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琳/文 由民政部起草的《關于規范基金會行為的若干規定 (試行)》24日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規定”擬對基金會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出明確要求，如：基金會因開展募捐以及為突發事件接收的公益捐贈，應當在取得捐贈收入后定期在自身網站和其他公開媒體上公布詳細的收入和支出明細。項目運行周期大于3個月的，每3個月公示1次；所有項目應當在項目結束后進行全面公示。

這樣的一紙規程，對應了諸多基金會公信力積弱難返的現實。去年的“郭美美事件”，從一個女孩在微博上不經意的炫富開始，像蝴蝶輕輕的一次振翼，在本就脆弱的官辦基金會內外刮起了一場風暴。這一事件之后的各地紅十字會普遍遭遇了集體尷尬。2011年7月，北京市紅十字會接受的個人捐款只有8筆，共7495元。深圳市紅十字會在7月接受的捐款更少，只有區區5335元。另據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6至8月，全國慈善組織共接收捐贈8.4億元，降幅達到86.6％。

一些基金會公信缺乏或公信力日漸流失，也被“歸罪”于法制的不健全，尤其是基金會信息公開制度的不完善。多家媒體報道稱，中國的基金會監督體制，主要是依據國務院《基金會管理條例》和財政部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而這兩個法規在操作層面上都不是特別強。

但事實上，媒體對基金會的相關法律法規也不熟悉。實則在前述兩個法律文件之外，民政部還曾于2006年1月專門發布了《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對基金會的信息公開明確提出了“真實、準確、完整、快捷和方便”等具體要求。雖然該“辦法”只有區區十六條，不僅框架粗糙，內容也嫌過于簡單。但畢竟不是“無法可依”。反思一些基金會在信息披露上過于保守，甚至弄虛作假成風。當然不是另立新法就可以一勞永逸。

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是，依據公開的案例數據庫，與基金會管理相關的三個現行法規、規章，幾乎未被法院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中直接適用過。這并不表示，公眾與基金會之間多年來都沒有發生過糾紛——事實上，對基金會信息披露不及時甚至不透明，以及延伸至基金會的一些其他問題，如變相從商、管理成本高企、善款去向不明等等，民眾都屢有詬病，質疑之聲一直不絕于耳。這些批評緣何極少進入司法領域，或即便訴求司法裁判者現行法規、規章也未被適用，值得深思。

從技術層面，當然應該為具有利害關系的捐贈人或受益人對基金會提起知情權訴訟提供程序保障。這種保障，并不是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可以承載。包括基金會本身的法律性質，并非行政機構，而是歸屬于社會組織。這就導致了立法上的難題：作為行政機構的國務院或其部委，只能就社會組織的行政監管進行立法。而對于基金會的社會化管理，依據《立法法》，只能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予以規定。這里的所謂“法律”，專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

因此，在中國還沒有一部“基金會法”的前提下，約束基金會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都只能落點在行政監管上?；跈嗔Φ姆至?，行政部門也無權在其法規與規章中配置司法權?，F有基金會相關規定在司法適用上的操作性不強，可想而知。

從輿情上看，對基金會的法治化應是共識。自《基金會管理條例》頒行以來，中國內地的基金會數量截至去年年底已達2500個，總資產超600億元。社會力量的迸發，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與基金會打交道，權利意識的勃興也讓越來越多的捐贈者和受益者認識到，慈善并不只是捐（或受捐）一筆錢就了事，還包括監督善款能夠用之得當。這更凸顯出基金會法治化的緊迫，問題只在如何實現基金會法治化的路徑而已。

推動基金會的信息公開當然也是共識，這在6年前的《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中就已得到明確。民政部在原“辦法”之外欲另立新規，是否就能打開基金會密閉的暗箱，還有待實踐的檢驗。但從制度設計上，沒有司法審查和行政監管措施的保障，新規的執行仍不容樂觀。更應期待的，其實是推動基金會法治化走入全國人大立法程序。因為只有代議機構，才有權對分屬于社會、行政、司法和個人的權利（力）進行調整配置。

（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