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司法改革必須按法理出牌

看了《南方周末》關于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推行“新政”的報道(《“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長”》2月19日)，對于其中不少觀點頗有些憂慮。實際上，張院長就任院長后推出了不少新舉措，有的措施令人贊賞，例如將判決文書在網絡上公開。但是，還是有太多的新舉措存在著或輕微或嚴重的法理缺陷，如果不及時糾正，影響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司法，而且會對更廣泛的范圍內的司法改革產生誤導作用。

從報道看，張院長對于不拘形式、貼近群眾的司法模式情有獨鐘，他明確地質疑坐堂問案式的審判方式，倡導法官“放下法槌，脫下法袍”，深入到群眾中去，像被他樹為典范的商丘法院那樣，在小樹林里開庭，或者在炕頭上審案?！澳阋┓ㄅ?，就跟群眾保持距離了?！边@樣的做法果然有助于糾紛的解決么？

實際上，作為處理沖突利益的司法，居中裁判原不是追求法官司法官員的舒適安逸，更不是因為西方如此我們就照搬，而是因為不居中就難免令人懷疑法官的公正性。根據我國不少地方傳統習慣，諸子分家析產時要邀請娘舅來主持，正是因為娘舅的身份超然，更有助于避免偏私的懷疑。為了取得當事人的信任，法官要盡可能地避免過于主動行使權力，例如，只有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才能夠受理。司法判決不可以超出當事人訴求的范圍。要盡可能地讓當事人自己向法庭提交證據，否則敗訴方就會質疑為什么法院只收集對一方不利的證據。在審理的過程中，法官對兩造要平等地對待，最大限度地保障雙方的平等地位……所有這些，不僅是為了體現司法的中立和公正，也是為了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樣重要的是，中立的司法可以讓沖突雙方意識到訴訟的結果是雙方機會均等的情況下證據與法律比拼的結果，因而更容易服判息爭。

跟許多院長一樣，張院長對于上訪也是非常焦慮?！翱赡馨凑辗l，張三贏、李四輸沒錯，但是下判以后，雙方都起來上訪，都起來鬧，你說你這個案子辦對了嗎？”在報道中他提出這樣的反問。其實，如果法官嚴格依法判案，當事人不是依據法律程序上訴，或者案件已經終審，依舊上訪不止，我們的確不能說這案子判錯了。憲法明確規定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如果法官依法判案，當事人上訪，就指責法官案子判得不對，這讓法官該如何是好？難道說因為怕上訪就可以違法判案？再說，國家成立各個層次的信訪部門，不正是為了讓百姓投訴有門么？為了減少甚至杜絕上訪，甚至為了“爭創無進京上訪法院”，就一味地“和稀泥”式地調解，這勢必導致當事人形成“會叫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態，只要以上訪相要挾，法院就犧牲法律，放棄原則，最終的結局將是一種普遍的無法狀態。

在上下級法院之間關系上的回歸舊轍是張院長“新政”中的重要內容。本來，逐漸減少在具體案件中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導以及下級法院對于上級法院的請示，以確保下級法院能夠獨立于上級法院，已經成為近年來司法界的共識和不少改革舉措的指向。很明顯，之所以設置上下級法院，正是為了給當事人提供一個質疑原審判決的機會。如果一審法院在判決之前已經就如何下判請示上級法院，或者接受上級法院的指導，那么兩審就合二為一了。作出判決的法官還要裝模作樣地向當事人宣告說“如不服本院判決，可以向本院的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豈不是明火執仗地欺騙當事人？我國訴訟法中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上訴權豈不是變相地被剝奪？所以，報道中高院刑三庭庭長程慎生所說的上級法院對于下級法院的監督“不能流于形式，監督指導往往要具體到個案，不是一審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張院長所說的“我絕不僅僅限于說，你這個案子判完了，你判你的，我等著你弄完了，我再依法改判。這就行了，這就保持獨立審級，我認為絕不是這個關系”，凡此種種，都是嚴重背離司法制度的內在機理的話。上級法院監督下級法院的惟一途徑就是通過對下級法院的判決進行的審查、駁回或直接改判，絕不可以在下級法院審理過程中進行所謂“監督指導”。

經過近20年的司法改革，我國司法的公正程度沒有獲得應有的提升，司法公信力還處在較低的程度上，對此民眾與高層、司法界與社會各界都在急切地尋求解決之道。我相信，張院長以及河南省高級法院所作所為也是為了盡快地走出目前的困境。不過，對癥下藥，而且“對癥亦須知藥換”是非常必要的。把脈錯誤，或者病因雖準，用藥不當，都可能加劇而不是減輕既有的病癥。所以嚴格地依據法理和法律推進司法公正，司法改革遵循法理“出牌”是當下格外需要強調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09年2月27日《上海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