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論當代中國“人”的自身發展問題

在中國燦若星河的漢字中，“人”字是筆劃最簡單、但內涵最豐富的文字之一。從中國古代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基于“國固”而提出的帶有“工具論”色彩的“以人為本”（《管子?中篇?霸言》） ，到當代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籍福利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Sen,Amartya）提出的“人類發展能力理論”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們對“人”進行了持久的多方位的探索。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思想界（包括經濟理論界）圍繞“人的發展理論”展開苦苦探尋，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創新主體更以其首創精神進行了相關領域的創新實踐。

正是在理論探討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思維 ，并將它作為現代發展體系的核心。那么，在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現代發展體系的核心？在確立這一核心理念之后，圍繞此問題相應地在學術上需繼續探討哪些理論觀點？在實踐上，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在人的自身發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機制、新的進展和問題？特別是，下一步怎樣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真正落實到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這些都是有待于繼續探討的問題。

在展開分析之前，這里先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人”的含義作一大體界定。筆者在“人的三層含義論” 曾指出：第一層含義，從橫向分析，這里的人不應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應指多數人，而應指“全體人民”，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有著眼于“全體人民”的宏觀思維 ；第二層含義，從縱向分析，這里的人不應僅指當代人，而應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這涉及到“代際公平”問題；第三層含義，從內核分析，這里的人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所謂“多需”，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需要，以及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需求。本文依據這一界定對人的自身發展作進一步探討。

一、理論：追求人的自身發展是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

（一）促進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

我想從一段題詞說起。這是我多年來經常引用的一段意味深長的題詞。題詞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時間：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緣由：當時歐洲的共產主義者擬在瑞士日內瓦籌辦一個雜志《新紀元》。為了創辦雜志，他們給恩格斯寫信，請求為該雜志“創刊號”題詞。恩格斯題的是什么詞呢？他給《新紀元》雜志的主編卡內帕回信說：“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婺谴嬖谥A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恩格斯為什么給《新紀元》創刊號唯獨摘錄馬克思這句話？而且，1894年是什么年份？時值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雖然尚未“蓋棺”但可以論定，這是作為親密戰友的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的概括和表達，可以說這是恩格斯積其一生之體驗得出的重要結論 。

的確，馬克思在闡述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時曾明確指出，新社會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人們可以“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霸谀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新社會本質的精辟論斷。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一個 “完全實現”與 “促進”的關系問題?！霸谖覈F階段，雖然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還不可能達到“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的境界，但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則是我們擔負的歷史使命” 。我是從這個意義上把握“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要義的。

（二）關注人的自身發展是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理念
綜觀二戰以后人類發展理念的演變，大體可以看出一個基本的脈絡：一開始都強調經濟總量的增長，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到了五六十年代隨著社會矛盾的突出，人類發展增添了對“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的關注；繼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隨著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八十年代后，隨著人權的興起，人類發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關懷”，“幸福指數”、“人類發展指數”應運而生并受到普遍關注。60余年來，由“物”到“人”，由經濟發展到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人自身的發展，這是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勢。

在這方面，阿馬蒂亞?森提出的“人類發展能力理論”值得重視。按照這一理論，發展的本質在于擴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們過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實現自己想要達到狀態的能力 。這里的“過”、“做”、“實現”是人自身自由發展的三大重要支點。以人的能力擴展和生活質量提高為核心的人類發展理論是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結晶。中國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并將它作為現代發展體系的核心，是與人類現代發展理念內在相通的。

（三）注重人的自身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既不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也不同于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筆者曾經講過：“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而止”；“在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浸蝕而止” 。如果僅僅是市場經濟，那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商品拜物教”，從而導致人的“異化”，因此必須把發展市場經濟同社會公平和法治結合起來。當代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尋求市場經濟同社會公平和法治的緊密結合。中國正在探索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其基本價值趨向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和法治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結合。

這種新體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屬性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屬性兩條軌道或平行或交叉地對“人”產生影響。（1）在人的獨立性方面，“市場經濟中的活動主體具有獨立性，主體間不存在依附關系，你是你，我是我，每個商品生產經營者都是獨立的經濟實體”；而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它更要求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不僅在商品生產和交換中的主體地位，而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全方位的主體地位），發揮人民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首創精神。（2）在人的平等性方面，市場經濟要求在市場交換過程中，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并進而要求地位平等和機會平等，但它難以保障結果的平等，難以完全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而作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固有的“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質，則可以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3）在人的開放性方面，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開放性，其活動都是面向社會又依賴于社會的，都要求破除人為的分割和封鎖，使人走向開放。

