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文

蒂姆·韋納供職于《紐約時報》，曾經因為報道五角大樓神秘經費和中央情報局的秘密作戰計劃而兩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他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描寫中央情報局60年歷史的書《中情局罪與罰》，內中對中央情報局大加嘲諷。他說，自己的這本書“分析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未能建立第一流諜報機關的原因，而這一失敗已嚴重威脅到了美國國家安全”。

總體而言這本書從頭到尾充斥著各種奇聞軼事，但是絕沒有像韋納所言那樣，成為一本揭示原因和分析失敗邏輯的書。光是把這些大大小小的隱秘事件從中情局深藏不露的檔案室和大大小小特工的記憶中深挖出來，就夠這位優秀記者忙乎了。

因此，下面這些看上去似是而非的道理是我從蒂姆·韋納的敘事中努力總結出來的。

第一條，你的那些看上去權勢熏天的壞朋友總有一天會連累你。因此，遠離那些壞朋友，不要想著你能利用他們，通過他們達到某種目的。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要不得。

這應該是中情局血淚史上最深刻的教訓。它有時候像是農夫與蛇的故事，不同的是農夫也想利用那條終會反咬他一口的蛇，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這里有幾個例子。其中一樁是中情局在智利費盡千辛萬苦，終于將包括基辛格在內的美國權力精英看不順眼的阿連德政府顛覆。1973年9月11日發生的政變中，阿連德總統自殺，當天下午皮諾切特將軍登臺。它則迅速與這位殘暴的獨裁者建立起親密關系。皮諾切特還只是中情局的壞朋友，與他交往會把自己搞得很骯臟。中情局在冷戰后承認，中情局在智利的聯絡人“積極參與并掩飾嚴重侵害人權的罪行”，它的智利情報局局長與惡棍和恐怖分子無異。

也有些壞朋友終于反咬了一口。在沒能預測到蘇聯侵入阿富汗之后，中情局在阿富汗投入大量美元，廣泛結交各路英豪，鼓動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以圣戰的名義來反抗蘇聯軍隊。中情局的局長還曾經設宴款待這些朋友們，赴宴的人中有一個人后來赫赫有名，并且成為美國的心腹大患，他就是本·拉登。中情局的另一個壞朋友是后來被美國人推翻并吊死的薩達姆·侯賽因，因為中情局一向認為伊朗要更壞一些。

中情局經常與美國杰出的外交官們鬧不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中情局在受到壓力或者尋求建議的情況下，將自己意欲結交的朋友、發展的線人、扶植的政客等名單交給這些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們時，后者往往大驚失色。他們通常會指出，這些人是某一地區聲名顯赫的惡棍、騙子、毒梟或黑幫頭子。一點不夸張，中情局在早年曾經和一位黑手黨頭目合作，希望對方去刺殺卡斯特羅。

第二條，有一些失誤格外致命，因此，請千萬想明白了再行動。而且，其實這種致命的失誤，往往由漫不經心帶來的。

在北約為了迫使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將軍隊撤出科索沃而對塞爾維亞進行的轟炸行動中，中央情報局負責為美國轟炸機挑選轟炸目標。其中確定的一個目標是位于貝爾格萊德市烏美諾斯提大道2號的“南斯拉夫軍需處”。結果那個地方不是南斯拉夫軍需處，而是中國大使館。原因竟然是中情局看錯了地圖。但是誤炸的后果卻格外嚴重，它觸碰到了極為敏感的中美關系。除此之外，它讓人對中情局信心全無。“有很長一段時間，中情局提到的任何事或任何人，凡是要動用美國導彈的，白宮和五角大樓都不予相信。”

另外一個幾乎要葬送中情局的失誤是在9·11之后。中情局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搜集從“偵查衛星、外國情報機關、伊拉克特工、投誠者與志愿者”手中得到的各種信息，然后做出一份國家情報特別評估，稱“巴格達擁有生化武器”正是這份報告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送到了讓全世界嘲笑的舞臺上。美國軍方和政府官員們信誓旦旦對外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讓美國陷入一場代價昂貴的戰爭，結果即使在占領巴格達之后，最豪華的專家陣容也沒有搜查到中情局報告中提到的武器。這讓當時的總統小布什恨恨地說，中情局的各種報告“純屬臆測”。

第三條，不要讓行動部門的意愿過于強烈地影響到智囊部門。換句話說，不要先想到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再為做這件事找理由。對于中情局而言，就是不要讓秘密行動部門的行動意愿影響到情報分析部門。它有些類似于在投資銀行中，要嚴格地隔離開證券分析部門和投行業務部門?？此扑鼈兛梢曰ハ啻龠M，可事實上是它會讓頭腦不再冷靜，讓所有的分析、研究和判斷全都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這就讓事情早晚會搞砸。

艾森豪威爾任總統時期，他希望找出中情局為什么總不能讓自己如愿的原因。于是總統找人對中情局做了一項研究。研究表明，中情局提供的情報不大如意的原因是，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醉心于擴大中情局秘密行動的能力——畢竟，顛覆外國政府、刺殺他國政治首腦等等這些行動才激動人心，而且也能為中情局爭取到高額預算。“中情局把心思集中在政戰、心戰和秘密行動相關活動上，往往分散注意力，無法專心執行情報搜集的基本使命”。

更加致命的是，行動派往往壓制住情報派提供的事后看來非常有洞見的信息和分析。那些警告中情局不可輕易發動對古巴的進攻、警告中情局在越南的行動得不償失的情報，往往被認為是對秘密行動的消極制約，而被束之高閣。

第四條，相較于技術、金錢和制度的因素，要更加重視人的因素。因為只有人的靈活和激情才能激發創意，帶來驚喜。

蒂姆·韋納說，中情局“了解敵方的重大責任落在‘機器’上，而不是由‘人’負責。偵查技術日新月異，中情局的目光卻越來越短淺。偵查衛星使中情局有能力計算出蘇聯武器的數量，卻無法提供蘇聯共產主義即將崩潰的重要情報。中情局的頂尖專家在冷戰結束后才看到敵人。中情局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協助阿富汗抵抗蘇聯紅軍入侵，讓蘇聯受到重創，獲得少有的成功。然而，它未能預見自己所支持的伊斯蘭戰士會把矛頭轉向美國，驀然醒悟后又未能及時采取行動，從而造成極其嚴重的挫敗”。

技術、制度和大量金錢會造成人的思維的懶惰。這點在中情局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中情局可以用大量的金錢從英國情報機關、以色列情報機關手中購買情報；中情局也可以動用最先進的隱形飛機等技術來獲取情報，但這不妨礙早年U2飛機就曾經被前蘇聯和中國先后擊落。與此同時，中情局會由于一位在阿塞拜疆長大的特工英語說不流利辭退他，卻在成千上萬個英語熟練的特工中找不到會說當地語言的人。

在蒂姆·韋納看來，中情局60年的歷史“充斥著蠢事與不幸，間或穿插一些英勇之舉與狡黠伎倆的花絮。史料里記錄的全是他們在海外短暫的成功與永遠的失敗”。不過，引用中情局另一位官員的話，這些“價值600億美元的垃圾堆”，或許能夠讓人們——無論是商人，還是普通的要做出日常決策的人們從中獲取一些失敗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