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與食品安全的政策透視會議紀要

毛壽龍：有限政府、自由至上主義與食品安全
今天下午公共政策對話論壇開始。
我國當前一個熱點公共事件是三鹿奶粉問題。今天下午我們想從理論上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學校的優勢就是理論、學術。在此，我們用我們一個傳統的理論主題，即從有限政府與自由至上的視角針對食品安全問題做一個理論的思考。
一、眾說紛紜與基本背景
最近的奶粉問題，大家通過各種途徑或多或少都已經有所了解，對此，大家都眾說紛紜。從物品理論的說法是，奶品容易壞，發展中國家飲用奶產品就比較少，營養也就不良，這是物品屬性和相關的供給機制決定的。通俗地說就是，過去中國人體質弱，因為我們喝豆奶；外國人壯如牛，因為他們喝牛奶。日本有一個口號，“每天一杯牛奶，強壯一個民族”，喝牛奶已經成為政策。對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來講，牛奶強身健體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國、歐洲，牛奶品種類繁多，而且價格很便宜。我國越來越發展，市場上也可以見到很多很多牛奶飲品和相關視頻，但是比較而言，牛奶還是比較貴、比較奢侈的消費品。目前也只是小孩子很愛比較多，很多成人都未必喝奶。整理一下，有關奶粉問題，了解一下這些基本的背景，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這個問題：
首先，奶粉本身的性質。牛奶作為一個物品，有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奶粉市場也一樣。它很容易擴張，因為市場很大，它也很容易收縮，因為牛奶很容易壞，而且中間可能有很多貓膩，空間很大。
第二，快速推進的市場背景。當前在中國社會水平快速提高背景下，牛奶還有一個政策背景。小孩喝奶粉有一個過程，因為過去主要是母乳喂養。有段時間為了開拓奶粉市場，奶粉通過醫院贈送的形式擴張市場。如果生孩子了，廠家送一個月奶粉，慢慢大家都喝奶粉了。其實喝奶粉容易得濕疹，容易免疫力差。所以，有人提倡母乳喂養，人是最好的奶牛。對于特殊的群體，如小孩、學生，國家不僅提倡為他們提供的學生奶，而且全力推進，在此也出了不少問題。
第三，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公民社會背景。在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牛奶市場往往跟不完善的市場機制是聯系在一起的，也和公民社會不完善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大部分消費者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沒有訴訟的意識。小部分消費者有這個意識，但不是通過維護權利確保自己的利益，而是用足投票，拿金錢去買安全的市場，比如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的孩子食用的奶粉都是進口奶。我前兩天見過路透社的一位記者，他家的孩子就是喝的進口奶粉。他主要是通過增加市場成本來確保自己孩子的安全。
第四，政府不到位。奶粉事件也跟政府管制不到位有關系。政府過去做的更多的是投資而不是監管。與國外的相比，我國政府像社?；蚱渌麍谭ú块T教少，市場安全主要靠單位、靠國有企業自身的自治力。我國監管資源相對不足。比如說我們要對奶制品進行強力監管，政府管制技術、管制資源不夠導致對奶粉蛋白質的檢測技術不成熟，所以三聚氰胺在之前未被查出，奶粉事件和監管資源是有關系的。
另外，奶粉問題這么普遍，為什么在之前未查出呢？這跟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也有關系。為什么向質檢總局局長問責呢？因為質檢總局推行“三免”，任何部門不需對“三免產品”進行檢查，所以奶粉問題一直未被暴露。質檢總局規定出廠時不檢查也反映出其在食品安全監管方面的問題。當然奶粉問題還有其他原因，對此很多人都這么認為，如秋風老師經常講的，企業家沒有一個好的，都想賺錢，坑蒙拐騙，經常是把磚頭磨成粉當成辣椒面，把茄子桿磨面當做板藍根，還有好多好多辦法，做一個替代品，所以企業家壞透了。這些看法我未必認同，但卻是普遍的看法。
二、政府不到位還是政府越位？
總體上來講，大家普遍的看法，都覺得政府管得不夠，政府出手太晚，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人力資源。很少有人說現在政府應該允許更多的自由選擇，現在國際大會也認為國家回來了，政府回來了，過去倡導的有限政府、小政府的時代結束了。尤其是質量問題頻發，給在監管問題上主張自由市場、主張憲政法治的人又一記響亮的耳光。所以現在大家認為政府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企業要接受更多的管制，政府管了，大家就可以放心了。政府從9月14日開始對牛奶進行監管，所以9月14日以后的奶可以放心喝。其實包括美國，政府也開始更多的管制，如美國也在救市，要用7000億美元砸到華爾街去買不良資產。其實沒有人會要買不良資產。這種非理性的經濟行為，只能政府來做。政府砸了7000億美元，不會白給，接踵而至的是嚴格的金融管制。這也說明，政府回來了。
很多理論可能也需要重新思考，如市場失敗理論，其邏輯是市場失敗了政府管。市場會在奶粉問題上失敗的，不過我們也可以整理出相反的政府失敗的邏輯，政府從來不是發展奶品市場的力量，反而是為讓市場萎縮的力量，或則過度快速發展的力量。市場失敗理論確定政府不到位，政府失敗理論往往確定政府越位。福利經濟學也一樣，喝不起牛奶的窮人要補貼，現在窮人的福利降低了，所以農業部要補貼?，F在各地都在出臺拯救奶農計劃和拯救奶廠計劃，一方面是打擊，一方面在拯救，打擊有力而不精確，傷及很多無辜，拯救往往無方，救不了該救的人。福利經濟學認為政府是缺位了，但它所導致的執行難題和道德困境，說明政府是越位了。還有社會責任理論等。這些都是理論的爭論。起理論爭論的背景是，小政府到底是不是過時了，有限政府是不是過時了，大政府的時代是不是到來了，落實在奶粉問題上，到底是政府缺位，還是政府越位了？
我們說不，小政府依然有其價值，有限政府依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中國依然需要進行政府職能轉變。
三、政府越位的現實邏輯：管而不制與管放循環
