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22

張曙光：短期政策與長期政策相悖不利長遠發展

記者：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任何“救急”性質的經濟政策都只能有短期性的特點，甚至有與長期經濟發展政策相悖的可能。您認為如何處理好這種短期和長期政策之間的關系？

張曙光：30年來，我們實施了出口導向戰略和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內外經濟嚴重失衡，經濟結構畸形扭曲，分配不公和社會分裂也相當尖銳。目前的經濟困難，與其說是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不如說是以往政策累積的結果。它集中說明，這種依靠投資和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已經走到了盡頭，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加速了這種增長方式的失敗和破產；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進行經濟大調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機。因為，人們總是在自己的成功中生活的，主動調整是很困難的事情，而在危機的壓力和挑戰面前，調整才有可能真正推進，并取得成功。

要能夠抓住和很好地利用這場危機提供的戰略機遇，不僅要采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好近期內保增長的問題，更要制定和實施一個大調整的長期戰略，以改變結構失衡和實現體制轉型，并把二者恰當地結合起來。比較而言，結構調整和體制轉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長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難。因為，救急是必要的，而關鍵則在于治療和康復。如果說在解決短期問題上，我們利用政府主導的體制優勢，迅速而果斷地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那么，在解決長期戰略問題上，政府主導的偏頗和行為短期化的特征也許正是我們的不足。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在短期問題上，很少有人關注長期發展。而長期問題又必須始于足下，而不能等待將來再去考慮和著手。

