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邦松/文
如果說長期生活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也算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傳統，那么這個傳統顯然在新一任院長蔡洪濱這里就戛然而止了。盡管身在一個歷來被公眾矚目的崗位上已經半年有余，蔡洪濱依然算得上一個陌生的名字。他很少對媒體侃侃而談，也很少在各種公開的論壇上發表措辭激烈的演講，而且，除非你愿意翻閱“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金融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這樣的專業學術刊物，從一堆深奧難明的文章中去尋找他的名字，你很難通過常用的搜索引擎去探究蔡洪濱學術生涯的脈絡。
這與他的兩位前任院長，厲以寧和張維迎，對比明顯。蔡洪濱非常坦率地承認，“我再怎么努力，也達不到他們這樣的高度”?；蛟S，把“高度”換成“知名度”可以更準確地表達蔡洪濱的意思。這個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低調和嚴謹的個性讓他很難成為一個明星式的經濟學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功。蔡本人也有這樣的期待，他表示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還是做研究”。
蔡洪濱本科就讀于武漢大學數學系。當時中國的改革剛剛起步，關于經濟改革的討論非常多，他也對于經濟和社會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之后，他于1988年考上北大經濟管理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成為了厲以寧的研究生。三年之后，他赴美留學，在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期間，他開始學習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企業的激勵問題、公司治理問題、公司金融問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問題。但蔡洪濱明白自己學術生涯的出發點和歸宿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經濟問題。“所以在美國工作幾年以后，在學術資源的積累差不多完成后，我回到中國，回到光華來研究一些跟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
蔡洪濱認為，人們關心中國經濟，大多比較關心一些宏觀經濟問題，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微觀結構問題，它的企業的行為、地方政府的行為，包括更具體的這種勞動力的供給、社會保障、醫療健康，諸如此類等等。經濟學對這些問題都有很好的分析工具，利用比較系統性的數據，可以做一些理論分析，甚至可以做一些實驗，一方面驗證現有的經濟理論，一方面提供給中國經濟問題更深入的看法。例如，有一項關于政府集權與分權問題的研究，普遍的觀點認為，分權能促進下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效率。但蔡洪濱的研究發現，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他用模型證明，只有當下級政府是均等時，分權才會提高效率，在起跑點都不一樣的情況下，分權反而會降低效率。
不得不說，和蔡洪濱談話很難讓你感到有多少樂趣，很少面對公眾的他還沒有完全掌握把高端經濟學俱樂部的談話內容轉換成通俗易懂的插科打諢的本領，或許他根本就沒打算邁出這一步。因為，在他的談話中不時傳遞的一個明顯信息是，經濟學的主要功能并非為了取悅大眾，它應該比目前在中國呈現的狀態更加嚴謹一些。
訪談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EMBA教育的關鍵不在于管理知識的簡單傳授，更不是把EMBA變為精英俱樂部，而是要致力于企業家人文素質的打造。光華管理學院也因此啟動了新一輪的EMBA教育改革，EMBA教育的本質和使命究竟是什么？
蔡洪濱：學生上EMBA，能從互相之間的交流中得到很多的有益的經驗分享，這當然很重要。但如果我們的EMBA只起到一個俱樂部價值的話，那么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我不覺得我們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且這樣一個項目，不會長久。如果我以娛樂為紐帶去組織俱樂部，等這些人找到自己的俱樂部之后，你就沒有辦法長久下去了，做俱樂部學校沒有比較優勢。因此，這次我們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想回歸教育的本質，通過我們精心打造的這些課程體系、講座系列、沙龍系列，各種各樣的活動，希望能夠系統地介紹比較先進的管理知識，讓學生能夠很好地把握、提升他們的管理水平。另外就是給他們足夠多的機會去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這個社會，認識未來。