實際上奶粉市場出現的問題，是政府過多管制、政府越位導致的。如牛奶市場有價格管制，尤其是三鹿奶粉，它定位于低端奶產品市場。對于低端市場，政府是不允許隨便漲價的，在控制CPI背景調價下，提價需要有相當復雜的審批程序。這在飼料價格，人工價格等都在上漲的背景下，奶農等理論空間嚴重壓縮，鮮奶供應下降。市場規律是產量少了價格必然要提高，如果沒有高價格，很難確保高質量。打個比方，如果要確保星級旅館業的安全、衛生各方面的指標，最好是做五星級酒店，五星級跟四星級酒店質量差很多，價格差一倍。如果沒有這個價格差，很多五星級酒店吃老本，服務質量很快下降為四星不如。牛奶也是一樣的。進口奶粉作為高端市場產品，政府不越位管制其價格，結果是進口奶粉都是高質量的，沒有三聚氰胺的。為什么進口奶粉沒有三聚氰胺，國產奶粉很多都有，可能有多方面原因，政府越位和不越位的區別值得重視。有管制，國產奶粉就很難高端化，結果是為了應付管制，國內奶制品市場呈現低質量趨勢。高端產品質量有保障，但拱手送給了國外品牌。
另外我國說是管制，其實是管而不治，管是管了，但是沒有相應的管制技術和能力。缺乏檢測蛋白含量的技術，就是技術不足。檢測蛋白，實際上是在檢測含氮量?，F在對奶粉進行全面檢測，等于把整個國家的力量都投入到檢測奶粉里，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別的產品檢測顯然延誤了。比如過去抓豬肉，而豬肉現在沒有人檢查了，茶葉、煙、酒就沒有人檢查。如果管而不治，忽略了管的能力，就會出現許多其他的問題。這是一個方面。
此外，還有可能有腐敗的因素。高度管制給企業家帶來管制成本，抽檢似的管制給企業家帶來管制風險。對一些企業家來說，最能降低風險的方法就是行賄。對官員來說，在高度管制但管而不制的情況下，其最大的動力是爭取預算以及權力。于是監管領域會出現權力和預算競爭，企業家賄賂官員的時候就出現行賄競爭，結果企業家不是退出這一領域，就要一起沉淪。政府管制權力大、能力小，一旦要嚴格管制，成本高，但由于很難精確管制，結果是殺傷面很大。比如一家奶品出現問題，所有的奶品都要陪綁。一家奶農出現問題，所有的奶農都遭殃。所以對牛奶企業來講，品質好的奶粉因管制而成本高，品質低的奶粉卻因只要承擔少量的行賄成本而成本低，其結果是管制將品質好的奶粉擠出市場。一旦有企業退出市場，牛奶的供應量相對需求量就少了。于是就出現了因管制而出現的市場壟斷。為了更好地滿足市場的需要，往往要實質性的放松管制，放松管制會出現行業快速發展的問題，而在快速發展情況下最容易出現質量問題，一旦質量問題累積到一定的量浮出水面，就會招來嚴厲的管制，結果又是短缺。于是導致了管制就短缺，放松就出現問題的循環。這一邏輯有點像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僅僅依靠強化監管，配備更多的資源實施監管，實際上得不償失，也不解決問題?，F在在高壓線上問題容易解決，一旦出現別的問題以后，這個問題很快被淡化，并逐步積累，最終形成新的問題。
四、權力配置與問題暴露
奶粉問題暴露出更深的問題是法治政府不健全、責任不落實。很多官員在問責的時候心驚肉跳，甚至被免職，但這個風頭一過去又麻木不仁了。所以很多時候，當問題較小的時候不會被發現，一發現問題的時候問題就已經很大了。當發展為全國性問題時，就成了大問題。之前三鹿奶粉病例很分散，地方醫生基本上沒有什么能力來研究如此復雜的問題，只能建議家長換奶粉，沒有實力與如此大的奶粉廠家對抗。而北京兒童醫院的醫生讓小孩做尿結石化驗才發現是奶粉的問題。在中國農村，如果一個孩子生病了，很多家長會把孩子扔掉，因為他們不愿意花更多的錢治病，寧可再生一個。生孩子的成本要低于治孩子的成本。中國大多數的家長不會帶孩子到北京來看病，因為看不起病。只有家族富?；蛘弑容^有愛心的家長才會帶孩子到北京來看病，由于富裕家庭都用高端進口奶粉，所以，來北京看病的人會更少。最后當有少數病例來北京看病時，才揭露出這個問題，而這時全國已經有10多萬患兒了。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集權體制暴露問題的邏輯過程。這個過程是很實在的，所以目前才鬧出這么大的問題。如果在一個人出現狀況的時候就發現，醫生給家長提供證據，律師幫助受害者家長向三鹿奶粉廠索賠，而所有的醫生都沒有意識到，而是建議不要喝這種奶粉，換喝另一種奶粉，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醫生沒有信息暴露的機制和渠道，也沒有這個勇氣。這涉及到自由不足的問題，公民的生命質量很低，生命價格很低，一條人命不值錢。所以過度集權、自由不足、民主不足，使得問題發現的過程拖延，而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在個別問題發生的時候使之變成一個正常問題。
五、政府的責任
三鹿奶粉問題出現后，大家都說政府應給予免費補助、免費檢查，但這是政府的責任嗎？我認為政府沒有責任。比如街上有一個壞蛋搶了你的錢包，政府有責任賠你錢嗎？政府的責任是把小偷抓到，而不是賠錢。在賠償上，政府是不應為這個事件承擔責任的，所以賠償責任需要直接責任者承擔。誰傷人誰承擔責任，三鹿奶粉傷人他就要承擔責任，奶農加三聚氰胺，奶農就要承擔責任，醫生誤診，醫生就要承擔責任。
政府的責任是受托責任。從法律上來說，政府有立法責任，來約束小偷和懲罰小偷；有司法責任，一旦受害者起訴，就要給予訴訟支持；政府有公訴和行政執法責任。所以政府的責任不是替奶農和生產假奶粉的人去賠錢、替人治病，而是去保護個人財產權、生命權和健康權。如果政府沒有保護好這些權利就要承擔責任，如果政府保護這些權利，懲罰壞蛋就對了。企業是有責任的，但企業的員工是沒有責任的，企業管理層也是沒有責任的，只是直接參與這個事件的人是有責任的。所以我們說企業有責任的是對的，但企業的責任和個人的責任需要定位清楚。實際上消費個人也是有責任的，消費者需要有鑒別力，沒有鑒別力可以請教專家，沒有專家可以找消費者協會。所以消費者協會沒有及時發現這么大的問題也有責任，這個責任不是刑事責任，而是一個協會的責任。所以我覺得出了這么大的問題，對消費者協會的會長也要問責，他應該引咎辭職。受害者可以找律師，可以找私家偵探，也可以找公安局，讓警察給你破案，警察不干你可以找私家偵探，或者你自己去進行司法調查。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同責任的問題，政府有政府的責任，企業有企業的責任，個人有個人的責任，律師、私家偵探、公安機，獨立的法院都有受托的責任。
現在政府官員是什么責任？現在政府官員辭職免職，大家都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政府官員在這個問題上有過錯、有責任，官員免職以后有沒有前途，這是大家關心的。免職只是免除職務，然后等待分配?，F在的制度是政府官員被免職以后在新的崗位上工作一年，成績突出的還可以繼續擔任原來的崗位，還可以提拔。引咎辭職適合于政治家，政治家一旦被免職，如果位置重要，就要養起來，如果位置一般，可以提供失業保險和相關的社會保障。如果美國總統辭職，國家可以養他，因為他再干別的不合適，他走到哪兒都太重要了，一些人還有以刺殺他成名，哪怕他辭職了。如果不是這類人，不需要保密，那就給他一個失業保險，找到工作之前給他失業救濟金，找到工作以后社會保障、醫療保障，跟其他人完全一樣就行了。這是一個政治責任問題，政治責任應該實行無過錯原則，一旦有過錯，應該是政治生命的結束，而不是新的政治生命的開始。
