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1

張維迎

張維迎：我看中國改革30年

已有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表明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如何取得這些成就的？中國的改革是怎么進行的？

中國的改革一般被認為是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軌，或者說轉型。什么是計劃經濟？什么是市場經濟？它們之間的最大區別是什么？在我看來，有兩個，一是資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計劃指令還是由市場價格配置資源？二是所有權：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還是以非國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業為主？

中國過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兩方面：第一是放開價格，或者說價格自由化；第二是整個經濟的非國有化。整個過程進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圍繞著這兩個方面展開的

價格自由化

先講一個故事。1980年，中國國家經委，就是當時主管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中央政府部門，邀請美國教授給中國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做培訓。美國教授設計了一個課程表，交給國家經委的官員審核，經委官員審核后劃掉了兩門課：第一門是Marketing（市場營銷），第二門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財務）。為什么呢？因為Marketing是“如何賣產品”，對中國企業是不適用的，因為當時中國的企業只管生產不管銷售，廠長經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計劃指標生產產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沒有用，因為所有企業都是國有的，由國家統一預算管理的，需要的資金全部由政府財政提供，創造的利潤也全部歸政府所有。

而今天，這已經成為商學院學生最重要的兩門課，管理課程的變化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兩個最重要改革：價格改革和企業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斷，大致上，過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國基本完成了價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盎就瓿伞钡囊馑际?，到1993年之后，價格已經不再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因為大部分產品的價格都已經放開了；到了2008年，國有企業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了。當然，兩個改革都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術性的問題了。

價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計劃體制下，所有的價格都是由政府規定的，大到鋼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產資料，小到針頭、火柴、洗衣粉等日用生活資料。但要搞市場經濟，價格就要由市場供求決定，實現價格自由化。這個價格自由化的過程大致用了15年，過程復雜，艱難曲直，甚至驚心動魄。

在1978年，零售業按交易額算的97%由政府定價，到了1993年，93.8%的零售額由市場定價，也就是說政府定價的比例降到了6.2%；在1978年，92.2%的農產品是政府定價的（還有一小部分是黑市及自由市場交易），到1993年，87.5%的農副產品收購環節由市場定價，政府定價包括政府指導價和直接定價的比例降到了12.5%。到2004年，市場定價的比例占到了96.5%，也就是說政府定價降到了3.5%；在1978年，100%的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由政府制定，到了1993年，81.1%的產品由市場定價，也就是說政府直接定價和指導價的比例加起來不過18.9%，到2004年，87.8%的產品由市場定價。

剩下仍然由政府定價的產品，主要是壟斷行業和基礎設施，比如成品油、天然氣、水、電力、電信的價格等等。這些問題以后還要解決?，F在如果要調整價格、放開價格，就要開聽證會，價格已經不是政府改革的重要議事，只是業務部門需要做的事情了。但在1993年之前，價格問題是需要政治局討論的。在1980年代，一盒火柴從2分漲到3分，中央政治局開了好幾次會，最后還是不敢漲，因為上漲50%怕老百姓受不了?，F在的價格價格已經不是中央領導人考慮的主要問題了。

價格改革是怎么走過來的？

中國的價格改革是循序漸進的，它不像東歐、前蘇聯那樣一次性放開。更具體來說，中國走的是“雙軌制”。為什么走“雙軌制”？我分析的原因是：中國改革一開始并不想搞市場經濟，而只是想完善計劃經濟。如果改革一開始就想搞市場經濟，那么我們選擇的道路會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在改革初期，我們并不認為計劃經濟在本質上沒有效率，而是認為，我們的計劃經濟沒有搞好，是因為政府在制定計劃時沒有尊重價值規律。所以，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上，而不是實行市場經濟。

就價格體制而言，在改革初期，很多產品價格不合理，比如原材料價格偏低、制造業產品價格偏高等，但是大家并沒有從根本上懷疑國家的定價能力，即：如果國家在定價時尊重價格規律，那么價格就會合理。因此，當時的價格改革，就是怎么通過行政手段調整價格的問題。這是到1985年以前，中國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當然，由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相繼將一些與國計民生關系不大的小商品價格放開。但是在1985年之前，對決定國計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及生產資料的價格，主流觀點還是認為應該由國家制定，很少有人從根本上懷疑過政府對這類產品的定價能力。由此，價格不合理怎么辦？只有調整價格。

