透明，把善款用到該用的地方，切實滿足捐贈者的知情權，這是慈善機構的職責和義務而非一種賜予，如果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無法對捐贈者保證，當初機構成立的必要性何在？又何必吸納公眾捐款呢？
——《南方都市報》
日本開拓團立碑
有日本人自發來尋找和紀念養父母以及暴死在中國的父母親人骨殖，中國官方提供人道主義的方便，有何不可呢？將心比心即可，何必講那么多政治大道理呢？至于出于招商之類動機的做法，就更是等而下之或可曰“賤”了。
——《經濟觀察網》
中日友好很重要，但非理性的國家間友好關系是虛妄的。處理國際關系，必須基于理性共識。……我們對日友好，但不少日本人現在對我們普遍沒有好感。這說明，中日友好需要對歷史與現實的正確認知作為前提。
——《中國青年報》
在各地紛紛曝出烈士陵園、烈士紀念碑遭毀壞等等新聞的今天，如此“博大胸懷”的體現確實令人倍感五味雜陳———我們真有如此“博大的胸懷”嗎？為什么我們的“博大的胸懷”總是選擇性體現？
——《南方都市報》
我們反對立碑并不是要煽動仇日情緒，而是提醒人們：國恥是不能遺忘的，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是非是不能混淆的，明辨是非才能更好地開拓未來。
——《北京青年報》
高鐵上座率
鐵路部門要想“挽回高鐵上座率”，在采取切實行動消除旅客的安全顧慮之外，根據旅客的消費能力，重新制定一個更為合理的高鐵票價標準，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
——《青年時報》
電梯事故
奧的斯扶梯事故發生后，有人質疑，為什么奧的斯電梯的事故國內要多于國外，奧的斯方面回應稱，因為他們早已“本土化”了。“本土化”就意味著質量和服務的降格，意味著對安全責任的棄守，這無疑是“橘生淮南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的現代版。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