從這一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可以說它是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注重人的自身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辨析：關于幾個問題的討論

在確立人的自身發展在現代發展體系的核心地位之后，圍繞此問題有下列三個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一） “歷史唯物論” ，還是“歷史唯心論”？

注重人的自身發展或者說“以人為本”，究竟是“歷史唯物論”還是“歷史唯心論”？ 筆者認為，弄清這一問題，不應抽象地看“人”，而應具體地看“人”，其中主要看“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

從主體方面分析，主要是看“靠誰發展”。在這方面，要害是對待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具體表現在，是尊重還是忽視甚至褻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是發揮還是壓制甚至抹殺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中國講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強調“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當然，在現實中，不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不注重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的事是有的，但是，從基本面來說，“靠誰發展”的主體是明確的。

從客體方面分析，主要是看“為誰發展”以及相應的“發展成果如何分配”的問題。在這方面，究竟是“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還是“為部分人的利益”？改革發展成果是由“部分人”分享，還是由“全體人民”共享？這是問題的癥結。中國講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強調保障人民各項權益，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梢?，“為誰發展”的客體是明確的。

從以上兩個方面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符合歷史唯物論基本原則的，它與抽象談論“人”的歷史唯心論有原則區別。

（二） “人本工具論”，還是“人本實質論”？
近來，談論“以人為本”的逐漸多起來了，這是令人欣喜的，但據我觀察，在同一術語下，要表達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這里有兩種不同性質的“以人為本”。

一種是側重于從執政者“本治”角度出發的“以人為本”。例如有的論者稱，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提出了“以人為本”，以證明這個理念源遠流長。管子確實講過“以人為本”，但其完整的涵義是什么呢？管子自己講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保ㄒ浴豆茏?中篇?霸言》）我以為，能認識到“本理”與“國固”，“本亂”與“國?！敝g的內在聯系是相當深刻的，而且實施“本理”的政策，客觀上對老百姓也帶來好處。但這種“以人為本”，是站在執政者的角度為其“本治”服務的，它的中心詞是“以”，而不是“人”。我把此稱為“人本工具論”。

另一種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場，來秉持“以人為本”的。如前所引，馬克思名言：新社會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人們可以“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這里馬克思用了“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最無愧于”、“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等關鍵詞，這是一種切實站在“人” 自身角度研究問題的“人本觀”（可惜，現在一些地方在引述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這句名言時，把前面的“自由的”一詞給略掉了）。我把此稱為“人本實質論”。

中國應力求避免“人本工具論”，應按照“人本實質論”來探討人自身的發展問題。

（三）“低端人本論”，還是“高端人本論”？

提出“以人為本”之后，人們開始關注人的發展問題。但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傾向，是把“以人為本”只等同于關注人的物質生活，這與完整意義的以人為本有很大差距。

當前，人民群眾對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迅速上升與政府供給不足、且配置失衡，是一個突出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加大公共服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解決公民“共享”問題，只要發展社會事業就完事大吉了。必須強調指出，人民不只是消費者，而且是社會生活參與者。隨著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將會明顯提高，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也逐步增強，這是中國人民的新需要。

鑒于此，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出發，應提全體人民“共享” 四個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發展的物質成果，以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發展的文化成果，以適應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發展的社會成果，滿足人民對于公共服務方面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發展的政治成果，讓老百姓能夠參與到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去。所以，下一步要由不全面的、低端的以人為本向全面的、高端的以人為本升華。

當然，由低端的以人為本向高端的以人為本升華要有個過程。要注意避免形成超越階段的浮躁氛圍。即使就公共服務方面而言，在目前公共品供給不充分的背景下，也要切實把握科學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務均等化橫向上范圍要適中，縱向上標準要適度。至于共享改革發展政治成果的廣度和深度，也還有一個“由低向高”逐步提高的過程。要把整體突進、重點突破與漸進的操作方式結合起來。