行政責任可以采取免職和撤職，執法有執法的責任，刑法有刑法的責任，所有的官員對瀆職、失職承擔自己的責任。涉及到一個部門來講，政治家、非政治家的身份很關鍵。如果質檢總局局長是一個非選舉官員，他不需要承擔政治責任，而應該承擔行政責任，行政執法的責任。如果涉及到出臺的政策，他承擔決策責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六、中國人不管不行嗎？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就是中國人不管行嗎？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有劣根性，管了就老實，不管就不老實。國有企業沒人管，企業里所有的東西都往外拿。皮包廠的拿著皮包往外走，保安不知道，對老板說，我查了，他的皮包里面沒裝東西，其實把皮包偷走了。中國人有劣根性，必須要管，奶粉問題就是因為管的不夠。
以這個思路為出發點，它的邏輯結果是什么？就是守法分子承擔高額的管制成本，不法分子規避高額成本。不法分子行賄官員，規避高額的管制成本。守法分子由于成本過高被排擠出市場或者主動退出市場，不然就淪為不法分子。我見過一個老板，為了申請免檢，專門到北京花了20多萬來搞免檢。他說如果不拿錢去搞免檢，日常檢查的費用更多，而且很多麻煩。他實際上已經變成不法分子了。他說如果我守法的話就需要承擔高額成本，我不守法就不承擔高額成本。所以好人都走掉了，壞人都留在那兒。這樣一來，市場規模相對于需求來說不是充分供給的市場，而是短缺市場，最后形成的是供給稀缺，消費不足和高額利潤。更多的不法分子步入這個領域，物以類聚，整個行業都出問題了。所以這次牛奶業全出問題了。
既然管會出那么多的問題，如果不管，從理論上、邏輯上來講會怎么樣？怎么管？管是必要的。如果不管，肯定會有人闖紅燈，你看看沒人管的時候，闖紅燈的人很多。所以要管。但這種管是簡單秩序的一部分。這種管無所謂，因為這是一個執法問題。警察管不好，頂多承擔執法不公的責任就可以。目前為了讓警察管好，取消了北京車牌的特殊區號，讓每個人可以自選車牌，我說太好了，因為警察以后不用看號牌執法了，所有的車號牌都是個性化的，不需要辨別特權車牌號。警察是簡單的管制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特權秩序的維護者，這是內生秩序的體現。如果管是來自某個遙遠的命令，管就成為外生秩序的一部分，而內在秩序是很亂的。所以在行政執法秩序中，警察、私家偵探、法官、檢察官，它是內在秩序的組成部分。
執法秩序怎么確保食品質量？如果確保不了，就搞管制秩序，搞計劃經濟。但是執法秩序并不意味著它自己能夠懲治壞人。懲治壞人有法院，有警察，它有獨立的警察執法機構和獨立的法院，這是內生秩序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食品質量高跟獨立的法院，強有力的法院和警察密切相關，不是按照命令、而是按照法律行事。
我們的孩子、家長在奶粉市場面前太脆弱了，如何讓他們變得強壯起來？如何從制度上讓個人和社會有力量，讓受害者得到補償，讓受害者有力量？對施害者進行處罰，不是說他稍稍干點壞事，就讓他傾家蕩產，把他殺掉。如果只是稍稍干點壞事，還可以給他改過的機會，如果再干，就分級處罰。
人是受各種約束的，如自我的、程序的、制度的約束，最主要的是市場的競爭約束?，F在的奶粉市場是，在一個省里面，一家公司獨大，奶農別無選擇，只能將奶都賣給這家公司。好的牛奶價格高公司不愿收購，奶農就摻假，這是沒有競爭造成的。就社會的約束而言，只有公平的社會才能促使個人強大。從多層次監管上講，自上而下只有一個食品監管機構，是完全集權的，只有一種監管政策和監管模式，只用檢測氮的方式。如果有別的檢測機構、實施別的檢查方法，依靠制度競爭，這個問題就會提前被發現。目前我國的奶制品市場應該說是多頭管轄，但都是集權管轄。農業部管的是農業問題，只管農村的牛奶。工商總局管的是在超市上架以后賣的時候的檢測。質檢總局管的是進出口的問題，而我國牛奶基本沒有出口，所以管不著，它只能管生產過程。商務部專門管批發，買一桶奶它不管奶，集中批發的時候它管。
假定每個環節有點檢測，其實也不會出這么大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奶品市場那么多的環節，但都用統一的方法檢測。這說明這幾個部門的檢測手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沒有任何部門有創新的方法。所以行政上的多頭和區域層次上的多頭是不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多層次的管轄還是可能的。
七、若干小結
總結來說，奶品市場具有脆弱性。正因為它是脆弱的，所以每個人喝牛奶的時候就該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責任，受到傷害的時候有什么責任，每一個社會組織有什么責任，每一級政府有什么責任。對政府來講，真正的責任是確保每一個人不受傷害，保護他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自由是可以完善責任，但是如果政府是無限的政府，會導致誰都沒責任，真正的政府責任就模糊了。目前好象是政府出擊很快，但是實際上很多東西沒搞清楚?，F在我們說政府在奶粉問題上沒責任，真正有責任的是奶粉市場、奶粉廠家，所以最近政府改變了政策，政府先墊錢讓孩子看病，然后再找牛奶企業賠償，這是一種進步。讓我們喝問題牛奶，然后自己花錢去看病是不對的?；蛘哒f我花高價格喝進口奶粉，納的稅還得給別人看病，這也是不對的。企業應負賠償責任。
從另一個角度看，政府雖然責任不清，但問責的時候責任好象也是很清楚的，免職、撤職都是追究責任的辦法。所以，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尤其是能夠確保官員自身的自由和權利很重要。比如說官員被問責以后，過去的勞保怎么辦，失業后救濟金怎么領取都需要考慮。
總體上來，管制在這個領域里并不是一個好東西，強調管制，不是一管就死，就是一放就亂。如何從制度上去思考，如何從有限政府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分清楚各方的責任，從各個方面去解決，未來的奶粉市場就好了。如果還繼續這樣搞下去，短期內的問題可能會少一點，但奶粉市場會很快萎縮，而且好人都會受害，好牛都會被殺掉，好奶廠可能都會因此退出市場，留下的都是爛攤子，再過一段時間大家對牛奶放松警惕了，牛奶又開始大批量生產了，還是會出現問題。這個問題會周期性的爆發。政策建議的時候應該是好好反思這些問題。
實際上我們還會看到很多其他問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中國人都喜歡管、相信管，這就沒辦法了。比如教育市場是高度管制的，結果是有人在美國當個助教，回國就可以當教授，一個美國回來博士很值錢，我們自己的畢業生就不值錢，就像進口奶粉很值錢、國產值錢奶粉不值錢一樣?，F在，我們也需要反思其他領域的管制，過多的管制一點好處都沒有。奶粉壞了，大家認為是問題，人才壞了，大家不認為是個問題。