經濟觀察報：你強調要把光華管理學院建成有大學氣質的商學院，并且提到世界上最好的商學院都是背后有大學作為依托的，你認為大學背景對于一個商學院來說意味著什么？
蔡洪濱：如果不依托大學,商學院更像是一個培訓機構。培訓機構從辦學的目的來講，就是以盈利為主，哪個項目掙錢就做，不掙錢就不做。光華這么多項目里頭，坦率講掙錢的項目有，不掙錢的也不少，我們不是從這個方面來考慮，它的目標不一樣。
第二，傳承的東西不一樣。哈佛大學有哈佛大學的傳統，哈佛商學院有哈佛商學院的傳統。你去了哈佛商學院，無論從建筑也好，從辦學主打的方向和傳統優勢也好，你會感覺那是哈佛的一部分。斯坦福商學院則是一種不一樣的氣氛。斯坦福大學在硅谷，是美國比較年輕的大學，一百年多一點，更有創新精神，不想走傳統大學的道路。斯坦福大學認為自己要發展在新技術行業的優勢，這反映的是大學的精神，那么斯坦福商學院就要跟整個大學的氣質一致，所以斯坦福商學院強調的是創業、創新，不走哈佛商學院的道路，傳統的管理模式，不是它主打的方向。每一個商學院立足于大學，必須根據大學的氣質和傳統來發展自己的優勢。
另外，商學院作為大學的一部分，必然要跟大學里其他的科系相互交融，結合你現有的一些東西，拓展出自己獨特的商學教育優勢，這也是各個商學院一直在探索的東西。
經濟觀察報：與國際上著名的商學院相比，北大光華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么？
蔡洪濱：中國的商學院教育時間很短，中國商學院的國際地位跟中國企業的國際地位，有相類似的地方。我們大部分的企業，跟二三十年前比，都是越做越好，但是在整個的國際經濟里頭，相對來講還是屬于以Made in China為主，制造業為主，相對低端為主。我覺得中國商學教育在世界商學教育中的地位，跟這個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起步，還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從學術研究方面，從教學的項目方面，從對于校友的服務方面，跟中國的企業一樣，對于國際商學教育一些先進的經驗，都有一個引進、吸收、消化和超越的過程。
我們跟世界上最好的商學院，很多方面是有差距的，我們必須很客觀地看待這個差別。但是反過來，我們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體中，進行我們的商學教育，在這樣的大的環境下，我們的優勢也是非常明顯的。管理科學具有科學和藝術兩種特質?？茖W部分是無國界的，藝術這部分則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性。這部分光華希望做出自己真正的特色來。光華老師所創造出來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扎根于中國的，但同時又是按照國際上規范的方法去研究，所提煉出對中國發展有益的管理知識和管理思想——這將是我們實現超越的核心力量。
經濟觀察報：在成為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之前，你一直是一位非常低調的學者，但成為院長之后——尤其是你的兩位前任，又是那么具有媒體影響力的學者——心里面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蔡洪濱：壓力當然有，就個人來講，我真正喜歡做的事情，還是去做研究，但是我理解無論是學院老師們同事們，還是社會也好，可能會對我有不同的期望，這也是我自己需要逐漸學習逐漸調整的一個過程。我的兩位前任，當然很有名的，這是我們光華的財富，所以我們還會繼續利用他們的社會影響。從我個人來講，我再怎么努力，也達不到他們這樣的高度，但是這個并不代表光華的社會影響就會降低。我覺得光華作為一個學院，我們這個整體社會影響的打造，未來可能越來越多靠的是我們的團體項目，而不是院長的個人項目。
經濟觀察報：光華是管理學院是教授管理學的，但光華本身的管理即是一大挑戰。這里匯聚了這么多知名學者教授、各種學術思想，怎么才能管理好這些個性不同、思想各異的學者，做到既同心協力又和而不同？
蔡洪濱：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不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因為北大的傳統就是兼容并包，自由開放。我覺得在整個北大，包括光華內部，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點很正常。我們學院有108個老師，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下，不同的學術思想，不同的觀點之間的兼容在北大在光華是很容易做的。另外一方面，從一個管理學院來講，內部管理確實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們有八個系，每個系里頭還有不少的方向，所以每個老師，從專業角度來講，就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像光華這樣的一個商學院，老師們之間的背景相差是比較大，我們有最近回國的，有長期在海外的學者，也有早些年回國的，年齡結構上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你到哈佛去看，你到國外任何一個商學院去看，相對來說，他們的師資是比較同質化一些的，它雖然也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性格差別，但他們沒有這么多元化的背景。
