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鐵路是國家壟斷的。春運期間，鐵路壟斷者的收入可以大增。多數人——— 包括那些堅決反對行政壟斷的人——— 認為，以行政手段限制火車票的價格、從而限制鐵路壟斷者的壟斷收入，是對壟斷的一種有效矯正?；谕瑯拥睦碛?，他們也主張對其他公共事業，包括電力、用水、環衛乃至教育，都實施限價管制。這種思維背后的邏輯是：壟斷的禍害在于壟斷者需索過度，而只要對壟斷進行價格管制，就可以解決問題，使消費者免遭盤剝。

從租的角度看壟斷，上述成見錯了，而且錯得清楚——— 由政府來管制壟斷，不可能保護消費者利益。這是因為， “壟斷租值”永遠是由需求強弱決定的，其他因素無法改變租值。就鐵路而言，只要政府仍然壟斷鐵路運輸業，那么它就必然享受春運期間的額外租值。只要需求還在，這租值就不會消失。不論政府管不管，這種 “壟斷租”的存在和大小都不受影響，受影響的只是租的實現形式。

假如沒有任何價格管制，那么鐵路壟斷者就可能提價，從而將其享有的租全部變現；假如存在價格管制，那鐵路壟斷者便無法將其壟斷租全部變現，而只能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車票賣給與他有特殊關系的乘客。這時，部分租值就從鈔票形式，轉變成諸如人際關系的非鈔票形式。

政府管制壟斷的結果，不僅對壟斷者不利，對整個社會也不利，因為它不僅扭曲了壟斷者套取租值的意愿，而且還迫使需求者將資源耗費在人際關系的競逐上，造成社會的凈浪費。不明白這一點，我們就無法明白，為什么經濟學家在反對行政壟斷的同時，也反對以價格管制作為對行政壟斷和其他壟斷的矯正手段。

再以電信業為例。在中國，電信部門受準入壁壘保護，從而坐擁巨額壟斷租值。但是，電信部門受準入壁壘保護是一回事；它如何將其壟斷租變現是另一回事。經濟學家既反對政府在通信行業設置準入壁壘，但同時也支持電信部門自主提供業務、自主劃分市場、自主收取費用。從租的角度看壟斷，這兩者是并行不悖的。

一個地主，可能把他的土地交給敗家子打理，結果丟荒了土地。這是最壞的一種情形，是地主和消費者的雙輸。好一點，地主雖然維持壟斷者的特性，但可以把土地分割，交給幾個不同的佃農耕作，對他們論功行賞，那么耕作效率就會提高。只要交易費用夠低，不論土地由一個地主擁有，還是有一百個地主擁有，都不影響土地的有效利用。

同樣，這些年中國電信幾經分拆和資源調動，實際上就是壟斷下的佃農安排。這種安排提高了效率。盡管電信保持了壟斷特點，但由于基本沒有受到價格管制，其經營主體保持了相對獨立，所以在國家壟斷的前提下，電信公司之間不僅存在競爭，而且競爭激烈，服務質量于是提高。

十多年前，深圳郵電局提議發展移動電話，但上級認為成本太高，需求不足，所以只允許深圳自籌資金試行。深圳投石問路，結果供不應求，造成壟斷者和消費者雙贏。這是說，將 “國家壟斷電信業”的前提存而不論，壟斷者及其屬下承包部門，若積極追求兌現租值，就比 “只占茅坑”對社會有利得多。讓政府管制壟斷，而非解除壟斷，效果則適得其反。

再以石油為例。阿拉伯壟斷了大量油田，你可以抱怨上天不公；但石油輸出國聯合起來，以卡特爾形式操縱石油開采量，從而最大程度地兌現其天賦租值，卻肯定對全社會有益。這是因為，在石油輸出國共謀逐利的同時，全球石油消費的節奏得到了調節，石油在時間上的配置達到了優化。

從租的角度看壟斷，我們首先看到，壟斷者注定是要設法將其壟斷力的租值兌現的，而他們的成功全賴需求者的鈔票認可。令人驚訝的推論是：反壟斷法所禁止的種種行為，包括資源集中、價格聯盟、價格歧視、捆綁銷售、市場分割等，都是能為壟斷者實現租值，即為需求者以鈔票認可的行為。

這是說，反壟斷法把目光集中在上述商業行為本身，是看錯了重點、打偏了靶子。這便照亮了反壟斷研究的第一片累結碩果的沃土：逐條研究被反壟斷法禁止的每一種商業操作，解釋它們為什么其實都是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和促進社會福利的。

從租的角度看壟斷，還能讓我們把視線轉移到引起這些行為的壟斷力的性質上去。既然對租值的追求必然引致 “反壟斷違法行為”，所以問題不在這些行為本身，而在其起因，那么帶來租值的幾種壟斷力，包括天賦、經濟產品、發明專利和行政特權，對社會福利的作用都是同等的嗎？

這提問引向了第二片沃土：解釋為什么天賦不論落到誰的頭上，都不影響社會福利；解釋為什么追求經濟產品和發明專利上的壟斷，往往會促進社會福利；重要的是，解釋為什么追逐行政特權上的壟斷，往往會損害社會福利；而在經濟學中， “尋租 （rentseeking）”一詞，則是專指最后這種有害行為的。

反壟斷研究還把反壟斷執法作為考察對象，這是第三片沃土了。當立法者并不理解諸多商業行為的效率含義，而反壟斷法的條文又含糊不清，反壟斷法執法就必然成為競爭者和執法者們 “尋租”的樂園。反壟斷法的條文越寬泛，執法機關越龐雜，執法權力越大， “反壟斷尋租”的破壞力就越大。這是各國在推進反壟斷法時，必然遭遇的制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