馮興元：秩序自由主義與食品安全
我的題目是從秩序自由主義角度看待食品安全。我的講話分為三部分內容：一是從秩序自由主義與憲政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的基本規則，二是從秩序自由主義看待食品安全保障的規則，三是介紹歐盟的經驗，思考值得我們借鑒的規則。
為什么把秩序自由主義與憲政經濟學放在一起呢？有些書把憲政經濟學看成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在美國的翻版。秩序自由主義最初也叫弗萊堡學派，是納粹時期德國弗萊堡大學的一批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基于共同的理念，對戰后德國經濟體系做出戰略構想的過程中形成的，大家稱之為秩序自由主義學派。
在秩序自由主義的內容中，與食品安全有關的觀點有一些。比如是它既反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又反對私人權力的濫用。它與奧地利學派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它認為國家要在這個問題上要承擔責任，而奧地利學派則更強調開放市場、行業規則和普通法。按此，基本上在開放市場條件下，壟斷在長期無以為繼，在競爭過程中績效更好的企業傾向于勝出。食品安全相關的糾紛可以用行業規則和普通法較好的解決。歐洲大陸的國家主義比較嚴重，秩序自由主義受影響較輕，它雖然認為國家應承擔責任，但需要滿足一些隱含的條件。這里的國家是指自由民主的國家，是被馴服的國家，如果沒有這兩個隱含的條件，秩序自由主義講的經濟原則就不會實現，最終會被國家所蠶食，或者被其他統制主義的東西蠶食。一個國家必須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必須要維護個人自由，在自由的基礎實現民主，離開這點國家就很危險。希特勒也是靠民主制度獲得統治的，但當時的德國不保護個人自由。離開保護個人自由的民主是很危險的。
弗萊堡學派所推崇的經濟秩序是一種競爭秩序，這種競爭秩序是一種有運作能力的、維護人的尊嚴的秩序。有運作能力的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沒有運作能力。維護人的尊嚴才能保證每個人的能力都會發揮出來，才能使每個人通過自己的資源投入，比如土地、勞動力、資本，獲得回報。依靠自身能力獲得的回報，這是初次分配，這也維護了人的尊嚴。如果個人參加不了市場過程，比如嚴重傷殘者，可以獲得較低程度的社會保障。如哈耶克所說，初次分配中的個人比較收入結構與接受社會保障以后的個人比較收入結構，兩者不能扭曲，免費拿政府補助的人不能比工作者待遇更好，否則就不是公正的社會，而是無效率的社會。
這些與食品市場、食品安全是有關系的。秩序自由主義提出了競爭秩序有兩類原則，一個是競爭秩序的構成性原則，一個競爭秩序的調節性原則。
對構成性原則來講，貨幣政策占優先地位，要保持幣值穩定。第二是要開放市場。剛才毛壽龍教授提到，奶業企業之間需要競爭，奶農之間也要競爭，競爭需要開放的市場。要保證食品安全，無論通過政府管制、市場發育，企業競爭，還是通過消費者保護組織維權、媒體揭露，開放的市場都非常重要。其實通過市場競爭能夠解決很大的問題，但是市場競爭中需要消除一些不正當競爭的因素，如壟斷，摻入有害成分。第三是契約自由。奶農、企業之間訂立各種契約時都需要契約自由，當然不正當契約要排除在外，包括價格卡特爾。
私人所有制也很重要。奶粉問題和私人所有制也有關系。實際上，三鹿集團是地方政府與外資共同投資的。真正的國有企業如果不被個人操縱，它沒有激勵去改善服務，但也沒有激勵去摻假藥。個人企業則不同，他投資以后必須對自己負責，如果企業出事，企業就完蛋。奶業也是一樣的，奶粉出現問題了，這個企業就完蛋了，其他企業也是一樣。以前我們看美國的笑話：安然公司因為欺詐垮臺，安達信作為六大國際會計事務公司之一，因為幫助做假賬就倒閉了，美國的次級債出問題了，美國的股市就完蛋了。奶粉事件后，中國輿論反應強烈，從這點可以看到，私人所有制跟承擔責任關系密切。對企業來說，如果遵守規則，企業就會有很大的優勢，比如沒有問題的三元奶業。競爭秩序下的競爭是績效競爭。三元能立于不敗之地就反映了績效競爭的魅力。
其他涉及到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外部性等外圍因素的這些則是調節性原則。在鮮奶或者奶制品中摻入有害成分就屬于不正當競爭。
憲政經濟學對食品安全也有借鑒意義。憲政經濟學主要講的是憲政規則。就是規則的規則，就是通過一套規則體系來對政府進行限權、分權、制衡，尤其是在政治、行政、財政領域、以及針對國有企業的運作。這是對秩序自由主義的一個很好的補充。憲政經濟學關注政府政治、行政、財政過程，秩序自由主義主要關注經濟領域。
憲政經濟學區分立憲層面和后立憲層面。立憲層面是對規則本身進行選擇。中國把很多選擇規則的權力給了政府，所以政府不僅自己管，還自己制定規則。但政府缺乏制約。不過問題奶粉事件也表明公共社會有所覺醒，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不能太悲觀。奶業出事后，大家的反應引起了規則的改進就是很好的變化。
憲政經濟學還涉及后立憲層面，即制訂規則以后怎么辦，在給定規則下如何選擇。在現有規則下，政府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好，比如說現在對奶業的治理，對食品安全的治理，沒有把規則的實施作為本身的工作職責，沒有從敬業精神和良好行政倫理出發做工作。為什么說敬業精神很重要呢？比較一下現代和古代的“君君臣臣”理論。古代和現代的君臣指涉是恰恰相反的。在古代君臣制度下，皇帝是君，官員是臣，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主。而現代社會中，君是選民，是每個個體的人，君的代理人是政府、政治家，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比如說倫敦的保姆，可能一輩子在一家做保姆，保姆的職責就是用敬業精神把本職工作做好?？罩行〗闫鋵嵤强罩邪⒁?。在其工作崗位上，工作能力和敬業精神很重要，而不是臉蛋和青春模樣。政府也是一樣，在現有規則下政府有很多工作沒有去做，沒做好，也是缺乏敬業精神的體現，更是缺乏良好行政倫理的體現。
我們可以從理論進行推演，對食品安全的規則進行分析。比如市場開放原則。歐盟條約中有一條規則，即要維護產品、勞務、資本、人員四大要素自由流通，這里的產品包括了包括食品。這是競爭秩序的構成性原則的體現。市場自由開放原則還得跟其他原則結合才能保證產品安全，這個原則就是食品安全的規則。食品安全的規則屬于競爭秩序的調節性原則的內容。
