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文

“在四面受敵的利比亞城市米蘇拉塔，卡扎菲部隊的炮彈不分敵我地打過來。不見北約部隊的蹤影。”

這是蒂姆·海瑟林頓（Tim　Het-herington）發布在Twitter上的最后一條消息，時間是2011年4月19日。第二天，一枚迫擊炮彈在海瑟林頓身旁落下、爆炸。沒能像他拍的電影在結束時打出一個“完”，這名戰地攝影記者的生命才走到40歲這一幀，就戛然而止了。

高大的海瑟林頓長著一張英俊的臉，不是那種精致的英俊，而是糙糲的英俊——從眉骨到鼻梁到下巴，線條硬朗分明，如雕刻的大理石一般，一眼看去，就知道經歷過生死。透過取景器，海瑟林頓在戰場前線為我們拍下了大量充滿人性的照片和紀錄片素材，并借此獲得了諸項新聞榮譽。就在遇難前不久，海瑟林頓與美國戰地記者塞巴斯蒂安·榮格(Sebas-tian　Junger)共同拍攝的反映阿富汗美軍士兵的紀錄片《Restrepo》獲得了201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提名。他原本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呆在紐約，好好和妻子享受那里的春光，緩解過去一年拍攝的勞累，但此刻，阿拉伯的春天竟顯得無比醉人。繼突尼斯、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巴林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后，利比亞的民眾也開始走上街頭要求統治了國家42年之久的卡扎菲下臺并進行民主變革，但卡扎菲政權對民眾抗議的鎮壓進而演變成了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力量的內戰，雙方膠著不下。受到職業和內心的驅使，海瑟林頓未作過多停留，自費踏上了前往利比亞的報道之路。

“他是個有抱負的人。”塞巴斯蒂安·榮格事后評價自己的同事，“利比亞的情況對他來說太誘人了，那里的戰事充滿了戲劇性。他必須要去，因為他想親眼看到故事如何發展。”

海瑟林頓的新聞抱負來得有些意外。出生于利物浦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蒂姆·海瑟林頓最初是在牛津大學念的英國古典文學。畢業時，他身無分文。幸運的是，剛去世的祖母在遺囑里為他留了5000英鎊，海瑟林頓帶著這筆錢在隨后的兩年里去了印度、西藏以及中國的其他地方。同許多在旅行中找尋自我的年輕人一樣，中印之行為海瑟林頓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岡仁波欽峰，喜馬拉雅山，還有與喇嘛的面晤，帶給了他靈性的啟示。“從印度回來之后，我突然有了參悟。我意識到其實自己想做的是攝影。”海瑟林頓回憶道。于是在回國后的四年時間里，他一邊工作一邊在夜校學習攝影。26歲那一年，海瑟林頓用攢足的學費重新回到大學專攻攝影新聞。

成為專業攝影師后，海瑟林頓的第一份工作是為英國的《大志》報（Big　Issues）報道圖片新聞。當時創刊不足十年的《大志》報由幾個心懷理想的熱血青年一手經辦，報紙的經營模式簡單卻獨特得令人乍舌：報販必須是街頭流浪的無家可歸者，他們以每份報紙1英鎊的價格買進，再以每份2英鎊的售價賣出。這份內容完全由職業記者采編的報紙卻以慈善機構的方式緩解了英國最弱勢人群的就業問題。“但那個時候報社還沒有成型，很多事情都是邊做邊摸索。”《大志》報的前主編向恩·布魯克斯（Xan　Brooks）回憶道，“當時蒂姆一進辦公室，我就聽到了他渾厚的聲音和晃蕩的相機包。他扎著運動的小辮，穿著寬松的汗衫和大褲衩。他坐下時雙腿張開，一些同事發現他的褲子一直破到襠部，里面甚至不穿內褲，下巴都掉下來了。”

但是海瑟林頓很快用他生動、充滿力量和現場感的照片贏得了同事的信任。他穿梭于倫敦的大街小巷，停下來與路人交談；他出入于無家可歸者的破屋，參加他們的游行；他去碼頭記錄工人的罷工和拳擊比賽。“我們也會派他去報道名人，這讓他很憤怒，但他會用幽默平息怒火。他會問，當我們眼皮底下有那么多故事可報道時，為什么還要把相機對著那些名人？”布魯克斯說。

海瑟林頓離開《大志》報后，加入了一家位于紐約、專事戰地新聞的圖片社，因為對于他來說，相比于只有6000萬人口的英國，擁有三億人口的美國有著更廣的觀眾群，而讓這三億人了解他們的士兵在做什么，無疑有著巨大的意義。1999年至2002年，他先后去了利比里亞、科特迪瓦、尼日利亞、布基納法索、馬里和塞拉利昂，報導那里的戰事和武裝沖突下的平民。在利比里亞，他把鏡頭對準了反叛軍一方，并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片《An　Uncivil　War》。“他好幾次在兩方的交火中幸存下來，貼身拍攝讓他捕捉到了許多具有標志意義的圖片。”詹姆士·布萊貝岑（James　Brabazon）是當時與海瑟林頓身處叛軍陣營的僅有的兩名外國記者之一，紀錄片攝像出身的他一直將后者視為一名人道主義者，“當時一個叛軍的指揮官懷疑救護傷員的醫生是間諜，要把他處決。蒂姆站到醫生身前，面對火冒三丈的指揮官，摁住他手里的搶，請求他放人一命。結果醫生得救了。”說句題外話，我在加地夫的時候，曾聽過詹姆士·布萊貝岑開的一個講習課，沒想到他和蒂姆·海瑟林頓共事過，還專門為《衛報》寫了他的訃告。不過幸虧有他寫的訃告，才會有那么多關于海瑟林頓生平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