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特是帶著西方媒體人看待新加坡的典型目光來訪問李光耀的：他將李光耀視為亞洲巨人，是將一個城市國家改頭換面的杰出領導者和創造了一個類似于烏托邦的國家的高明管理者。另外一種典型目光的代表是普雷特在訪問中提到的已經過世的名專欄作家薩菲爾。他反感李光耀的行事方式，以狐疑的目光打量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極端時他稱李光耀是“東南亞的小希特勒”，溫和時也認為李光耀是個危險人物，而且是個教導共產主義中國如何做事的危險人物。新加坡對口香糖的禁止，用古老野蠻的鞭刑來對待販毒者和吸毒者，以及政府在說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時的決絕，李光耀對媒體和言論自由的態度都讓西方人在打量他時，內心清楚這個說一口流利英式英語的黃種人并不是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奉行者。而另外一些人則對新加坡的井井有條與秩序驚人羨慕不已，認為在必要和能給公眾帶來利益時來一些李光耀式的威權也不錯。他們已經受夠了自己的政治領袖，認為他們無能、缺乏智慧和決斷力——不過這也是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對政治領袖們的通?？捶?。“財政穩定，金融繁榮；國際機場就像一個炫麗多彩的電影場景；國內的基礎設施足以讓有‘海灣明珠’之稱的迪拜感到妒忌；95％的國民居者有其屋；華麗的購物廣場可媲美電視劇‘比弗利山莊90210’；這里的公共學校辦得比美國還出色，學生數理成績比日本還優秀”，更別提它處處一塵不染、治安良好還不堵車，政府高效且廉潔，所有這些都讓受夠了民主弊端的西方人羨慕。李光耀給予普雷特的特殊照顧也讓這位知名媒體人更加對這位“亞洲巨人”有好感。隨著李光耀的年齡增長，采訪他變得越來越困難，而普雷特還能拿到獨家的長時間專訪。當然，在兩次談話的間歇，他也會有這種擔心，即自己對李光耀是不是過于友好——在媒體這個行當，規律是你越是苛刻，越是擺出一副不友善的面孔，你的同行和讀者也就越會贊美你的批評性。

不過這種感覺也只是稍縱即逝。“如果你強迫這位非常有自信（有時太容易惱怒）的人物回答問題，訪談就會栽跟頭，對誰都沒好處。冷淡的氣氛無益于熱情的表達。”普雷特對自己說。更何況他本質上還是個真心誠意的李光耀的贊美者。即使是在他使用“馬基亞維利式的”、“現代的霍布斯式”的這些詞組時，他也在試圖表達對李光耀的贊賞。

他稱這位當時86歲的新加坡國父為“狐貍”。這是他用以賽亞·柏林劃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方法來劃分政治人物。狐貍知道所有事情；而刺猬只精通一事。李光耀是只老狐貍，行事時甚至沒有具體指導原則，而只是隨機應變，“你可以說我是功利主義者。我只對可以行得通的有興趣”；“我的指導原則是什么？在面對困境，重大問題或各種矛盾時，若我提出的解決方案無效，我會檢視我還有哪些替代選擇。我會選擇一個成功率比較高的方案，但是一旦失敗，我還有其他方法。”

正是這種價值觀讓他成為最好的中國觀察者。在1989年之后很長一段時間，西方政治家通過李光耀的眼睛來理解中國。他不相信不通過犧牲就能達到目的，也不相信為了達到目的就只能采用某種特定手段。這種功利主義讓他在看待中國時分外實際，而不至于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使他在很多西方人看來有些站在中國這一邊說話，1989年之后他就堅持說中國還會回到改革與開放的道路上。他也是鄧小平的崇拜者。“我會說最偉大的是鄧小平。在他的那個時代，你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說服和鎮住他的保守派同僚的偉人，并對他們宣布：我們必須往不同的方向前進。”但是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他似乎又對中國不大友好。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采訪集中，李光耀說，以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對新加坡來說是最好的局面，“他們（中國）說不稱霸。如果你不準備稱霸，為什么老告訴全世界自己不要成為霸權？”

尼克松曾經在自己的一本回憶錄中說，如果不是因為生在新加坡，李光耀可能會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政治領袖。是這艘船本身的容量限制船長獲取更加輝煌的成就。馬來西亞的前首相馬哈蒂爾說，李光耀“曾有抱負成為整個馬來西亞的首相”。不過當時的首相東姑毅然決定讓新加坡獨立。當李光耀向他的同事和人民們宣布新加坡獨立的消息時，淚流滿面——至今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展覽室內仍擺放著這張照片。而在他回憶錄的第一頁，李光耀就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馬哈蒂爾，李光耀的老對手和新加坡獨立之前在大馬國會的同事說，“李光耀比新加坡來得有影響力。對李光耀來說，新加坡太小，不足以讓他發揮‘巨大’的才華。”

李光耀攜吳作棟的主動隱退，是否表明這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存有和當年蔣經國同樣的想法，即在自己的身后仍然留存一種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的恥辱，我們無從知曉?，F在也很難判斷，新加坡剛剛過去的出人意料的大選是否表明李光耀所成功實踐的、對亞洲和超出亞洲范圍內的威權國家頗具吸引力的治理模式已經過時？這種治理模式成功混合了政府的威權、執政黨不可撼動的地位、高速的經濟發展、全球一流的金融和商業環境及良好的社會治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87歲的李光耀必定會作為眾多政治人物的行為榜樣存在于世界歷史上。他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他對地緣政治的認知和對權謀的熟練使用，他如何捕捉到機會讓自己的國家得利，這對任何政治家而言都是頗有教益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