我們現在有一些誤區，認為食品安全就是市場中出售的食品的安全。其實歐美國家中，從田間到餐桌，流程中的各個環節都需要食品安全。我們要從以前只關注最后一個環節，回到關注全流程中的各個環節。食品安全規則涉及到一些機構的法規，還涉及到國內國外法規中的內容，如食品的安全標準。食品安全標準在發達國家一般是行會制定的，甚至是企業各推自己的標準，通過競爭過程勝出的。但中國的行會是隸屬于國家的，所以行會規則相當于國家的規則。如果行會是獨立的，由行會制訂的標準可以通過市場進行優勝劣汰，保證在市場取勝的企業是較好的企業。
從以上觀點推出的結論是對食品安全的控制需要多中心治理。一家管理不行，一家統管也不行。在我國，食品安全基本上是政府管，政府又常常通過運動的方式來管。消費者協會在中國實際上是政府所謂的伸長的胳膊，政府的手腳。所以當我們看到國外出現食品安全危機時，消費者協會會站出來，而我國的消費者協會是沒有聲音的。行會也必須是獨立的。兩年前我調查了55個商會行會，發現商會行會對保護價格壟斷傾向比較嚴重，而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比如溫州，行會主要是對內部質量、專利權等進行保護。真正好的行會最關心的是行業內的公共利益、集體利益。不能讓一家企業出現的問題影響整個行業的生存。比如我們到香港買黃金看以絕對放心，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黃金行業公會發揮了作用。當然，行會、商會也要按照一定的規則行事。在歐盟中，個人是生產者，他承擔食品安全中最大的責任。媒體的作用也很明顯?，F在由于消費者協會起不了作用，行會起不了作用，政府起不了作用，個人受害者跟媒體在披露奶粉事件上起了很大作用，國內、國外輿論壓力也會重要。國內外的抵制相關國貨的運動據說也有。由此形成了倒逼機制。沒有這種危機，政府似乎缺乏真正改進食品安全規則及其實施的激勵。
剛才講到食品安全的控制方式。在危機處理方面，我們國家無論是在食品安全領域，還是在金融、經濟領域，國家奉行的一般都是隱瞞和積聚風險的方式，就像你生病后不去治、不告訴別人是一樣的，這種方式很危險。而正確的處理方式就是及時披露，在第一時間披露風險、釋放風險才是最健康的?，F在有很多事情都還在采用隱瞞和積聚風險的方式，在私下里能化解就化解，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到控制不住的時候才不得不披露，然后自己再補充解釋。SARS是這樣，這次三鹿奶粉問題也是這樣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食品安全領域不能完全按照成本和收益計算，因為食品不安全意味著對生命權、人身權、財產權的侵害。企業出售不安全食品的時候隱瞞信息，消費者不知情，健康受到影響，創造財富的能力受到侵犯。同時還侵害了消費者的人身權和財產權。
這里還涉及對發展權質疑問題。從集體的角度、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優先發展經濟，過少關注食品安全，造成的結果就是對每個個體的健康、生命造成了潛在和實際的傷害。所以不能以積極的發展權來放縱不安全食品的生產與流通，個體的健康和生命需要受到保護?，F代社會是個體的社會，每個人是以個體的形式生存的，不需要為舊時的部落、氏族、家國、國家犧牲個體。尤其是不需要犧牲個人的健康為集體發展權讓路。
食品安全保護程度越高，投入也會越大，個人和社會都要對食品安全保護投入資源。最初這種投入的邊際收益是比較高的，然后邊際收益慢慢遞減。而最初的邊際成本是很低的，然后慢慢的變大。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當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對食品安全的投入比較劃算。但發達國家寧可選擇邊際成本高于邊際收益的一邊，增加保護的投入，這與在環保問題上對環境污染的治理一樣。食品安全也是一樣，食品安全涉及到事前治理、事后治理的問題。
由于食品安全的投入要做到保證食品完全安全，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食品安全的投入總體上存在一個配給制，錢用到一定程度就不投了。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看，發達國家可用于食品安全的資源多于欠發達國家，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和警覺度也更高。富裕群體可用于投入食品安全的資源多于貧困群體，所以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更多的是貧困者，他們連醫藥費都沒有。
再看看歐盟的食品安全規則框架，我只涉及其中的部分內容，大家可以將它作為一個參照。
歐盟也發生過很多食品安全危機，食品安全問題每個國家都會發生，但是危機的程度是有差別的。1996年3月，英國政府宣布新型克雅士病患者與瘋牛病有關。1999年，比利時二惡英污染。2001年，新一輪瘋牛病相繼在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發生。2001年，英國和愛爾蘭等國相繼爆發口蹄疫。2006年，英國巧克力受污染。但是中國的食品安全危機和歐盟的食品安全危機不一樣，在歐盟，除了發現問題的品牌外，其他品牌的產品一般沒有問題，中國的情況是，三鹿出現了問題，你不知道其他牌子的牛奶還可不可以喝，其他食品是否還可以不可以吃?，F代的食品安全環節不僅僅是市場環節，還有生產環節。在我國，你買一個奶羊整天對著吃都沒用，因為它吃的草都有農藥殘留，有化肥。我們吃的很多食品都有激素。多少年前我就翻譯了一篇食品中含有大量激素造成大量問題的文章。是德國使館委托翻譯的。
歐盟的食品安全管理運作機制中，法規機制比較健全。它涉及到食品立法，包括食品衛生與控制、標識、添加劑、調味劑等各方面內容。比如獸醫立法包括動物健康、動物福利、動物識別與注冊，內部市場控制體系等等，還包括動物制品企業的公共健康要求，而且歐盟的要求都非常嚴。如果中國向歐盟出口動物食品，歐盟會先到中國考察，包括動物福利，殺動物的動作都有規則，合格以后才可以允許出口到歐盟。而且如果出現問題，歐盟會不允許全部相關產品的進口，懲罰很嚴厲。歐盟還有植物檢疫立法等。
歐盟建立了一個歐盟食品管理局，在歐洲層面負責協調和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職能包括收集和分析有關任何潛在的風險信息，在危機時期向歐洲委員會提供支援，識別和預報緊急風險，在授權范圍內向公眾提供有關信息。
以德國為例。德國相應的專業部為食品、農業與消費者保護部。這個部有三大功能，第一是保護消費者，第二是保證食品質量安全，第三是推進適合于環境和動物的農業生產。以后中國改組某些機構可以借鑒德國經驗。2008年，德國《消費者信息法》正式生效。公民不論身居何處，都能夠不需要任何特殊理由向政府索要所有的產品信息，這里的產品包括食品和飼料法典上規定的產品，包括食品、飼料、服裝等等。