為此，在1981年，國務院成立了價格研究中心，這是當時的總理趙紫陽親自指示的，由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牽頭，全國調集了50多人，買了最先進的計算機，想運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出一個合理的“理論價格”，根據理論價格，政府再調整價格。但事實上，這個理論價格一直沒有算出來，或者計算出了，得不到大家的認可?，F在回過頭看，這本來就是個“烏托邦”，如果政府有能力計算出一個合理價格，就不需要改革了。

調整價格的思路在最初幾年一直沒有受到懷疑，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在大學讀研究生，價格問題是當時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門問題。怎么調整價格呢？現在你如果去查查《經濟研究》等當時的主要經濟刊物，經濟學家爭論的是按生產價格調整、還是按成本價格調整，或是按照勞動價值調整。但不論按照什么調整，制定價格都是政府的職能，價格不能由市場自發決定。

價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

我自己在1982年上研究生之后認真學習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價格理論。到1983年，我腦子里面形成了一個觀念：價格是不能由政府制定的；只要是政府定價，價格就不可能合理。然后我就開始考慮中國的價格改革，并發現了許多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企業有了生產自主權之后，特別是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之后，政府實際上已經管不住計劃外產品的價格；生產資料的黑市交易很多，這些交易的價格基本上是由供求決定的，高出國家定價很多，政府不斷發文件進行價格檢查，要求各地和企業嚴格遵循國家價格，但檢查來檢查去，問題還是解決不了，黑市依然存在。

我當時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計劃外，為什么不放開呢？我在1984年4月寫了一篇文章——《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篇文章有兩個核心觀點：第一是價格不能由政府決定，只能由市場決定。政府定價即使定的時候是合理的，過一段時間又不合理了，經濟現象變化快，政府不可能每時每分都在調整價格；第二是如何從計劃價格轉向市場價格？就是采用逐步開放的“雙軌制”思路。什么是“雙軌制”？就是分步放開價格管制。具體講，先管住計劃內，放開計劃外，計劃內的產品按照政府定的價格交易，計劃外的產品按照市場價格交易，形成雙軌體制；然后再逐步放開計劃內產品的價格，有些實行“先調后放”，最后建立統一的市場價格體制。

在“莫干上會議”（即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研討會）后，這個以放為主的“雙軌制”思路被政府高層接受，成為1985年之后中國價格改革的主體思路。也就是說，1985年之前，我們是在計劃價格范圍內討論如何調整價格，1985年之后，我們才轉向從放開價格的角度去考慮如何改革價格體制，也就是價格的自由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的轉變。到1985年元月14日，國家物價局和物資部正式出臺文件：計劃外生產資料的價格全部放開，不受政府的控制。之后又放開了一些消費品的價格，包括名煙名酒的價格。這樣，雙軌制由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變成了自覺的政策行為！

采納“雙軌制”后出現的問題：一是腐敗。因為一種產品有兩種價格，有權力的人就可以拿到計劃內的指標在市場上倒賣賺得利益。當時出現了很多“官倒”，引起社會不滿；第二是有了“雙軌制”價格之后，國家的生產計劃難以得到嚴格執行。比如原來國家計劃規定的生產任務，企業在生產出來之后要按計劃價格出售給政府指定的地區和企業，但是生產企業會盡量不交、少交或者拖延合同的執行。這樣，計劃合同就難以得到執行，當時的概念叫“經濟秩序混亂”。

