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從尋求富強到文明自覺 ————清末民初強國夢的歷史嬗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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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時代的文明自覺

在1915—1919 年間的五四時代初期，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之中，無論是晚清最后一代維新士大夫，還是民國第一代啟蒙知識分子，都發生了一場思想巨變，亦可稱之為強國夢的轉變：從國家富強轉向了文明的自覺。在這一轉變過程之中，在歐洲爆發的世界大戰( 當年稱為“歐戰”)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機。

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19 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文明，這一文明以歷史進化論為核心，以國家主義為動力，迅速向全世界擴張。晚清中國強烈的富強論導向，即是19 世紀歐洲文明的產物。追求強國夢的知識分子們原本以為，當中國人也像西方人那樣，具有了生存競爭的實力，擁有永不滿足的浮士德精神，便會打造出一個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然而，歐洲慘絕人寰的悲劇，使得知識分子們如夢初醒，開始重新思考文明的趨向。
在晚清系統介紹過19 世紀歐洲文明的嚴復，在歐戰結束之時給門生的信中說：

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赜^孔孟之道，真量同大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三百年歐洲文明進化，最后只落得“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可見嚴復內心失望之重，這畢竟是他曾經希望過的文明，曾經寄予全部熱情和向往的19 世紀文明。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失望，體現在從國家主義與物質主義的夢幻中醒悟。歐戰之后，梁啟超游歷歐洲，發現過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廢墟，他感慨地說： “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痹谖鞣轿拿髦?，物質主義與國家主義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帝國主義的強權正是建立在船堅炮利的國家實力基礎之上。國家主義不是孤立的，它總是與物質主義與功利主義內在地結合在一起。對國家主義的清算，也同時意味著反思晚清以來的這些主流思潮。梁啟超發現，他曾經奉為金科玉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歐戰的思想根源。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功利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尼采主義相結合，“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 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成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于此”。他痛定思痛，斷然拋棄了強權主義與極端的國家主義，一方面強調“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另一方面進一步反思國家主義背后的物質主義與功利主義。他感慨地說：

那些什么樂利主義、強權主義越發得勢力。死后既沒有天堂，只好盡這幾十年盡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的手段來充滿我個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率，總不能和欲望的騰升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強食。近年來什么軍閥、什么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歐戰前后的思想巨變，不僅發生在嚴復、梁啟超等最后一代士大夫身上，而且也屬于民國新一代知識分子，胡適便是典型的個案。1905 年當他還是上海澄衷學堂的學生少年時，就讀了《天演論》和梁啟超的文章，深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公理，胡適這個名字就是由此得來。他深受梁任公魔筆的影響，是一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和強權主義者。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 14 歲的胡適慨然寫道： “今日之世界，一強權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豈有公理哉! ……以劣敗之地位資格，處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鐵與他族角逐，又不能折沖樽俎戰勝廟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平等相待，不漸漬以底滅亡亦難矣!嗚乎! 吾國民其有聞而投袂興奮者乎?”胡適到美國留學之后，逐漸受到世界主義的影響，發現在愛國之上還有公理所在。時值歐戰爆發，在美國的校園之中學生們經常舉行有關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大辯論。有一次，世界學生會開會，辯論一個命題：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吾國是耶非耶，終吾國也) 。擅長辯駁的胡適發言指出：這個命題是錯誤的，因為它預設了雙重道德標準，文明國家對待國人有明確的是非正義標準，但對待他國卻無論對錯，皆以吾國為是，他國為非。胡適呼吁“余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晚清中國的強權主義乃是對西方國家對內文明、對外強權的雙重標準的反應：以文明對抗文明，以強權對抗強權。胡適當年也堅信這一邏輯。然而1914 年之后，胡適從殘酷的戰火硝煙之中逐漸意識到強權主義給人類世界帶來的禍害，他開始相信強權之上有公理，有普世的是非善惡。他開始清算強權主義和狹義的國家主義：

今之大患，在于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須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凌駕他人之種，凡可以達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殲人之種，非所恤也?！詾閲c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公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著手。根本者何? 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 Goldwin Smith) 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是也。

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實質乃是強權主義，相信強權之上無公理，強權即公理也。胡適從歐戰的血腥之中看到了強權主義的禍害，他要給國家主義一個更高的價值制約，那就是世界主義。胡適在清末民初所發生的思想變化，是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當年走過的心路歷程。從一個狂熱的愛國憤青，相信強權就是公理，富強就是一切，慢慢在歐戰的悲劇中發現19 世紀西方文明的負面。對于西方文明的兩張面孔，中國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多是物質主義、國家主義的強力一面，試圖以強制強，以暴制暴。1914 年之后，開始意識到這一面的可怕性，物質主義、強力主義和狹隘的國家主義不僅造成了民國初年的叢林秩序，而且也將毀滅人類。于是到了五四時期，年青的啟蒙知識分子開始重視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而當年的維新士大夫則回過頭來從中國傳統之中發掘平衡西方文明狂暴的文明資源。盡管文明的路向有分歧，但雙方的立場是一致的：從國家富強轉向了文明的自覺。