那么在這些情況下，怎么能夠讓大部分的老師們認同這個學院的方向，愿意一起努力把這個學院做得更好，從這個角度講，是有一定的挑戰。商學院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一個教學機構，它跟企業不一樣，企業可以激勵，可以制定各種各樣的獎懲制度。比如在一個民營企業，老板可以說，你做得不好可以開除你，做得好，我給你獎金給你分紅，甚至給你股份。而且，光華雖然是事業單位，但是我們跟政府又不一樣，政府靠命令，上下級關系（進行管理），但是學校，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學術機構，相對而言又比較自由與民主，你靠命令，靠上下級關系來推動事情是做不到的。院長也只是一個臨時的服務崗位，這個院長做完你還是回去做你原來的教學、研究。那你靠什么？怎么能真正的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學術機構，最終只能靠這些老師們，真正地從心里認同學院的使命，然后把學院當做自己的一個組織，愿意為這個組織去做他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只有真正做到大部分老師有這樣一種認同感，才能夠真正的調動起這些老師們的積極性，我們這個組織才真正能夠發展。
在最近的一個畢業典禮上，我們創始院長厲以寧老師專門講到光華的精神，他總結了三條：一條是我們的社會責任，就是我們北大一直延續下來的傳統；第二點講的就是認同，從光華創辦以來，我們就一直強調我們的老師們對這個學院的認同感；第三就是自律，也就是說我們的老師都要有很高的職業道德，能夠自己約束自己，真正做到自己的行為跟學院的發展的要求是一致的。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像經濟學家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里面，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蔡洪濱：他應該扮演經濟學家的角色。經濟學是一種社會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我覺得首先科學精神很重要，就是說你作為一個學者，必須要有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就是對于你研究的問題，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嚴謹的態度。經濟學在當今中國，好像是一個所謂的顯學一樣，大家都在討論，大家都覺得經濟學家很重要。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反對這種說法的，說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工具，這把經濟學太工具化了。我覺得經濟學如果能起到這個作用當然好，但是，我希望首先把經濟學看成一種社會科學。我想強調的是科學性，就是說，它跟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還有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對你所研究問題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條件，需要比較清楚，要在一個相對比較科學的體系下討論我們所關注的這種社會現象。因為如果你太強調經濟學所謂的工具性作用，所謂的經世濟民，經濟學家好像變成了諸葛亮，這個人有個妙計，那個人有個妙計，我覺得經濟學沒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大家可能對經濟學家容易失望，多少也是在這兒。
但是，如果你把它作為一個社會科學來看待的話，那么經濟學有它的分析體系，有它的研究方法，它非常非常有用，但是它有用在于：對于一個社會現象，如果我不做這個研究，你可能是一種看法，我做了這個研究，你會發現背后的原因，背后的機制會很不一樣，基于這樣的研究基礎之上，我們做進一步的政策討論，這樣的政策討論無論對于決策者也好，對社會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討論也好，才會深入。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我覺得才能真正的起到我們經濟學家對于社會的作用。
蔡洪濱的觀點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我們現在談到的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這些都是動態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會結構的固化、社會流動性低才是最可怕的。
中國現在有個說法叫做全民PE，說很多的人拿了錢就想要去投資。從資本的角度來考慮，在美國有錢的，尤其是很多old money的地方，肯定不是圣弗朗西斯科。但怎么把資本和idea結合，把新的理念結合，其背后的一些culture、制度和組織，是很重要的。
國企就像政府的兒子一樣，要把兒子的行為跟老子的行為分得清楚?，F在地方政府的一些行為是通過地方國企來參與甚至是干預當地經濟。我們必須理解它的動機，以及這種行為背后的制度因素。
（葉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