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陽：索回被劫掠的文物需要立法

讓海外文物有尊嚴的回歸方式只能是使之無償歸還。而方法是，明令禁止任何中國公民參與任何被劫掠文物的買賣。這樣，那些文物的市場價值就會“貶值”，拍賣者無利而放棄，這才是這些文物得以無償歸還的前提。

佳士得拍賣行非法拍賣中國圓明園文物前，筆者曾撰文指出：“如果用巨額資金回購圓明園文物等于讓圓明園被再掠奪一次。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也作為曾在文物部門工作過的專業人士，我認為我有責任說出這句話，并請有關人士深思之?！?

現在，我還想就此補充三點意見：

1、討回被劫掠文物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之在國際文物市場上徹底貶值。這種貶值不是這些文物的文物價值的貶值，而是它們本不應有的市場價值的貶值。這種方法將是對于那些企圖借中國人的愛國心再次掠奪中國的不義人士的最沉重的打擊，其打擊力度遠比任何激烈言詞都要大得多。國際上極少數人的目的無非是想讓我們再出血，因此，只要這些文物仍然具有很高的市場價值，他們就絕不會將其無償地歸還給中國，我們的文物追討也極難成功。使這些被劫掠的文物在國際文物市場上徹底貶值則是釜底抽薪之策。一旦我們做到了這一點，那些只是看重這些文物的市場價值的人就會覺得這些已經徹底貶值的文物對于他來說已經沒有意義和出路了，而這也就正是這些文物得以無償歸還中國的基本前提和有效時機。

2、使這些被劫掠文物在國際文物市場上徹底貶值的最佳方法就是中國人大立法，明令禁止任何中國公民參與任何被劫掠文物的買賣。對于這些被劫掠文物的最大需求來自中國，這種需求本質上是維護民族尊嚴和保護中國文化遺產的需求，而并不是對于這些文物的市場需求。人們應當對于以往愛國志士以高價買回這些文物的義舉深表敬意，但他們采用的這種方法又是不妥當的。因為這在客觀上等于肯定了當年列強掠奪中國文物的合法性，等于我國在百年前被掠之后又再遭劫掠，特別是在客觀上給國際上極少數人提供了哄抬價格、加大掠奪力度的特殊機會。所以，這不是有尊嚴的回歸文物的方式。有尊嚴的回歸方式只能是使之無償歸還的方式。這些文物的市場價值越高，我們失去的尊嚴就越多；反之，通過國家立法使其市場價值降得越低，我們保有的尊嚴就越多。由于這些被劫掠文物的最大需求來自中國，所以，一旦我國立法明令禁止任何中國公民參與任何被劫掠文物的買賣，它們的市場價值早晚都會一落千丈，那些想借中國人的愛國心大發不義之財的人就會隨之賠個精光！所以說，這種我們可以自主使用的法律武器，才是最厲害、最有效的。有鑒于此，我建議文物部門會同法律專家盡快研擬有關法律，并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上提請立法。如果時間來不及，哪怕是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寫上這層意思，那也是很有力量的。

3、我們應當以強健、成熟的民族心理對待這件事。我們的民族應當有一種“每臨大事有靜氣”的深沉宏大的氣度，這樣的民族才是最有力量的。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的修養還不夠，往往會對一些相對較小的事情做出過多、過當的反應，從而增大了解決問題的社會成本，也在某種程度上轉移了對于當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佳士德悍然非法拍賣圓明園文物，這在性質上確實是嚴重的，但在整個大局中又并不是一件大事。性質嚴重的事情多得很，但性質嚴重的事情并不都是大事情。是不是大事，不僅要看性質，而且還要看份量。平心而論，13億人為佳士德的那幾個人興師動怒，實在是有些不成比例。對那幾個人，我們只要看準了，該出手時就出手，那就足夠了。我們越是不把那幾個人當回事，越是不把他們放在眼里，那幾個人就越難受。我們嚴格管制佳士德進出口中國文物業務，進而再以法律手段釜底抽薪，再加上中國輿論的必要抨擊，這就足以令其付出沉重代價了，而且也能保障那些文物回歸中國了。至于何時回歸，我們這個已有五千年歷史的民族難道還用為這點事著急嗎？就讓佳士德在國家文物局的緊箍咒中長期地難受下去好了，就讓那些想借中國人的愛國心發橫財的文物販子們眼看著手中的文物大幅貶值而哭泣去吧！難受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偌大個民族，對付這么幾個人，那還不是易如反掌嗎？“每臨大事有靜氣”，每臨小事更要有靜氣。如果把這幾個人的事弄成了影響大局的事，那就得不償失了，那也說明我們的民族心理還不夠強健和成熟。我希望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民族心理應當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越來越強健而成熟。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文章來源：09年3月2日《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