五四啟蒙運動的起點，源自于文明問題的提出。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 原名《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認為世界各國，無論古今東西，只要是教化之國，皆可謂文明。但近世文明卻為歐洲所獨有，即西洋文明。法蘭西是近世文明的代表。德國的科學雖然強大，“特其多數人之心理，愛自由平等之心，為愛強國強種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蘭西人之嗜平等博愛自由，根于天性，成為風俗也”。在歐戰對陣雙方之中，德國是新起的帝國，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侵略擴張，其以國家富強為核心的崛起之路，曾經為眾多中國知識分子們所仰慕。但陳獨秀卻指出，自由、平等、博愛是經世文明的靈魂，德國人更多的是“愛強國強種之心”，非近世文明之楷模。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敏銳地注意到，近代文明的核心不是國家富強，不是物質的豐裕，也不是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是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核心價值。陳獨秀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使吾人覺悟的是器物層面的科學，與西方比較相形見絀，遂有洋務和自強運動，其次是政制的覺悟，發現吾國政制也不如西洋，遂有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然而共和政體建立之后，政治為武人和黨派所操縱，多數國民不知國為何物，缺乏國民的自覺，國民之思想人格與專制時代毫無變更。陳獨秀遂呼吁在科學、政制覺悟之后，要有第三次覺悟：

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則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恦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陳獨秀所說的“倫理之最后覺悟”正是一種文明的自覺：通過文化的啟蒙，讓國民覺悟到民族的復興之路，不是僅僅追求國家的富強，或制度和體制的合理化，最重要的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核心——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這是共和政體的靈魂，“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自由平等，雖然在晚清的維新運動之中即已提出，但始終沒有作為核心價值出現，國家的富強是壓倒一切的中心目標。為了實現富強的目標，團體的實力、國民的競爭能力提升至關重要，于是，普天之下的公理，概括為兩個字，曰“競爭”。這是晚清充斥各家輿論的普遍共識。競爭靠的是力，無論是武力還是智力。要論實力，無論是軍備還是科學，歐戰中的德國是最強的，但最后還是敗給了英法美等自由國家組成的協約國。中國知識分子歡呼歐戰的勝利是“公理戰勝了強權”。五四時期的公理，不再是“競爭”的公理、“強權”的公理，而是“自由”的公理、“平等”的公理。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上回答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強權時，他一言而蔽之： “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 依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蔽逅臅r期公理的內涵與晚清比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般冷酷無情，不再是技術化、中性化的實力競爭，而具有了文明的普世價值，具有了以人為中心的倫理尺度。公理被重新賦予了與啟蒙思想接軌的價值內涵。自由平等成為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理想，成為現代文明的核心內容。

五四的啟蒙陣營，不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也包括梁啟超、杜亞泉等文化溫和派。他們在思想上是介于父子之間的兩代知識分子，本來作為啟蒙導師的梁啟超到五四時期漸趨邊緣，風頭讓給了更加激進的《新青年》一輩。然而，無論是主流的《新青年》、《新潮》，還是取“另一種啟蒙”姿態的《東方雜志》、《晨報》，他們都具有某種“立場的同一性”。這一“同一性”不是建立在對東西文明的態度和認知上，而是對文明問題本身的重視。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之初提出近世文明和東西思想之差異，杜亞泉很快在《東方雜志》上予以回應，比較“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兩種不同的東西方文明，雙方隨之展開一場有關東西方文明的大論戰，其持續時間之長( 從1916 年《新青年》、《東方雜志》之間的論戰爆發，到1922 年圍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展開的持續討論，直到1923 年被另一場科學與玄學大論戰所替代) ，參與的學者之多( 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蔣夢麟、杜亞泉、梁啟超、錢智修、章士釗、梁漱溟、張君勱、張東蓀等等) ，為近代中國思想史所罕見。重要的不在于他們之間的分歧有多大，而是分歧雙方所共享的“立場的同一性”：中國現代性所追求的目標不僅是富強，而且是文明; 不僅是富國強兵或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同時也是核心價值的重建和文化精神的提升。陳獨秀認為在器物、制度變革之后需要文明層面上“倫理的最后覺悟”，梁漱溟認為中國人自洋務運動之后花了六十年功夫才明白中國的現代性“既不是什么堅甲利兵的問題，也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問題，實實在在是兩文化根本不同的問題”，“才漸漸尋到這個根本上來，把六十年枝枝節節的問題一齊揭過，直向咽喉處著刀”。中國知識分子歷經自強運動、戊戌變法和民初共和實驗，到了五四時期，終于從對國家富強和制度合理化的追求，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問題：什么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 什么是東西文明的獨特性? 中國文明的主體性何在? 中國文明以什么樣的方式融入普世性的現代性歷史發展進程?