歐盟建立了哪些利益主體責任明確的管理體制呢？第一，飼料生產者、農民和農產品加工者對食品安全負最主要的責任。他們是問題的源頭，責任最重要。第二，成員國的政府通過對國家監督和控制系統的運作來監督各個生產者是否履行了職責。第三，歐洲委員會對成員國政府當局的能力進行評估。第四，消費者應對食品妥善保管和處理。第五，商會、協會、行業是自治與利益代表的。另外，歐盟存在新聞自由，輿論監督遠遠高于國內。
《歐盟食品及飼料安全管理法》是2006年頒布的，它實現了整個環節無縫隙的銜接。這里涉及產品的標識法，其實就算貼標簽也是有風險的，現在奶業產品開始貼標簽了，但危險還是存在。因為你可以偽造標簽。實際上質量保證還是要靠品牌。因為品牌很簡單，如果三元的品牌出問題了，就不買這個品牌的產品了，可以降低成本，降低價格。由此看來，農民需要組織成農會、農協、專業協會、合作社、公司等，把自己的產品形成品牌對外銷售，維護自身的權益，杜絕個別農戶摻入有害物質的危害品牌甚至整個行業的行為。
總之，大家可以通過與我國政策的比較對食品安全做更深的思考。

夏業良：食品安全的經濟邏輯（芝加哥學派的觀點）
食品安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經濟學把它列為公共問題范疇。今天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不要政府管制，怎么樣管制，但是用管制這個詞容易產生歧義，從經濟學上講，管制不是一個好的字，大部分經濟學家都不接受這個詞。
對于“管制”，20世紀30年代就有過爭論。管制是由regulation這個詞翻譯過來。20世紀90年代，經由日本學者的介紹，通常將它翻譯為規制。以我的理解，現代經濟學家用規制表達的是側重規則的含義，即用法律法規來約束，而管制側重用行政權力來干預，一字之差，在內容上發生了變化，也體現了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市場失靈問題進行干預時手段的區別。
關于管制的問題，芝加哥學派內部也有爭論。以斯蒂格勒為首的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因為干預的結果比原來的設想要差。有人認為適當的干預也要十分謹慎，還有人干脆堅持永遠不要干預。政府干預的越少，經濟就越好。這種理念被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他們完全信奉市場規則，如亞當斯密說的“放任自由，不要干預”。資本主義基本采取這種政策，只有在出現很大的危機的時候，政府才出臺一些政策，用行政命令和權力等方式干預市場。我們認為可以用政策微調，側重用宏觀經濟的一些調控政策、工具來對市場做一些補充。
涉及到具體的問題，如藥品安全、食品安全等問題，從根本上講要采用透明原則。一種新藥在上市前，要經過技術方面的鑒定，要向公眾公布新藥品的成份，它有可能產生什么樣的藥效以及副作用等信息。并且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公示，經過很多的臨床試驗后才可以真正上市。對藥品上市還有嚴格的監管。比如美國有一種藥，婦女懷孕吃時導致胎兒的畸形，而當時在臨床試驗時沒有足夠的例證來證明不會對胎兒產生危害，這些經驗教訓使得美國對藥監的管理比較嚴格。但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還出現過幾例事故，但比較大的事件是通過集體索賠解決的。用這樣的事例比照我們今天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如果我們的食品企業是私人企業話，他生產的食品危害了公眾健康，受害者就可以去索賠，這個企業就可能破產。但現在我國有很多企業不是完全私有性質的，比如股份制企業中很多都是國有控股企業，政府好像要保護它的兒子和孫子似的，不能讓其破產。而企業往往會做一些協調或者善后工作，有時候甚至讓政府承擔部分賠償責任。所謂的賠償責任，就是患者入院的時候所有的治療費用由政府安排，最近也有這樣的例子。在出現問題時，政府主動把企業應當承擔的責任攬過來可能會產生一種逆向激勵，實際上可能會鼓勵那些違規企業。因為企業自己做了壞事，但是公眾辨別需要一個過程，而且當危害不是那么直接時公眾反應不是那么強烈，企業就抱著一種僥幸的心理，一旦真的被發現了，政府也可以為它分擔一部分責任。
奶粉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驗例證。政府不應當為這樣的企業承擔任何責任。從人道主義來講，搶救病人優先，政府可以出臺免費治療的政策，但事后一定要追究企業的責任。否則在這種權宜之計之下，以后人們就有投機心理。
從威廉姆斯所倡導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來看，如果有些問題不能以道德的方式、成本的方式加以解決，還可以以場外交易的方式解決。比如說我們說食品或者藥品的問題，可以由企業和實際的或者潛在的受害人進行談判來解決。比如美國的一個很大的煙草公司曾經面臨集體訴訟案時態度非常傲慢，他們認為公司已經在煙盒寫明了“吸煙有害健康”，既然消費者選擇了吸煙，出現的后果應由消費者自己承擔，因為消費者都是成年人，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有人認為煙草公司雖然申明吸煙有害健康，但還不夠清晰，吸煙還可能引起肺癌、呼吸道疾病等。這個訴訟由于有強大律師團的支持，最后取得了成功，煙草公司賠償了消費者幾千億美元。這么大的案例可以從側面說明，企業哪怕給消費者帶來的危害不是那么直接、致命，而是后續的影響，也可以通過經濟補償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來加以解決。當然像奶粉問題不是經濟補償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涉及的是嬰幼兒。像前幾年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不是經濟補償可以完全解決的問題，這還會影響小孩未來智力的發育。
還有一些對身體健康危害不那么嚴重、不那么直接的食品，這些問題怎么解決？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思考和辨析，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完善，針對性更強。

秋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的設計原理
