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當前在房屋拆遷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王琳：拆遷中的主要矛盾還是公權與私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城市發展與個體需求的矛盾。它的根源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又源于失衡的央地財稅分配機制與高企的行政成本。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中國在這方面會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

王琳：這要從轉型中國的時代背景來分析。從整體上看，拆遷好像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拆遷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矛盾無法化解。拆遷矛盾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私權和法治觀念的日益普及，集體至上的觀念已被多數民眾拋棄。這一變化使得被拆遷人敢于通過抗拆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另一方面，法治對公權力的要求是一種受限的權力，但現時這種權力還過于強大，在體制內難以受到司法的制約，在體制外難以受到民意的制約。上升的私權和不愿受限的公權一對碰，自然是火花四濺。

經濟觀察報：以三亞為例，為什么在拆除棚戶區的過程中會引起輿論的強烈質疑？究竟應該如何定位類似三亞拆遷中這些人的身份？究竟該不該給予適當補償？

王琳：我想有必要區分“拆違”和“拆遷”?！安疬`”針對的是違法或違章建筑，拆遷的“拆”針對的是合法建筑。拆違就不存在“遷”的問題。

三亞鳳凰鎮的例子之所以引發輿論強烈質疑，主要是因為拆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拆違本身。當地政府坐視棚戶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是失職。不拆，就是繼續失職。但三亞要反思執法方式，尤其應反思 “把豬養肥了再殺”的拆違思維。包括棚戶區如此長時間的公開違法，有沒有行政部門在大開綠燈？是單純的失職，還是伴有瀆職，甚至伴有腐敗，這都需要查清。

從報道中可以看出，三亞鳳凰棚戶區內主要是一些外地來三亞求生活的農民。他們本身是弱勢群體，政府應予關懷和扶助。但也不能任由他們搭建棚戶，對土地構成實質占有，并且用來營利（比如養豬）。如果放縱違建，對其他守法者也不公平，還可能帶來極為惡劣的“示范效應”。三亞市違建成風，現在要完全處理好難度相當大。這就是執法不及時的惡果。

經濟觀察報：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方式？

王琳：及時發現及時處理，就是最好的人性化。行政管理中的 “強制執行”從來都應作為被動的選擇和最后的選擇。行政部門首要的任務是做好違章建筑的預防。另一方面，對于既成事實的違建，也要盡到告知義務，疏導義務，動遷義務，勸返義務。在執行上，要區分違章建筑與違建的其他合法財產權，要尊重違建者的人身權。

在國家層面，要加緊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強制法的制定。缺了這兩個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其實是不完整的。法律的缺失讓許多違背憲法精神的地方規章大行其道。

《經濟觀察報》：新的拆遷條例有哪些突破，尚有哪些不足？

王琳：我更傾向于使用“征收法”或“征收條例”這樣的稱呼。所謂的“新拆遷條例”指的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這個“條例”已于1月21日公布施行。我們在名稱中看不到“拆遷”兩個字。拆遷其實是征收的后續動作，“無征收即無拆遷”。當合法征收完成以后，房屋的產權也已經轉移，征收人愛怎么拆就怎么拆。

我們常說，“窮人的破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話的前提，是窮人對這座破房子擁有合法的產權。以前拆遷糾紛頻仍，就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奉行先拆再征的策略，顛倒了征收的程序。新“條例”明確征收與補償是“拆遷”的前提，這是一個進步。至少廢棄行政強拆改為司法強拆，其實效如何，還依賴于法院的作為以及法院獨立審判能力的提升。

“條例”最大的不足，就是它仍是“條例”。用行政法規來規范土地征用，不符合立法關于“法律保留”的規定。此處，“條例”對地方政府違法征用、違法拆遷的責任機制規定過于粗疏。而嚴格的問責，恰恰是化解拆遷沖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