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應該怎樣應對經濟危機

這兩天聽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也試著來對這次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對應的措施做一點我的理解和說明。

第一個問題，我想說一下我對這次金融海嘯的性質的理解?，F在好象有這么一種輿論，認為這次世界金融出現的問題是美國的問題，或者叫做華爾街金融海嘯，我對這個有一點不相同的意見。我認為這次金融海嘯的性質是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雖然出現這個危機的原因源于美國，而且這次危機的爆發和觸發這次危機爆發的因素也來自美國，但是這不是一個美國金融體系危機，而是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危機，我認為有三個層次的因素。第一個層次，從上個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世界的金融體系就出現了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但是這個美元是受黃金的約束的，就是一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因為美國經濟走弱， 1971年美國政府無法兌現。因為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各國政府都可以用美元去兌換黃金，但是到1971年就兌換不了，就開始浮動了。1976年的牙買加協議，正式終止了美元和黃金的聯系，這樣美元就變成一種不受約束的貨幣了，美國無論發多少美元世界各國都把它看作真金白銀。

第二個層次的因素，美國經濟結構在戰后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問題，它的核心問題就是儲蓄率走低。剛才提姆·賴特教授在演講里面用了很多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近年來，美國、英國等主要國家的儲蓄率都接近于0。美國怎么能夠維持高的消費水平和維持一定的投資呢？就是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向全世界借錢。

第三個因素，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的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經濟的發展。我們都還記得，當90年代格林斯潘受到耶魯大學教授席勒的嚴厲批評以后，他曾經接受過席勒的提法，說美國的證券市場出現了非理性的繁榮，但是美國股市應聲而落。沒過幾天，他就完全轉過來了，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美國，形成了網絡泡沫，網絡泡沫破滅以后，又連續13次降息，而且鼓勵衍生工具的發展，對它松監管。

從十年的這個短時期來看，美國經濟顯得非常有活力。但實際上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存在大量的黑洞，大量的泡沫，大量的虛擬財富，就是紙面上的財富。我聽我的美國同行講到美國的這個深層的結構問題，憂心忡忡至少有十年了。但是這個問題大概很難解決，因為他“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是很難改變的。這種衍生工具的規模，也就是信用膨脹、貨幣膨脹的規模，20年前的大概是無法想象的。這次會上好幾個講演里多次提到，90年代中期創造的衍生工具，就是信用違約互換，到了今年總規模到了60萬億美元。還有其他的衍生工具，這樣一個巨大的泡沫，碰到某種沖擊。

次貸只是這次危機的一個觸發點，而不是它全部的原因。只要有了這樣的觸發點，不管是什么因素，都會引起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這是關于世界金融危機的性質。

接著來的就是我們自己?，F在有一種看法，認為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所碰到的困難全部是外生的，我認為這種判斷也是很值得討論的，而且這個判斷會對我們怎么應對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在我看來，我們中國的經濟體系已經深深的融入了全球體系。所以全球體系發生問題，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完全外部的東西。因為這個體系發生了問題，我們作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一個部分，本身不是不存在問題的。而且因為最近一些年，我們中國這個經濟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斷的提高，所以世界經濟體系存在的問題在我們這里早就有反應，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通過出口導向的政策，就和世界金融體系聯在一起了。他帶給我們很多好處，同時他存在的問題在我們的經濟體系里也有表現。

粗放的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方式，最先是從蘇聯來的，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就用了這樣的方法。從它的古典的狀態來說，就是靠資源投入來支持增加，大躍進以后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用投資拉動增長這種方式并沒有改變，但是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高增長，而沒有出現50年代出現的問題。這就是由于我們的開放。我們用出口的需求來彌補的內需不足。馬克思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分析過，西方國家早期的以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一定會造成基本群眾的消費不足。我們在改革開放以后，得益于開放，用出口導向的政策使得出口的高速度增長能夠彌補投資驅動這種模式的不足。所以粗放的增長方式在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有所變形。就是兩個驅動力量，一個是資源投入，另外一個就是出口需求。

這個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一直到94年外匯改革，應該說世界經濟的格局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利用了這種格局，大量的向世界市場出口。在我們的失業人口、低就業人口大量存在的情況下，我們運用出口導向政策應該說積極的影響是主要的。使得大量農村的富余勞動力可以在出口加工企業里面就業，能夠取得收入。我們的出口需求就支撐了我們的高速度增長。

但是，正像采用所有采取出口導向的國家一樣，在成功的執行了這種政策十年二十年以后，都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所謂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也就是說以美元為代表的外匯大量增加。于是，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就提高了。按照原理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實現他的市場化。

