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曾榛/文 制片人鄧文迪、導演王穎、原著編劇鄺麗莎、主演李冰冰、鄔君梅……當這些很中國名字出現在海報上；老同、女書、三寸金蓮等元素出現在預告片中時，我天真地以為《雪花密扇》是一部“很中國”的片子?？戳T片子才發現，這只是一部“關于中國”的片子，關于的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國。影片雖然用了中國的演員、傳統文化、歷史背景、生活場景，但整合與解讀這些元素的卻是西方人的視角和價值觀，感覺像是馬可波羅的游記。

影片采取交叉敘事的方式，場景一會兒當代上海，一會兒清末的湖南。然而真正穿越的不是劇情，而是臺詞。以片中百合貧寒的家境，她母親估計書都沒有念過，卻在給她裹小腳時說出：“今天的痛苦是為了成就你將來的幸福……”等一連串文縐縐的箴言。雪花雖是大戶人家的閨女，但畢竟生活在清末的背景下，也不至于被丈夫暴打之后還能說出“他把悲傷握在了拳頭里”這種詩句。“這是我見過的最完美的小腳。”稍有常識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完全不是農村媒婆的口吻。一群清朝的裹腳女人、拖辮子男人過著中國的日子，卻說著洋人的話。感覺實在有點怪怪的。但我相信，西方人不會覺得不妥，他們并不清楚中國人原本應該怎樣講話，這樣講至少能讓他們更容易明白意思。制片人鄧文迪也說了，這部片子要讓西方人看得懂。

比語言更嚴重的硬傷是價值取向的西化。百合想要雪花離開時常打罵她的丈夫，雪花不但慷慨激昂地說“我愛他”，還質問百合：“你丈夫說過一次我愛你嗎？”以此證明百合婚姻的貌合神離。我相當納悶兒，難道雪花的屠戶丈夫會說“我愛你”？對愛情至上的西方人來講，“我愛你”三個字在婚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講，男人養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才是婚姻關系的核心。百合的丈夫不打老婆、不娶二房、四處奔波掙錢養家，這樣的老公在舊中國幾乎可以打滿分了。說沒說“我愛你”有什么要緊？回頭仔細分析主創背景才發現，編劇羅納德·巴斯是標準的西方人。原著鄺麗莎也只有1/8的中國血統，且從小在美國長大；如今年過六旬的導演王穎生在西化的香港，16歲就去了美國，典型的“香蕉人”：黃種人的外表，白種人的思維；在美國生活多年的鄧文迪、鄔君梅也早已融入西方價值觀。難怪全片“西風濃郁”。

不過，盡管該片瑕疵斑斑，但依然讓不少女觀眾流下了感動的眼淚。我想，這得歸功于“老同”這個神秘、特殊的題材，以及影片所傳遞的一種女性關懷。古今中外的女人在婚戀關系中幾乎都有著共同的困惑與無奈：為何我在乎的事情在男人看來都是雞毛蒜皮、不值一提？為何男人總把我的關切當作嘮叨，把我的傾訴視為無理取鬧？為何我等的只是一個安慰的擁抱，男人卻說出一堆道理來批判？為何我徹夜傷心落淚，男人卻能夠呼呼大睡……西方心理學界有個流行的比喻，女人如蝴蝶般纖敏、柔弱、感性，男人卻如水牛般堅硬、遲鈍、理智。女性天生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男人卻只喜歡為解決問題提供方法。男女天生的身心差異，導致女人的許多細膩的情感需求非但很難在男人那里得到滿足，反而容易受到打擊，男人并非故意，但女人依然感到失望與傷害。情緒若不想變為抑郁，就必須尋找出口。這時，如果有一個和你感同身受，對你關愛備至的姐妹相互傾訴，彼此安慰和鼓勵，生活也許就不那么灰暗和絕望了。在清末的湖南，女人們都會在兒時就結下這么一位姐妹：年紀相仿、志趣相投，一起在神佛面前宣誓結拜，簽下結交書，彼此承諾惺惺相惜、不離不棄。在各自婚后依然互訴衷腸、彼此慰籍。這就是片中雪花與百合結為的關系——“老同”。她們將只有女人才懂的文字“女書”寫在扇面上，互訴衷腸。

“老同”這種關系雖然看似曖昧，但并非“女同”。撇開特殊情況不談，片中百合與雪花這對“老同”只是情感上相互慰籍，并無性的接觸。“老同”也不等同于“閨蜜”?；蛘哒f，“老同”是“閨蜜”的升級版，因為“老同”之間有神佛作證的誓約。誓約雖然無法保障關系在未來永恒，但至少能產生極大的依賴與信任，同時也帶來堅守的責任感。正如鄔君梅定義：“老同比閨蜜更執著。”這種神圣的執著可以很好地彌補女性普遍缺乏的安全感。女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往往大于肉體與生活。在那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中，“老同”這種關系給女人帶來極大的精神安慰，其實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正如百合和雪花一起躲過戰亂準備回家時，她說，這些日子我想了許多，希望我回到丈夫身邊后能做一個好妻子。雪花說，這是我們共同的追求。

《雪花密扇》不一定能讓男人更懂女人，但女人應該能更了解自己。“老同”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女人心底深藏的孤寂與渴望。無論哪個世代，無論什么國度，女人始終需要一個男人以外的依靠，一個婚姻之外的誓約，一個惺惺相惜的姐妹彼此鼓勵，相互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