就這個問題我準備講三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做一個簡單的概括，就是我們怎么看毒奶粉事件。我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一個“中國制造”的危機，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了，而且這么多年來一直在發生。比如我國出口的貓糧、狗糧把美國的貓、狗毒死很多，現在發展到把中國的嬰幼兒毒死。其實出問題的不僅僅在食品領域，中國制造的電器產品，比如山寨手機，都顯示中國制造品質的低劣。這是我國經濟總量以多年持續的高速增長的結果，這顯示了我國社會的管理體系、治理體系需要轉型。毒奶粉事件，甚至像南方雪災等等，都顯示出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們原有的一整套體制與經濟完全脫節了，我們對于他人基本的信任無法建立和維持下去了。以上是對這個問題現象層面的描述。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危機，為什么會在當下出現呢，為什么會在市場化、商業化進行了二十多年以后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呢？我的解釋很簡單，因為我們面臨的情形是從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交易模式轉向一個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模式。比如說以前我們要喝牛奶、羊奶，鄰居家就養著牛、羊，我們要買蔬菜直接到離我們家幾里地的地方去買就可以了，與之適應的是熟人社會交易的一套控制體系。不管對交易者，還是對他的交易行為，都有一套自洽的，比較完整的監控體系。這個監控體系里最核心的就是傳統的道德、倫理、聲譽等構成的體系。
現在這個體系發生了變化，消費者依賴的各類商品、產品都來自沒辦法想象的人手里。比如從這次奶粉危機里看到，生產消費都局限于一個區域內的品牌基本上都沒出現質量問題，但消費者區域較廣的品牌，像光明、蒙牛等等問題很多。一方面說明這種企業的控制鏈條延長導致內部控制體系控制力的削弱，另一方面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已經完全進入了一個陌生人的世界，生產過程是在陌生人中進行的。而與陌生人交換需要另一套監管體系、管理體系和制度體系。中國現在的問題就在于這套體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或者說我們在生產和生活的模式轉換的過程中沒有轉換治理體系。
這套體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商業倫理體系的建立，或者說一個有效的監管體系的建立，即政府監管體系的建立。剛才毛教授講到管制，管制越少，經濟越好，這個觀點我基本上同意。但我基本上不用管制這個詞，我用監管。管制的意思就是要主動地某些事情，政府要對市場主動要做某些事情，監管的意思是市場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需要必要的監督和控制，需要一個監督的機制。
說到監管，大家通常馬上想到政府的監管。其實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比較健全的市場里面，應該存在一個多中心的監管體系，或者說是一個多元的監管體系。這個監管體系可能有好幾個層面，比如說一個最基礎的監管體系應該是一個倫理體系，比如說商人倫理，商業倫理。倫理體系是一個基礎性體系，如果沒有這個體系，每個人每天都想著害別人，其他的監管都不可能奏效。剛才我們講到美國，它可能也出現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問題，但是他們的問題跟我們三鹿奶粉問題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美國的藥品在起初實驗階段，由于樣本量太少，或者由于實驗的時間太短而導致某些毒副作用當時沒有發現，后來投入市場中，比如說導致畸形胎兒，這是無意或者疏忽造成的。而中國的問題是什么呢？企業明知某些物質有毒，還直接往里面添加，這樣的區別是非常關鍵的。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的企業家，或者說很多商人，從奶農到收奶的，到生產奶粉的，所有的人都沒有好心。整個社會形成這種精神狀態，我把它稱之為物質主義的精神狀態。討論這個問題是讓我們必須明確一點，如果這種狀態不改變，討論監管體系的問題，都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但這個大廈還是需要討論的。大廈的基礎是倫理性的自我約束，上升一層叫自愿監管，就是自我監管。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說一個行業性的，或者區域性的商人、企業家的自愿監管等等。自愿監管也是外部監管，不像倫理，而是內部自己監管。自愿監管和政府監管都屬于外部監管，但區別在于自愿監管是處于自愿，而政府監管是強制性的，比如政府在某個行業頒布一個規則，企業必須執行，如果商會監管是自愿的，企業可以接受，不接受的企業可以退出這樣的商會。我們在市場里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監管組織。比如說一個獨立的質量監管機構，它可以對消費者發布一些信息，美國的消費者協會是最典型的自愿監管機構，我們消費者協會沒有承擔起它自己的責任，資源監管機構可以建立實驗室，對最重要的消費品、食品、藥品進行檢測，然后自己公布獨立的報告。這就是一個自愿的監管。這個機構對企業沒有強制力，但是會通過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最終對企業的行為施加監管。這是一個層面的監管。
第三個部分談的是政府的監管，我主要分析目前政府監管存在的問題。毒奶粉事件或者所有中國制造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現有政府監管體系的失靈，所以僅僅是李長江下臺根本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換上任何一個質檢總局局長，采用這套制度仍然會出現失靈.問題出在哪兒呢？在于我們現在所有的監管機構都面臨著行政化和地方化的問題。美國的監管機構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是針對政府而言的獨立的機構，美國的很多機構比如說美聯儲、通信委員會、FDI、FBI，對政府而言都是獨立的，對內閣來說是獨立的。對美聯儲來說，總統可以提名它的主席，但是機構本身是完全獨立的，它做出的貨幣政策不用請示總統，FBI也是這樣。這是現代政府演進的基本趨勢。隨著憲政的進行，民主國家都呈現出政府權力的分散化、多中心化。其重要的表現就是大量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比如司法類機構從傳統的政治和行政機構里面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機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機構就是法院，法院和美聯儲是一樣的，它在執行屬于自身管理的職能時，不依附于所有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它只依據事務本身內在的邏輯來管理。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管理機構更類似于一個科研機構，像一個科研所。
