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警惕中國模式的“慢性病”(1)

2010年10月底公布的“十二五規劃”，提出“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背后有其深層張力和動力，即：中國模式延續二十余年后，早已面對三項基本困難，承受著內外兩個方面的結構性壓力。

從2008年年底開始，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模式遭遇的困難加速放大，這是“急性病”。中國本身政治經濟方面的結構性原因，是“慢性病”。這兩種病若不大力調整，極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的源泉逐漸萎縮?！耙巹潯碧岢龅臄U大內需這劑藥，大致對癥。但實際操作中，到底會下多重的藥，還要看對病癥的理解究竟有多到位。

出口將長期堪憂

中國GDP增長依賴于兩個大輪子：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基礎建設的大項目。這兩個輪子近年越來越大。

另一個輪子是國內居民消費，比重弱小，且持續下滑。

依靠出口貿易提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即“東亞模式”。這種發展戰略通常被稱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出口國政府往往通過種種政策工具，大力扶植本國出口產業，同時對外國產品設置或明或暗的障礙。

在金融風暴前的五六年間，中國的出口額年增長幅度達25%。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中，如果把出口對國內消費及投資連鎖反應算進去，50%要歸功于出口貿易的拉動。出口的年度增長率每下降10%，就會把全國GDP的年增長幅度拉下2%到2.5%。未來幾年，除非改變嚴重依賴出口貿易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否則很難維持高于7%的增長。

可惜，全球市場景氣不再。何時能重返高消費高需求的樂園，樂觀的人不多。發達國家大多皆陷入公共和私人的嚴重債務困境，政府負債總額在1990年占GDP總額的近60%，到2015年，預計將攀升到120%，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翻一番。2010年年中的希臘債務危機，就把整個歐元區攪得人心惶惶，希臘的債務也就占該國GDP的115%；小小的希臘國民生產總值只占歐盟GDP的3%，待全部發達國家的債務總體高到希臘的程度，對全球市場的震動有多大？

美國是中國順差的最大來源國。美國所有債務的總和，到2010年年中，已經接近于該國GDP的4倍，約60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美國人均負債20萬美元。大蕭條時期，美國全部債務也只有該國GDP的三倍多一點。

因此，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居民們在未來多年里將不得不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這必然導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量減少，同時大幅增加貿易保護主義的力量。中國模式的第一個GDP驅動輪，會遭遇越來越大的阻力。這便是我所說的“內外兩個方面”的“外”部分。

投資饑渴癥

從更深刻的體制層次看，增長的首要輪子，其實是固定資產的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投資的大項目。

在討論指令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病時，一個重要概念是來自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投資饑渴癥”：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層對擴大投資的近乎瘋狂的追求。

由于層層決策者對擴大投資始終饑渴難當，導致有限的國民經濟資源被不合比例地大量用于基本建設，結果是大面積浪費。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這個背景下走過來的，雖然呈現出一些新鮮要素，但并沒有根本擺脫這種行為習慣。

從1989年到1992年，政府著手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額，總計達到17800億元人民幣?？擅磕旰瞬榈慕Y果，都發現原定的計劃投資額被超額完成，實際投資總額達到21678億元人民幣，超額幅度平均為21.　8%。

從1980年到2008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從25%左右上升至43%左右，隨之而來的為刺激經濟增加的特大投資額4萬億人民幣，則把這一比例提升到47%左右。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起來，投資饑渴癥相當不合理——既然很多產品的總量已經過剩，許多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已遠遠超出了市場所能消費的水平，為什么還繼續投資于產能的擴展呢？

但如果換個角度，站在利益集團的立場看，這些投資，算計得清清楚楚。這種饑渴癥，以及不斷從國有銀行吸取便宜資金的操作，均有助于掌控著資源分配的地方政府部門和國企官員的所謂“政績”、他們的個人收益及同他們有特殊關系的資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至于這些浪費型的巨大投資造成的國有銀行爛賬和留下的公共財政空洞，最終將由存款人和納稅人承擔。

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全國各地有那么多空空蕩蕩的“新城”、“爛尾樓小區”、“科技開發園”，少車的高速公路，競相攀比的高速鐵路，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機場，成串相連的水壩，難以租出去的辦公大樓。

為政府官員編寫的一本教材曾鄭重告誡：“投資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　國民生產總值）必須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如投資率超過30%，則國力難以承受?！边@個告誡早已經被忘記。

弱小的私人消費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個輪子，國內居民私人消費，最弱小。從1978年到2009年，家庭私人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 49%下降到37%！2003年至2004年是轉折點——此后，GDP里被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所占有的分量就超過了居民消費總量，彼長此消，二者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
同改革開放前比，雖然各級政府對百姓有了更多關懷，但國內普通居民在中國的決策過程中始終非常邊緣。與此相反，官員階層則始終強勢。一個決策權力太大、不受民意制度化約束的行政體系，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國內居民對福利增長的要求。
在亞洲六個規模較大的國家中間，中國的居民消費總量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從1999年起就墊底：2008年到2009年間是37%，最低。不但低于人均產值最高的日本（56%）和第二高的韓國（55%），也低于人均產值稍高的馬來西亞（50%），還低于人均產值更低的印度尼西亞（61%）和印度（59%）。

這項指標，中國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都是最低。以上幾個國家都具有穩健的或正在發展中的民意制度化的渠道，中國明顯缺乏把百姓利益訴求輸入政府決策中的機制，民眾對國民財富怎么分，基本沒有影響力。

不應忘記，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于光遠等經濟學家發起“生產目的”的大討論，沒有幾個回合就被壓制下去?！跋壬a后生活”原則，在中國大環境里牢不可破。

從1952年到2004年期間，中國民間私人消費的比重始終低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吸取財源所占的比重，在52年的長時期里，只有兩年例外，其余的50年里統統高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這項國際比較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什么叫作“國富民窮”。
政府幾十年里從國內生產總值大餅取走的那一塊，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朝鮮、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共11個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國富”格局，在強勢體制群里屬于最強勢的一檔。民間私人消費在人均GDP里所占的比重，不但始終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民窮”的格局在同樣制度群里也屬于最低檔次。因為，最嚴格的城鄉居民戶口分隔管理方法，把一半以上的人排斥在現代消費經濟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