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變成“考試大國”。而有考試的地方有作弊，這個并不合乎客觀的判斷，在近年來各種作弊手段花樣百出的新聞體驗中，正在成為現實。比如日前在全國職稱英語考試成都某考點的考場上，發現一位考生帶進考場的《牛津高階英文字典》挖了一個深3厘米的洞，借此攜帶一部翻蓋手機入場作弊。（7月2日《成都晚報》）而同樣是在武漢市“職稱外語等級考試”上，有86名替考“槍手”被一種新型身份證識別儀查出。（7月3日《楚天都市報》）

字典中挖洞藏手機，這不禁讓人聯想起美國影片《刺激1995》中在《圣經》中藏納挖墻工具那一幕，作弊者的“聰明才智”縱然可窺一斑，但相同場景中透露出來的某種“無奈”更讓人感到悲哀。人說考場如戰場，在各種激烈的考試競爭中，不難想象作弊者當場被抓的窘態和屈辱感，尤其是這些參加職稱考試的人，大多是帶有身份的知識分子，其所背負的道德譴責或許比常人更多。

我不是為作弊者開脫，更不是無視近年來愈演愈烈的作弊現象，只是同樣的職業感觸讓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人們為什么要冒著道德失陷的危險作弊呢？如果一種考試客觀上帶來了那么普遍的作弊現象，這種考試本身還是正當的嗎？

當作弊成為一種現象，我們首先習慣于加諸各種道德評判和制度審視，比如道德滑坡，誠信缺失，制度漏洞，懲戒疲軟。似乎只要道德建設上去了，制度設計健全了，各種作弊現象就可消失殆盡。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一直指責的是作弊者一方，而忽略了人類創造出的這么多考試其本身是否科學、是否必要、是否正當、是否按照“善”的意圖來設計和安排。以我從學生到老師的切身體驗，在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考試與我們個人的發展“無關”或是“關系不大”。每當看到那些頭發半白以前只學過俄文的老師為了一紙職稱而念叨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單詞時，每當聽說某某同學因為計算機二級沒過而拿不到碩士學位時，每當看到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在兩年的學期期間全部忙著過各種各樣的考試時，我有一種強烈的窒息感。聯想到每一種考試背后的巨大利益鏈條，聯想到日益盛行的“考試經濟”，我不由偏執地認為，太多用意不“善”的考試，太多缺乏公正的考試，太多與考生發展無關的考試，某種程度上成為逼迫考生作弊的“元兇”。

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最簡單的往往就是最高尚的。然而不得不承認，在我們每個人通往自由、平等的發展道路上，已經有太多的考試束縛住了前進的腳步。我很想知道，發生在我們這個社會上的一切考試，都是由誰來決定的。在什么情況下，什么行業里，什么時間，發明出什么樣的考試，這些為孫中山先生早就看重的“考試權”，卻一直超乎于我們視線。有了主權在民、權利平等的思想，為什么在那么多的場合，原本屬于我們的權利卻非要人為設置一場考試而過濾為三六九等呢？而且決定這些考試的權力并不在于我們自己？

近年來，針對越來越多的考試失范現象，不少學者建議制定出臺一部全國性的《考試法》，這固然是一個不錯的制度安排，只是我以為，在立法的時候，請先搞清楚考試權到底來源何方，到底該由誰來決定我們的考試。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