由于經濟秩序的混亂和腐敗問題，到了1988年春，價格問題在第七屆全國人代會上變成了反響最大的問題。當時的總理李鵬給鄧小平同志匯報工作時，鄧小平問什么是代表們意見最大的問題，李鵬回答說是價格問題。鄧小平同志說，價格問題長痛不如短痛，所以要下決心搞“價格闖關”。從當年4月份開始，一系列的價格改革政策出臺。同年8月份中旬，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并要求軍隊和警察做好準備，防止價格改革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價格闖關成為了重大社會事件，造成了緊張的社會氣氛。在該方案公布的當天，全國各地出現了觸目驚心的搶購風潮，銀行存款急劇下降。十天之后，國務院做出了穩定價格的決定，價格闖關停止。不久，中央決定開始實施三年的“治理整頓”，整頓一直到1992年。這三年的治理整頓是一個保守的，甚至是反改革的過程，一些已經放開的價格又被重新收回控制。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的講話中說要搞市場經濟，于是，政府放開了大部分的商品價格，雙軌制基本上變成了單軌制。

從1988年價格改革闖關失敗到1992年價格放開的成功，說明中國價格改革常常是一個歪打正著的過程。剛才提到的三年“治理整頓”以及“六四”之后的整個政治氣氛其實是不利于改革的，甚至是反改革的，但是這三年的治理整頓恰恰為1992年的價格放開奠定了基礎，因為治理整頓把經濟的增長速度壓了下來，1990年達到最低，只有３.８%的速度，是改革之后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年，結果是，很多產品的市場價格也隨之降低，市場價和計劃價的差距就越來越小。這樣，1992年放開價格就比較容易，沒有引起大的社會振動。所以，反改革的措施客觀上為改革創造了條件，盡管初衷不是為了改革。

整個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一直都有類似現象，就是經濟發展的自發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國家領導人的高瞻遠矚，恰恰是因為其政策能順其自然，將自發的市場力量變成自覺政策，把改革變成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雙規制”變成政策之前，黑市價格已經存在，1985年的政策無非是因勢利導。既然有黑市，干脆就承認黑市價格，黑市合法了，問題也解決了。這就為中國的價格改革找到了一條出路。到了1993年，價格的自由化就已基本完成。當然，沒有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價格的自由化不可能這么快就實現。

國企改革和企業家成長

第二個方面，是企業制度改革?？蓜澐譃閮纱箅A段：

第一階段是1992年之前，即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主要是由于非國有部門，包括鄉鎮企業和私人經濟的發展，使得整個經濟中的國有比重降低，同時仍然保持國有部門的增長。第二階段，從1993年開始，中國才真正觸及到國有企業本身的產權問題，即國有企業的非國有化問題。

就國有企業的改革而言，在1992年前，我們一直是在保持國有的前提下談國有企業改革，這與1985年之前的價格改革的思路很類似，假定國有企業是能搞好的，問題是如何搞好。這樣的思路既有意識形態原因，也有認識方面的原因。1992年之后這個思路才發生變化，不再假定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采取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

國有企業改革最初是兩大措施：一、擴大企業自主權；二、實行利潤分成，建立獎金制度。這兩項政策到1986年后演變成經營承包制，就是國家和企業之間簽訂合同，完成合同后剩下的利潤可以分成，利潤分成有很多辦法，但是所有措施的前提都是保持國有企業。

當然，1992年之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證明了在國有企業的框架內是沒有辦法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搞了十幾年的政企分開、自負盈虧，但政企還是分不開，國有企業就是沒有辦法做到自負盈虧。所以，1993年之后，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轉變為放開企業，使國有企業非國有化。官方的說法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改造”，“公司化改造”，“產權多元化”，等等。

這一轉變的直接原因是，1992年之前，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但是隨著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地區之間競爭的加劇，國有企業越來越沒有競爭力，虧損越來越嚴重，成為了地方的包袱。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確定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特別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改制原則后，很多地方開始了非國有化的過程，地方控制的企業，特別是縣及縣以下政府控制的企業（包括鄉鎮企業和其他形式的集體企業）開始了大范圍的產權改制。1995年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針。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故事是，山東諸城市因為把市屬的50家國有企業都賣了，市委書記得到了“陳賣光”的稱號。到了1998年，中央的企業也成為中央政府的包袱。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國有銀行不再給國有企業發放“安定團結貸款”，中央企業也不得不開始非國有化改革，當時的口號是“結構性重組”，“減員增效”、“解困”。在這些口號下，大量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被甩出去了。政府同時還啟動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將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制公司，優質資產剝離后重組上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措。很多人認為朱镕基是保守的，喜歡在計劃體制下做事，朱镕基本人也曾說國有企業的問題是管理問題而不是產權問題，但事后回過頭來看，他是很了不起的，是他解決了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

