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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2010-05-28
    秦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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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曉: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

    從廣義上講,“中國模式”是指中國現代性社會構建的目標和路徑,即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現代文明秩序。

    本文論述集中在經濟領域,討論重點不是經濟結構而是經濟制度,即市場機制中政府的職能。

    一,“中國奇跡”是否展現了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相當程度上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版圖。

    如何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解讀這一現象已成為全球經濟學家關注的一個課題。

    經濟學家的觀點大體上可以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表明中國已建立了一個區別于歐美“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調動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高效決策。

    另一派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是“發展主義政府”主導經濟的產物,而這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東亞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經濟學的研究和實踐證明,這種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會造成資源浪費、結構失衡、公共產品缺失、社會不公和腐敗貪污等問題。

    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亞洲金融危機后,大多數東亞國家已擺脫了這種模式,實現了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

    此次金融風暴中使歐美經濟體系弊端的顯現,而中國應對危機的成功表現使得“中國模式論”占了上風。

    二,所謂“中國模式”是改革中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種制度創新。

    “模式”(經濟發展模式)不僅表現為一種差異性,還表現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義。

    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的差異性主要表現為轉軌過程中漸進式的路徑選擇和舊體制的影響,即政府對市場管制和行政干預。

    我不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觀點和制度,但中國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干預已經超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了政府對市場的某種程度的替代。

    在轉軌初期,作為一種過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將之固化、強化,并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式,則會束縛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扭曲資源配置,這有悖于市場化改革的目標。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職能的固化和強化不僅受到觀念上的影響,而且成為權力和資本相結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驅動。

    因此,“中國模式”的差異性更多地表現為轉軌中的路徑選擇,而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目標模式。

    當下中國經濟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變,而不是通過理論包裝使其得到某種正當性。

    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價值判定,即優與劣、好與壞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保護。

    只有具備了這些特征,這種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滿活力、才可持續、才具有競爭性、才能真正反映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和中國的現實尚不能充分證明這一點。

    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一部分是舊體制帶來的,一部分是現有模式產生的,所以這些問題在現有模式下難以得到解決。

    那么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夠簡單地歸結為所謂東亞的“發展主義政府”模式呢?我以為也不盡然。

    首先,從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能和角色來看,中國政府已經遠遠超過了“東亞模式”?!皷|亞模式”或“發展主義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主要表現為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匯率、利率的管制,中國政府除了上述方面,還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如土地、礦產等,參與市場競爭(國企),并通過行政審批干預經濟活動。

    這種體制既有“東亞模式”的影響,也有從計劃向市場轉軌過程中帶來的特征,更值得關注的是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中利益集團的行為驅動。

    與“東亞模式”相比較,這種體制具有更為復雜的意識形態-政治權力-利益結構,因而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轉型更具挑戰性。

    其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因主要不是來自政府在市場活動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權、市場發展的結果。

    這一過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變遷,即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大大降低了制度運行的成本-交易費用,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釋放出了人力資源的生產力和創造性。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加入了WTO,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使中國進入了全球的產業鏈,由此大大擴展了生產邊界(潛在生產能力)。

    概括地講,內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國過去30年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基礎因素。與“東亞模式”相比較,中國的制度改革可以釋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進”空間。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贊同時下的所謂“中國模式論”,并對其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和排斥歐美文明的情緒保持警惕和擔憂。

    我認為,當下要關注的不是標榜政府主導經濟的“中國模式”,而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轉換政府職能,即從一個政府主導的經濟轉變為市場主導的經濟,而政府的職能應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中心。

    中國經濟的發展呼喚新的改革議程,在新一輪經濟改革中應以政府職能轉換為中心,重點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國家資本社會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作者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

    (文章來源: 10年5月18日   《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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