東亞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的認識到了，有的國家認識到了，有的國家沒有認識到。但哪怕是認識到了，由于原來的利益格局使得這種改革很難進行。從我們中國來說，2003年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永賓（音）教授就強烈呼吁要實現人民幣升值，但這種意見始終很難得到大眾的認可。直到2005年7月才開始緩慢升值。在升值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怎么才能緩慢升值呢？唯一的辦法是中央銀行入市干預，收購外匯。所以從2003年開始，人民銀行收購的外匯越來越多，收購的速度大概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購3億，到了2005、2006年已經到了每天收購7、8億美元，今年最高點是每天收購25億美元以上。這樣大量的美元是要中央銀行用貨幣去換的，所以外匯占款就大量的增加。2006年10月中國外匯儲備88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年底達到1萬億美元，現在國家外匯儲備是1萬9千多億美元。這么多的國家外匯儲備，人民銀行花了多少錢？前后匯率不同了，大致上發行了15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央銀行貨幣，它形成的購買力，按照貨幣乘數計算就是70萬億的購買力。當然人民銀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對沖，但是很難把它全部沖掉。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也有大量虛擬的資產泡沫存在。在資產市場上，2007年11月，股票市場的股指到了最高點，中國股票市場的股票總市值33萬6200億，現在相當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的股價已經跟基本面接近了，但是也有人認為還沒有到。這個事情很難說，因為股票市場高度信息不對稱，很難說什么是底。最近的市值約9—10萬億，20萬億已經消失了。這就是我們的經濟體系所存在的問題。有些問題暴露得比較早，比如說因為資源投入拉動的經濟使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其實從第九個五年計劃以來，就變成了很嚴重的問題。到了最近兩三年，這個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無法再持續下去了。當然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在美國次貸危機還沒有爆發的時候，我們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雖然泡沫很大，但是還沒有出現崩潰的跡象，在次貸危機發生以后，這個問題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不是一個完全由于外生原因造成的當前經濟困難，而是在世界金融體系出現很大毛病的情況下，我們跟美國的狀況正好是一個互補，這種互補的結果一方面維持了這個體系的運行，另一方面使我們承受了許多金融泡沫。當危機爆發以后，我們要考慮怎么樣對待的時候，就一定要考自身體系中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下會出現什么樣的事情。我想不外乎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金融海嘯的沖擊使得我們體系中大量存在的虛擬資產消失了，泡沫破滅了，造成金融體系本身受到沖擊，而使它不能夠正常運行。當然，我們的情況沒有像美國那么嚴重。但是，你可以看到現在南方地區有些企業好象經營得很好，突然資金鏈就斷了。這是在這種沖擊下，我們自己的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在座的左小蕾教授一再呼吁，說金融體系的泡沫太大。

另外一個問題是大家都能看到的，當其他國家特別是我們出口的主要市場，占我們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我們的出口就會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一個分析，他們認為美國的增長率如果下降1%，我們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既然他會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這些直接、間接的各種各樣的沖擊，應該把這個困難提得大一點。

根據這樣一種判斷，我們的應對之策是什么？正像剛才已經說過的，我們中國已經深深的融入全球化進程，所以我們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不可能置身事外，要采取正確的對策。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待這個對策。從短期對策來看，一方面對我們自己，通過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努力保持宏觀經濟不至于崩盤，因為虛擬財富的大量消失，這種崩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股市過去的情況看，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逐步消除泡沫的東西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情況，如果是突然的，在幾天之中，股市突然下降，像現在這樣70%幾，這個就很嚴重了?，F在更加使得大家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我的估計是，房地產的泡沫也是很大的，怎么防止突然崩盤，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說，我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于大量放水，因為大量放水就是造成今日困境的原因。當然前面有的發言人也講了，短期中可能還得放水。在近期要防止崩盤的話，可能要放水，但是不宜于放得太多，因為它的后續影響是在幾個月以后，一年以后，一年到兩年以后，這個帳是早晚要還的。用什么辦法呢？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采取松的財政政策來跟貨幣政策打拼。此外還應該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貨幣不需要放松的一些辦法，比如說我們應該回憶一下，1998年我們對付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所采取的辦法。當然我們有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比如說1800億的國債，那一年我記得發改委的朋友都很辛苦，春節是完全沒有休息的，就是編項目計劃，一過春節，大量的國債投資就進去了。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還有其他的辦法，比如說從1998年4月開始的扶植中小企業，國務院采取了很有力的措施去扶植中小企業。經貿委的中小企業司就是當時國務院要求建立的。同時國務院指令中央銀行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了中小企業貸款可以利率上浮十個百分點，當時利率是管制的。經貿委和財政部在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持中國經濟抵御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說勞動合同法，國務院的14條規定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還有其他的辦法，不需要放松你的貨幣政策，比如浙江把地下錢莊的借貸翻到地上了，不但能夠防止借貸的風險，能夠凈化市場而且能夠降低利率。應該要盡量采取這樣的措施。另外，在國際上來說，從短期，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說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時間有些國家紛紛提出來要與美元脫鉤，我們是不是應該采取這樣的辦法，或者說是不是應該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曹遠征先生剛才講的，他一再講覆巢之下無完卵，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中國政府采取的態度，就是要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合作，叫做通力協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要把它穩住。