2003年后，處于“技術性破產”的大型國有銀行也開始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在海外和國內股票市場上市?？梢哉f，通過股份化改造和投資主體多元化，到2008年，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制度性問題已得到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不再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接下來的問題是，國家持有的股份如何減持，什么時候減持，這是個技術性問題，時間選擇問題。

討論中國經濟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如果沒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不僅價格改革不可能順利進行，1993年之后的國有企業的非國有化也不可能順利進行。非國有部門不僅接手了大量虧損的國有企業，將死資產變成活資本，而且接手了國有企業改制釋放出來的大量下崗職工。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為之，而是在政府沒有辦法提供就業機會和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下自發產生的。

鄉鎮企業和城市個體經濟就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個體經濟還是私人企業，都是先從某些地方自發產生，然后往往通過高層領導人的講話肯定，之后黨代會確認，最后全國人大立法確認。過去的中國，大的政策變化都遵循這一套路。每到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時，總會產生新的說法，每一個說法都會推動中國往前走。舉私有企業的例子來說，私有企業主要從農村開始發展。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味著中國可以有私人財產了，之后個體戶就有了合法身份。與此同時，1980年代早期，各地開始產生自發的私有企業，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業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溫州有一個大案，從事私人企業的“八大王”7個被逮捕，1人逃跑，他們唯一的罪狀就是雇人生產小商品賺了錢。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溫州市政府為他們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認個體私人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第二年春天，全國人大修改憲法。從1988年之后開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冊私人企業。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年底十四大確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著第二年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私人企業開始迅速發展。

三代企業家

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過程也是中國企業家成長的過程。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配置是最聰明人的配置，最聰明的人在干什么，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兩件事最適合聰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員、政治家，二是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從隋唐開始，科舉制度使得最聰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這種激勵機制使得最聰明的人有機會能夠“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狀況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改變。我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企業家分為三代：

機會當工人、干部，因此農村也聚集了一批聰明人，他們只能當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革委會主任等村干部職務，當不了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機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開放的第一代企業家，就是農民轉變的企業家，農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業是非法的，企業家沒有社會地位。因此除了農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沒人愿意干個體戶，沒有人愿意辦企業。當時個體戶和私有企業主的地位很低，連找對象都很難，雖然他們錢可能賺得很多。在1985年的時候，可以說，個體戶的經濟地位已經躍居第一，但是社會地位卻排在倒數第二，僅比農民好一點。第一代做民營經濟的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群人?？梢哉f，中國的戶口管制為我們保留了企業家的火種，為中國的改革準備了人力資本條件。沒有這些農民企業家，中國的改革會非常的困難。

第二代企業家出現在1988年之后，特別是1990年代，主要是黨政干部和事業單位的知識分子下海。有幾個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業合法化；二是1989年的“六四”政治風波，有一批政府官員人犯了政治錯誤，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們需要找尋別的出路。三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1992年一年，中國有12萬黨政干部下海，從此之后這個運動就沒有中斷。

第三代是海歸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業家，是過去10年隨著高科技產業發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彥宏、搜狐的張朝陽等等，主要是高科技產業領域的人才，他們多是名校畢業，海外留學，并有在國外工作的經歷，回國后帶回了大量的風險投資。

我將胡潤的中國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個詳細搜索，將他們的創業時間和背景做一個分析。在第一個10年里創業的人，55.3%的人是農民和無業人員，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實際大部分是移民到出去的內地農民，只是他們有親戚在港澳。所以大體上有72%左右的第一代企業家是農民和無業者出身。第二個10年創業的企業家中，71.9%的人是國家干部和國企職工出身。第三代企業家中，9個人里有5人有海外留學和高科技背景。