記者：對目前國家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你有哪些建議和意見。
張曙光：首先，中國要從制造和出口大國變成內需和消費大國。啟動內需不僅是目前保增長的需要，更是大國長期發展的根本和關鍵。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必須首先成為一個內需大國和消費大國。啟動內需講了多年，為什么啟而不動？根本還在于政策不對。
一是美國高消費支撐的外部需求過旺。長期的經常項目順差必然伴隨國內收入的低速增長，因此，不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增長，國內需求和消費是起不來的。
二是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再加上經常項目順差過大，擠壓了必要而正常的消費，使消費率不斷降低，近兩年已經降至50%以下。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的原因是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儲蓄率過高，本世紀以來，二者之和均超過了個人的儲蓄率。這既是大量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出現的原因，也是從上到下政府機構和國有部門豪華辦公大樓拔地而起的條件，更是大中城市都建大學城和新校區的原由。
所以，中國的經濟結構扭曲，根源在于政府行為扭曲，所謂投資推動和投資主導，就是政府推動和政府主導。如果不改變政府主導和政府推動的經濟運作方式，使企業和個人成為投資決策的主要主體，要實現投資和消費雙推動是不可能的。
與此相適應，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較慢；另一方面是人們的收入和支出預期不穩，大部分人采取的是一種的預防性消費行為。因此，要改變結構失衡，也需要從改變政府的支出行為入手，在適當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擴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政府在教育（主要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轉移支付，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不是花錢搞幾個大工程，而是花錢買一個好的社會機制。
三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的片面推進和行為扭曲，抑制了國內的需求和消費。因為，現行的城市化與其說是農村人口主動的選擇，不如說是政府主導的過程和控制的結果；城市政府需要和看重的是農村的資源和要素，包括土地、資金和勞動力，而不是進城人口的收入、生活和消費；進城的2億人口實際上不是城市人口，沒有城市人的地位、資格、福利、消費和心態，而是住在城市里的農民，故稱“農民工”，也才有了千百萬人趕春運這樣的荒唐事。因此，這種城市化是一種半拉子城市化，目前失業農民工的大批返鄉就是證明。
結果是，一方面農村人口規模過大，另一方面，進城人口依舊保持著農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低消費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增加一些政府支農支出，以擴大農村需求，發放一些購物券，用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都不能解決問題。而根本途徑在于改變造成大規模人口流動和小規模人口遷徙的一系列現行政策，真正加速城市化進程，縮小和結束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會使農村人口真正減少，另一方面也會使進城人口主動采取城市的生活消費方式。所以，啟動內需的主要對象是進城人口，包括高校擴招的幾千萬大學生和進城創業和打工的原農村人口。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政府主導”，路徑設計為先強國后富民。但這種設計極易模糊市場與政府的邊界，進而損失效率。你認為應如何調整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張曙光：從先強國后富民到在富民的基礎上強國，中央已經確立了全面小康的目標，似乎這方面的問題已經解決，其實不然。重要的也許不是目標，而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從根本上來說，強國和富民的關系是一致的，而且是近百年來中國人一直追求和奮斗的目標，但在具體處理上往往是厚此薄彼和顧此失彼。
30年來，我們基本上采取的是強國戰略，即先強國后富民的方式，為此能夠提供的證據是很多的。一是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實施過度的行政壟斷，政府和國有部門掌握了重要的資源要素和一系列高盈利部門，且呈不斷擴大和強化之勢。
二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大大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長，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斷上升，從1995年的16.6%提高2007年的20.6%，2008年達到了22%。與此相適應，政府消費特別是行政事業費支出也大幅增加，過多的資源用在了非生產性的分配性努力上。
三是民間部門的正當權益受到限制和剝奪，民間進入金融、教育、航空、石油等很多領域困難重重，慘淡經營，集體土地的權利受到法律明文規定的限制，土地收益被剝奪更是普遍的現實。
四是財富增長雖快，但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既得利益集團和少數人暴富，中等收入階層和中產階級太小，低收入群體過大。如果說，這種情況以前具有某種不可避免的因素，是造成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以后發展中，就是首先需要加以改變的。改變的辦法是真正把富民放在首位，保證全體國人都有平等的發展權利，取消現有的歧視性法律、法規和制度規定，凡是民間能做的事情，政府應當退出，不能與民爭利；可以政府融資，也需必要的經濟和社會管制，而由民間部門生產供給。
再次，從強政府弱社會和弱市場轉向平衡的政府、社會和市場關系。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之所以失衡，就在于政府過分強大，而社會和市場相對弱小，無法對政府形成制衡和約束。
從社會來看，是由于社會組織受到壓抑和管制，沒有發展起來。已有的社會機構大部分是官辦機構，真正的民間機構大部分沒有合法的地位，其發展和活動受到種種限制。應當看到，一個失衡的社會結構是無和諧可言的。
從市場來看，主要是資源要素價格的政府管制，相對價格關系扭曲，限制和扭曲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一方面，資源要素價格人為偏低，增加了資源消耗，造成了巨大浪費，增大了經濟增長的成本和代價，惡化了人們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相對價格關系扭曲造成市場信號失真、資源配置不當和財富的逆向轉移，加劇了社會的不公。要知道，沒有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市場經濟是無法真正確立的。如果說，在通貨膨脹率較高和上升的情況下，放開價格有一定的困難，那么，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國內出現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正是改革資源要素價格、理順相對價格關系，完善市場價格機制的大好時機。抓緊時機，大步推進，不僅短期內不會帶來什么風險，而且長期內會收到巨大的收益。這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
最后，從應對危機中和平崛起，進一步走向和融入世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融入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既經受了國際經濟波動的風險和考驗，也從中得到很大的收益。這次金融危機既不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失敗，也不意味著全球化的逆轉，只是說明了國際關系和經濟結構需要進行調整。這就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條件。然而，這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事情，需要有一個長期的、至少30年的國際戰略，在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協調。
從我國內外經濟關系的調整來看，一是要逐漸平衡進出口貿易關系，增加進口，減少出口，改善出口產品結構，開拓新的出口市場。比如，不能只盯著發達國家的市場，要開拓新興市場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特別是非洲市場。二要擴展中國的對外投資，幫助中國企業成功地走出去。一方面現在的時機不錯，價格較低，政治障礙也??；另一方面，由于人才儲備和管理經驗不足，現在還不是中國抄底的時候。
從前期來看，中國的對外投資都不成功，無論是中投公司對黑石公司和摩根斯坦利的投資，還是國有大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在期貨市場的操作，學費交了不少，但方向不應動搖。事實上，此前一些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成績相當不錯。投資的領域既有金融投資，也包括實體經濟投資，目前也許以后者為主。投資的主體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需要公平對待，聯合對外。
三要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首先是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可以逐步探索人民幣、港幣和新臺幣的融合，可以推行與周邊國家和地區貿易的人民幣結算，可以有步驟地推進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紤]到戰后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歷史經驗，重回金本位是不現實的，而單一儲備貨幣的安排無法解決“特里芬效應”問題。歐元的產生及其發展表明，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是歷史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的區域化本身就是國際化。
四是在國際機構的改革和調整中，穩步增加中國的投票權和提升中國的話語權。
記者：此次全球經濟危機為世人提供了大量的經驗教訓，從經濟學角度講，人們通過對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否可以避免下一次的經濟危機？
張曙光：世界經濟的發展基本上還是不能逃脫“周期規律”，就是“發展—高峰—危機—復蘇—發展”這樣一條道路循環。人類對經濟規律的認識還不是很完善，特別是在預測方面，此次危機也印證了這一點?？偨Y以往的經驗，市場解決不了全部問題，政府也同樣不能，這也正是經濟學需要研究的方向。在此之前，經濟發展還是會在“鐘擺”的兩極間擺動，這也是人類理性認識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