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推進轉型，尋找經濟增長新空間

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的走向是由過去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轉向依靠內需、依靠消費、依靠技術進步、依靠降低對資源的消耗等方面的經濟增長，這個轉型的過程，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但短期內防止經濟過快回落，必須有積極的財政政策，畢竟消費的增長速度會慢于投資和出口的增長，然而這會不會使我們走回到原來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的老路上？轉型是必需的，該怎么轉？在轉型過程中又如何防止經濟高速下滑？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點又在哪里？這是中國經濟遇到的難題。

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難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目前采取的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只能減緩經濟回落的趨勢，但還沒有能根本扭轉這種回落的趨勢?，F在經濟上多數是確定的，投資確定下滑，出口確定下滑，消費確定下滑，GDP確定下滑，股市確定已經下滑了，關鍵是我們怎么樣找到恰當的擴大內需的政策來應對，尋找的過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政府已經出臺的一些刺激經濟的政策里，還有一系列的未確定性，需要進一步的完善落實，才有可能產生實質性的效果。比如說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錢從哪里來？分給誰？怎么分？又比如大家都覺得社會保障重要，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對于內需的擴大顯然有杠桿作用，能夠刺激消費，但現在許多細節還有待落實，這方面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另一個難點是，企業倒了怎么轉型？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轉型是個歷史過程，自主研發能力的提高，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但當下中國企業的轉型正好處在整個經濟大調整時期，怎么辦？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為了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回落，而把前期轉型的努力都白搭了。我們要往哪個方面轉型？我們要從過分依賴外需的出口轉向消費的類型，我們要降低對投資大起大落的依賴，要促進技術的進步。但是我們在應對經濟回落的時候，轉型比較慢。那又只能依靠投資，GDP對投資貢獻的依賴反而更大?，F在甚至還有人建議讓人民幣貶值來促進出口，那不就使得中國又走回“賣便宜商品換回順差，然后又把錢重新存在美國”這樣一個老路上？好不容易改善的貿易環境，可能又會惡化。

對政府和企業來說，轉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卻是一個必須的過程。當前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資本市場，實際上都可以說在尋找或等待新的方向。未來的增長點到底在哪里？經濟回落已經成為現實，現在的關鍵是要尋找到新的增長點，轉換成投資者的術語就是，到底哪個板塊會漲？我個人比較樂觀的一點是，在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可能進行改革的動力未必大；往往是在應對危機的時期，中國能夠集中智慧和精力找到新的增長點，推動體制的改革。培育新的增長點，往往是每次經歷一次大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往往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健康的銀行體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才下那么大的決心搞銀行改革；要帶動城市的內需的增長，才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識到一個僵化的國有企業體系不可能支撐經濟的增長，才搞了當時大規模的減員增效、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而那個時期大規模的改革，奠定了以后持續8年的經濟增長基礎，沒有1990年經濟調整時期的部分外資撤離，以及經濟的調整，我們1992年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可能還要推后幾年。所以現在是中國經濟又面臨上一個臺階，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長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一個機會。簡而言之，用最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從前中國十分強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主要是在為美國人的消費而生產，下一步，應當轉向為中國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這個轉型如果成功，就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帶來新的巨大增長空間。

推進中國經濟轉型，拓展新的增長空間，政府應該做些什么、企業應該做些什么？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以下問題：
首先，在當前特殊時期，能否給企業更多的選擇和試探，是不是可以參照中國加入世貿時對外資進入中國很多產業開放的承諾，自動地對內資開放。對外資和內資進行平等的開放，已經呼吁了很多年，現在是不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特別是原來我們對內資雖然沒有明確的約束、但實際上進入不了的行業，特別是能夠吸收就業的服務業，譬如銀行保險醫療教育等，盡可能地把這部分資源吸收進來。

第二，2008年一到三季度經濟保持9.9%的高速增長，但政府還是非常擔心就業，說明我們的生產結構已經重工業化，能吸收的就業正越來越少，而真正能吸收就業的服務業發展不夠。服務業不僅指商業性的服務業，餐館等，還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對信息的處理加工，這些行業對資源的消耗相對很少，但能吸收很多就業人口，但目前這些服務業往往有很嚴格的準入管制和審批制度，如果放松管制，就會有新的資本進入。

第三是給企業更大的回旋空間，降低運作成本。過去幾年高速增長時期，經濟增長快的時候為了踩剎車，各級政府出臺了不少管制和審批門檻。其實，我們本來有很好的工具可以調節經濟，利率、匯率、貨幣供應量、財政支出、收入支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但我們都還不習慣用。這就好比一輛車本來有好的剎車和換擋，但卻非得在路面上挖個坑，再加個欄桿顛一下。管制和審批是需要的，但是要清晰透明化，把前幾年加在企業身上繁瑣的審批拿掉，真正地利用宏觀調控手段來調節經濟。這樣企業不是更有穩定的預期和獲利空間么？

第四，我們需要把握當前全球在次貸危機沖擊下可能出現的產業重組和資源價格下調的機會，掌握主動空間。比如巴菲特在2008年入股的比亞迪汽車集團。比亞迪的蓄電池汽車使用新技術繞開了原來資本占有量很大，對我們約束很大的高資源。其實全球產業鏈在次貸危機后很可能重組。原來的九大汽車巨頭，把全球市場牢牢把控，發展中國家很難后來居上，因為沒有空間。你沿著他們原先的路走，傳動軸、發電機、耗油量……那么始終會落后，標準的制定權始終在他們手中。但現在他們遇到困境了，這就產生一個機會，讓我們可能走出一條新路，比如電油混合、蓄電池汽車。新技術的定價權和標準權，為什么就不能轉移到像中國這樣接觸終端市場的國家制造商手里？這一過程會產生很大的增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