從長期來看，對我們自己來說，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源是經濟發展方式。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由資源過度投入造成的問題，由于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所造成的問題，對于環境造成的問題，以至于金融體系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在準備“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根據金融海嘯以后的情況加寫了一章，后來出了一個新版。到了2006年經濟學界對這個問題已經有相當明確的認識，特別是50人經濟論壇在2006年7月的田橫島會議上就這個問題做了專門的討論，認為我們的出口導向政策不作調整，外匯匯率形成機制不做調整，一定會引起宏觀經濟的嚴重問題

對于世界金融體系，因為最大的背景就是金融體系出現了問題，而這個金融體系出現最大的問題就是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怎么來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已經提出來了。對于這個問題，也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這是一種做法，還有意見說形成地區的儲備貨幣，這也是一種做法。這些做法都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多元化中有一個問題，各個國家分別監管一定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跟我們過去兩極宏觀調控出現過的問題一樣，一定是搞貨幣超發，搞通貨膨脹。這對于發鈔國家是有利的，怎么能夠形成統一的監管呢？不管是用什么方案，這些方案需要各國坐在一起進行深入討論。

也許短時期要用一籃子貨幣或者用某個貨幣去取代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好象不現實?？梢宰鳛閵^斗的目標，但是短期間不現實。最低的要求是要給美元套上籠頭，不能沒有約束。但是要取得美國這樣國家的同意，我估計有一定的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非常困難。這次金融海嘯對于美國或者對于世界也是福音，它使美國人也認識到這樣一種發展的方式是持續不下去的，要和世界各國人民合作，建立一個比較健全的金融體系。這個東西對于世界，對于美國都是有好處的。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我剛才講到從長遠來看要解決問題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已經提出來很久了，“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來要實現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至今沒有能夠很快的實現這個轉變，“十一五”在這個方面所提出的方向，采取的措施，現在看來都是對的，是合適的?？墒沁@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不是非常順利。沿海地區都有這個感覺，特別是近年來，沿海各省都提出要加快轉型，升級提升，但是有很多進度不快。根本的問題在于體制障礙，怎么消除這個體制障礙，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是舊的經濟發展方式，就是用資源投入和出口來驅動的這種發展方式要轉變，要舍棄這種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有越位的地方，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為政績的主要的標志。

我們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肯定要淘汰，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發展出新的增長點，比較高的附加值的，比較高的效率的產業，但是這種產業的發展現在看起來也是太緩慢了。太緩慢的主要原因，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我們中國人基礎技術差，創新能力差，模仿能力不強，但我們的技術裝備不高，技術人員不高是主要原因。我這幾年在國家信息發展專家資源委員會承擔一些工作，我們在各地考察發現，雖然我們基礎人才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高，但是因為我們人數多，所以現在我們的技術人員人數來說是世界第一，超過美國，我們的研發投入現在是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已經超過了日本，我們的發明的數量并不少，而且現在有一些是到了前沿。但是要把這些發明創造變產業化，創造我們自己的傳統產業，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步履維艱，障礙在哪里？在體制。政企不分在很多重要的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阻礙了創新，阻礙了一些新技術、高技術的產業化。這方面報刊上有一些報道，這種例子是到處都可見的，這是很要命的事情。

我們一個總的方向，按照“十一五”規劃，一個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另外一個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這是我們產業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為什么我們服務業的發展緩慢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務業比起制造業來說要求的制度環境高得多，而我們這方面的制度環境不夠好，最重要的環境就是法制環境，這個環境不夠好。所以總體來說，我們要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要轉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賴于改革的推進。經濟改革、法制建立，這一系列的改革就決定了我們能不能夠做到，使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有一個根本的轉變。最后落腳在哪兒，還是我們會議的主題：下一步怎么推進改革。

（文章來源：天益網 0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