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返城與中國的股份制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被稱為“厲股份”的經濟學家，你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好像是在1980年4月到5月份。

厲以寧：對。當時我作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副教授，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就業座談會。在這個會議上，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要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你為什么要提出股份制？

厲以寧：這個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它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就是1978年10月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歷時10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有無數知識青年從城市進入農村。其實當初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業壓力很大。過去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我國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顧生產力水平低、層次多的特點，人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級過渡，輕視集體經濟，消滅個體經濟，使所有制的經濟形式越來越向單一發展。這給我國經濟建設、勞動就業和人民生活帶來很多困難。特別是在“文革”以后，這種困難和問題首先以勞動就業為薄弱環節表現出來。因為“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停滯不前，國有工商企業又因體制問題和政治原因，長期人浮于事，冗員充塞，無法容納更多的人員就業。到1979年，回城知識青年大約1700萬。

經濟觀察報：1700萬？這個壓力夠大的。

厲以寧： 1700萬回城青年再加上320萬沒有就業的留城青年，總數達到2000多萬，大體上相當于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個壓力就是就業問題?！按龢I青年”就是那時候誕生的一個新詞匯，比“失業”好聽一點。

經濟觀察報：九十年代的“下崗工人”一詞和八十年代初的“待業青年”一樣，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

厲以寧：那時的就業壓力比后來因為國企裁員造成的“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要大得多。成千上萬的返城知識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業，而政府和企業又無法滿足這么多待業人員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現了包圍火車站、包圍市政府要工作的群體事件。因此，中央召開勞動就業座談會，尋求解決辦法。在會上我就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

經濟觀察報：你的觀點在會議上沒有什么響應者吧？會議期間你寫了一首詩，“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边@是不是有感而發？

厲以寧：我的提議沒有什么反響，但我堅信“陳規當變終須變”。所以，三個月后在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我再次提出要實行股份制。在這個會議上，提股份制的就多了，于光遠、童大林、馮蘭瑞、蔣一葦、董輔礽、王玨、趙履寬、鮑恩榮、胡志仁等學者都表示同意，說股份制是好辦法。

經濟觀察報：但是，大家對股份制的理解其實并不一致。

厲以寧：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對西方經濟學不熟，對資源配置的理論也不熟，實際上，許多人僅僅把股份制作為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股份制將重新構造微觀經濟的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家在呼喚中國股份制上都是有功勞的。我記得，那次會議由萬里主持，萬里對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經濟觀察報：那時萬里已經從安徽調回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厲以寧：“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結束后，萬里告訴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決北京知識青年的失業問題。市委書記段君毅說可以，我們考慮考慮。過了幾個月，段君毅說不用了，不用了，我們通過銀行貸款都已經解決了。其實，這時候股份制已經開始在農村出現萌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農村的某些社辦企業，為擴大生產能力，自發地采用了集資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紅的辦法，使企業規模越搞越大，企業經營充滿活力。農民通過各種生產要素入股，形成了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這就是股份制的雛形。當然，還很不完善，所以后來才要進行鄉鎮企業的股份制改造。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可以說，是知識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國的股份制？

厲以寧：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盁o心插柳柳成蔭”，知識青年返城帶來的就業問題，讓我在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時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權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路徑中得出的結論。

從1978年開始，我就和恩師羅志如先生開始撰寫《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英國曾經是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由于工業的發達，曾把自己炫耀為“世界工廠”。但自二十世紀初葉以后，它卻逐漸衰弱，患上了人們所說的“英國病”。其癥狀是：停停走走的經濟、通貨膨脹、失業并發癥與國際收支危機的交織、收入分配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分權日益嚴重的趨勢。為了確認其癥狀，查明其根源，預測其發展趨勢，我們研究了20世紀以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及其對英國經濟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試驗”、“國有化”、“計劃化”都不是英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從那時起，我就把所有制問題放在了首要位置。我開始認識到，所有制改革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轉換具有關鍵意義，必須以新型所有制取代傳統所有制。

…………（更多精彩內容詳見明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第3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