企業家的成長反映出中國社會的變化。第一個10年創業的人基本上都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沒有機會到政府和國有企業工作，或者因為投機倒把坐過牢，所以只好自己創業。第二個10年激勵機制發生變化，80年代之前要安電話、坐飛機、坐軟臥都必須是政府官員，但之后私營企業主坐的車、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級干部還要好，這就是激勵機制的變化。政府工作的人員下海是社會的巨大進步，對國家的貢獻要比他們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個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歸國人才，這與中國的更開放、自由，產權更好的保證有很大的關系。

三代企業家在推動中國社會改革和經濟成長方面是有著不同的作用的。第一代農民企業家的企業主要在制造業、商業方面有所建樹，因為他們視野不寬。第二代企業家搞房地產、金融，他們有的在政府工作過，受教育程度較高，出過國眼界開闊，能夠對國家發展趨勢作出預測。第三代企業家搞高科技、互聯網，他們具有國際視野，能拿到國際資本。每代企業家所從事的產業，代表了那個時代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主導產業。沒有他們，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

中國未來30年

過去30年基本上完成了經濟體制的轉軌?，F在看看未來30年，我們應該做什么？

我粗淺的看法是：未來三十年，中國改革的重點轉向政治體制的改革。前面提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兩大任務價格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圍繞這兩項改革進行的?，F在兩大改革基本上已經完成，接下來改革應該轉到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政治體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鞏固經濟改革才成就。希望我的這個推測會有道理。

政治體制改革也可以分成兩個15年。第一個15年，主要任務是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減少政府部門的權力，也就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就是約束政府，政府必須按照規則辦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權。怎么能夠讓政府按規則辦事呢？必須要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機關。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個人、企業與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對獨立的主體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否則，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領導人的意志辦，法律就無法約束政府。最近已經出現了很多這樣的好趨勢，比如在南京，有人起訴政府不提供有關的資料，違反了信息公開法，最后贏得了官司的。這事非常好，就是法院能夠對政府的行為進行判定。如果做得到這一步，未來三十年的前十五年改革就很了不起了。

第二個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選舉制度。不過我強調，社會民主一定要使每個投票的人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承擔責任。法治國家一定要建立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基礎上，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你搞民主是不穩定的。民主就可能變成民粹、變成流氓政治，走向專制?，F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層選舉試驗，相信以后選舉的范圍會不斷擴大，逐步完善。這樣，再過30年，即改革開放60年后，中國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我記得唐德剛說過大的制度轉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時間。這樣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算到2040年剛好200年，也就是再過30年，經過大約200年的時間，中國的社會轉型和制度轉型就會基本完成。我的意思是說基本構架完成，也就是說，再過15年后，看司法制度問題就跟現在看國有企業的問題一樣，剩下的是技術性問題而不是體制性的問題；再過30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樣，剩下的是技術性問題了。

總結一下，中國在過去30年的改革歷史包括兩個方面：價格自由化和經濟的非國有化及國有企業的非國有化。中國之所以采用漸進的改革道路，是因為一開始不想搞市場經濟，但在改革的過程中逐步明確目標，因勢利導，最后回過頭來看，成就很大。這實際上反映了制度演進的自發特征。當然，鄧小平對這條改革道路可能比所有其他人更胸中有數。我在1993年的時候講過一個寓言：中國的改革是從馬背上畫白道畫到變成真斑馬的過程。一個以馬為牲口的村莊，馬很懶，都不干活。村長聽說鄰村的斑馬很適合干活，想把村里的馬換成了斑馬，但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對。村長的一個辦法是，晚上在村民們入睡之后，在一些馬的背上涂了一些白道道。第二天，村民們質問村長為什么把自己的馬換成斑馬，村長解釋說沒有的事，馬還是原來的馬，自己只是給涂了顏色而已。村民仔細一看，確實如此，也就沒有當回事。村長每天晚上繼續做同樣的事情，村民也漸漸習慣了。直到有一天，村民突然發現，他們原來的馬都被村長換成真的斑馬了，但確實比以前的馬更好，他們就認可了。我們的改革不論是價格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都是把馬換成假斑馬，再換成真斑馬的過程。這對我們未來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