在五四之東西方文明大論戰中，基本形成了現代文明整體論和東西文明二元論兩種相互對立的思路，但彼此之間的界限并非絕對，有明顯的相互滲透的現象。陳獨秀雖然堅信西洋文明代表著新的未來文明，中國文明是舊的落后文明，但他的論述是以東西文明的不同性格作為前提——而這些前提性的分析又是與其論敵杜亞泉所共享的，他要通過東西文明的歷史敘事，將東西文明的空間性關系轉換為新舊文明的時間性序列，即汪暉所認為的“一種時間性的空間關系”，后來胡適對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批評，基本延續了陳獨秀這種“空間時間化”的敘事策略。與此相反，杜亞泉對中西文明的歷史敘事，通過對“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二元化空間性比較，具有明顯的“去時間性”特征。他明確指出： “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蔽鞣轿拿鞑辉偈瞧帐赖臍v史終結，由于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東西文明是多元的，各有其自身的獨特價值。后來張君勱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也是以這一思路作為出發點，建構其物質與精神、制度與倫理的文明二元論架構。五四時期的杜亞泉、張君勱可以視為近代中國的浪漫主義，是對啟蒙運動中普遍人性和整體主義的反彈。然而，正如弗里德里?！っ纺峥怂赋龅?，在德國早期的浪漫主義者那里，“普世主義與世界主義思想都深深地滲透到這一代人的血液之中”。無論是洪堡、赫爾德，還是稍后的費希特，這些浪漫主義者們是在統一的世界主義精神之中，看到了各種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特殊性，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情懷可以在完美塑造的人性之中獲得內在的結合。五四時期中國的浪漫主義者們也是這樣，即使他們堅持每個民族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精神，其中西文明二元論也不是徹底的，依然擁有啟蒙時代的世界主義情懷。他們與其說是從中國文明特殊性的角度，倒不如說是從整個人類和世界文明發展的視野，比較和思考中西文明的獨特性，并通過調和與綜合東西文明以告別19 世紀的舊文明，創造20 世紀的新文明。

梁啟超在歐游回國之后大力倡導“新文明”，這一“新文明”不是僅僅適合中國的特殊文明，而是適合整個人類與世界的普世文明。他說，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中國目前一個絕大的責任，“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這是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文明自覺，對人類和世界自覺擔當的文明責任。梁漱溟撰寫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方面將中西印哲學視為不同民族文化和意欲所決定的多元文明路向，另一方面又從普遍人性的視野，認為人類歷史的演化將先后走過西方、中國和印度文明的三個階段。這種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敘事策略，卻透露了五四中國知識分子對文明的內在態度：所有的文明都是基于民族歷史文化和心理條件的特殊文明，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在這個意義上說東西文明是同等的、各有其價值的; 然而它們之間又并非不可通約; 在人類發展的普遍歷史之中，東西文明都有其合理的、適當的歷史位序。不能抽離了全球的背景個別考察東西文明的歷史意義，中國文明的價值只有置于人類普遍的歷史之中才能得以最后呈現。五四知識分子不愧為軸心文明的子孫，他們的文明自覺，不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不是以排除普世價值為前提，而是從普遍人性和全球利益的視野，重新思考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前途，人類所能共享的好的價值、好的生活和好的制度。那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文明自覺，是五四時期獨有的博大和包容。

1915 年，胡適在留學日記中寫道： “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驚。百年以來，世上爭道斯語，至今未衰。余以為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瓥|方文明古國，他有所貢獻于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彼哪曛?，朱執信重提睡獅一說，他問國人： “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而去做獅子?”獅子好斗，以武力爭勝; 而人類貴互助不貴爭斗，比智力而不比武力。中國“從前沒有覺醒，就像睡了的人?，F在醒了，就把人待朋友的方法，來待友邦?！?

醒來之后的中國，是做獅子還是做人？五四時期的胡適和朱執信覺悟了。崛起的中國，當以文明展示天下。世界期待于中國未來的，不僅是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而且是中國制造的普世價值;不僅是威震四海的富國強兵，而且是符合普遍人性的中華文明。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博導）

(文章來源：10年12月6日復旦學報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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