中國現在的問題在哪兒？就在于所有的監管機構，包括跟食品、藥品有關的監管機構，都是行政化的機構。比如石家莊質監局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是歸石家莊市政府領導的，當然也歸黨委管理，它和國家質監局只是業務上的關系。這說明石家莊市質監局要聽命于石家莊市政府，而石家莊市政府和三鹿集團是什么關系呢？大家都知道。這些監管機構有沒有可能去監管三鹿集團？顯然沒有這個可能，從邏輯上講就沒有，從制度設計上講就沒有。他們不但不管，而且反過來會替這些企業辯護。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時候，所有的監管機構都為企業上書國務院，都在保護奶粉企業，這時候所有的監管都是失靈的，因為企業受制于政府，政府以經濟增長為最主要的政績考核目標，所以地方政府的官員本能就是保護企業，只要這個企業能給它創造產值。其實并不是三鹿給地方官員送了多少錢才保護，也不是黑社會式的保護，而是利益糾葛機制。
那么接下來要怎么改革呢？我想改革的方向是去行政化。為什么一定是監管機構要去行政化，垂直管理為什么不可行呢？很多人說去行政化就垂直管理，把監管機構從地方行政機構中劃分出來，由國家局統一垂直管理就可以解決問題。實際上，垂直管理只解決了在地方層面監管機構去地方化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行政化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監管體系。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如果不徹底解決行政控制、政治控制的問題，監管就是失靈的，我們以后會繼續吃毒奶粉、瘦肉精。

劉軍寧
前面幾位專家從經濟學、法律、行政管理，從西方的經驗對食品安全問題談了很多看法。我想從文化的角度談一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毒奶粉事件出現以后，舉國上下一片“沸騰”，各方面都有反應。我收到了很多短信，我念兩段，看看國人是怎么認識毒奶粉事件的，這樣的認識又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發。中國的文學是一個朝代一個高峰，比如漢賦、唐詩、宋詞，我認為短信是當今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而且都是無償創造的。
第一段：“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從大米里我們認識了石蠟，從火腿里我們認識了敵敵畏，從咸鴨蛋、辣椒醬里我們認識了蘇丹紅，從火鍋里我們認識了福爾馬林，從銀耳、蜜棗里我們認識了硫磺，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今天三鹿又讓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學作用。外國人喝牛奶結實了，中國人喝牛奶結石了。日本人的口號：一天一杯牛奶，振興一個民族。中國人的口號：一天一杯牛奶，震驚一個民族?！边@些短信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中國整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沒起作用。
第二段是描述在中國現行制度上如何追究違法者的責任線路圖的?！叭故录钚聢蟮溃耗壳皣野沿熑瓮平o三鹿，三鹿把責任推給奶農，奶農把責任推給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據報道，責任奶牛已攜二奶潛逃，僅捕獲一小撮不明真相牛群。目前母牛情緒穩定。據最新消息，水牛和蝸牛已經通過半島電視臺發表聲明表示對此事負責?！?BR>在大家看來，根據目前的報道，你們注意到了奶粉事件中有哪些責任承擔者？有哪些原因導致了毒奶粉事件？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政府買單、對責任人撤職、撤銷免檢、全面檢測、召回、出臺新的檢測標準等等。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措施，禁訟，就是不允許受害者打官司，不允許受害者追究廠家的責任。你們覺得這些都是有效措施嗎？它們能夠改變中國食品不安全的面貌嗎？
下面我們對這些措施一一進行分析。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會獎勵好的產品，懲罰不好的產品。政府買單、隱瞞信息都是在保護有害產品。撤職的后果是，一個官員倒下去了，千萬個官員在后面排隊。官員們從每次食品災難當中受益，攫取更多的權力，更多的預算。全面檢測是一次性的，不能解決以后的無問題。新標準是稍微有一點積極意義的舉動。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無效的措施，不能保障中國以后的食品安全，不能改變中國食品不安全的狀況。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比如有人叫囂“打倒無良資本家”。但三鹿是在香港上市的，是不是所有的股東都是資本家，所以這跟資本家沒有關系。不能因為有食品安全，就打倒資本家。
中國人要反思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對政府無條件的信賴。中國人總認為政府的監管是有效的，政府免檢的產品是放心的，直到我講之前，大家對這些措施也是信賴的。中國文化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就是國家萬能，國家要承擔無限責任。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中國人要加強對市場的信心。

（文章來源：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