三、實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自身發展方面的進展與存在的差距

1998年，當改革開放20周年的時候，筆者曾從人的發展的角度探討過改革開放的成效問題，在《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初露端倪》一文中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關系、同時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紀元?；仡?0年的歷程，最突出的，我認為就是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在中國大地的崛起。盡管這種力量還很幼小，還只是‘初見端倪’，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是不可估量的?！薄斑@是20年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

今天，當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周年的時候，筆者依然堅持這種觀點，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并不限于經濟總量的大幅度增長或“翻幾番”，也不限于中國進出口總額和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甚至也不限于中國經濟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這些無疑都是重要的，但是我更重視的，在于人的自身發展及其在現代發展體系中核心作用的初步發揮。這里依據新的情況，從實踐角度展開進一步的分析。

（一）中國“第二次革命”促進人自身發展的內在機制
發軔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過程中“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1985），是“新的偉大革命”（胡錦濤，2007）。這場偉大的革命是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的，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對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啟蒙，那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則是新一場更加波瀾壯闊的啟蒙。這場變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促進了人的自身解放和發展?？偨Y近30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性變化，在人民、國家和黨“三個面貌”的變化中，人的面貌變化是應該排在第一位的。

就改革對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和促進而言，以下四個方面值得重視。

1、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變革，對農民“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和促進。

中國的改革走的是一條累積性的邊際演進道路。改革率先在農村取得突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像暴風驟雨一般迅猛興起（到1983年春，包產到戶比重達95％以上）。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以及隨之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展開，這三項農民的創造，使占全國人口80％、將近八億的農民從傳統體制下初步解放出來，農民開始作為自主的力量，出現在中國經濟舞臺上，并演出了一幕幕活劇。 何士光的作品《鄉場上》描寫的一位老農民由唯唯諾諾、忍氣吞聲到挺直腰桿、揚眉吐氣的變化，反映了一個群體的覺醒：經濟上獨立的農民開始站起來了。當然，中國農民的解放和發展是呈階段性的，必然要經歷多次的解放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后的成長中難免遭遇“蹉跎歲月”，但已有的變革標志著一個覺醒的開端。

2、各類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創建，對職工和管理者“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和促進。

隨著農村改革向城市的推進，企業改革遂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現代企業制度應運而生?，F代企業制度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新型勞動制度特別值得關注，這是勞動者獨立性和自主性的表現。截至到目前，在全國3000多萬名國有企業員工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各類非公有制企業員工中，著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以企業員工為一方、雇主為另一方，政府為第三方，一個新型的“三角關系”初具雛型。盡管在上述“三角關系”中，工會的力量還不盡如人意，職工的權益還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一批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還沒有妥善解決，但畢竟有了一個企業對話的框架。再考慮到職業經理人制度和企業管理者股權激勵制度的實行，所有這些都對職工和管理者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發揮具有重要意義。

3、伴隨新技術革命而展開的改革對知識階層“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和促進。

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一個重大的變革是新技術革命的興起。正如美國管理學家迪伊??沃德?霍克所說的：“我們正好處在一個歷時400年的時代即將結束、另一個時代正沖破阻力而來這樣一個時刻?！逼鋵?，微機是自2000年前出現阿拉伯符號數字以來最重要的進步；鼠標是自有老鼠以來最重要的發明。 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不僅推動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在重塑著人自身。伴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推進，在中國，包括科技人員在內的知識階層“人的主體性”開始釋放，一批“新人”開始出現。這批新人既有技術專長，又有開發潛質，他們不喜歡等級制，喜歡變革，喜歡破除傳統的東西?？傊?，它反映了信息革命所重塑的一代新人的基本特點，就是更富獨立性和開放性。

4、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新經濟組織的興起，產生的新社會階層“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和促進。

伴隨著新經濟組織的興起，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這些被稱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員主要有六：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據統計，截至2006年底，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2576.2萬戶，私營企業494.7萬戶（2007年3月底已達504.4萬戶），外資企業59.5萬戶。 即使按每戶一個“老板”計算（實際上私營企業不只一個），在中國大小“老板”超過3000萬（平均每40個人中有一個“老板”，市場經濟發達地區“老板密度”更高一些，據筆者實際調查，浙江省約20人中有一個“老板”）。如果在加上其他“新的社會階層”成員，保守的估計，整個“新的社會階層”人員應在5000萬人以上。由于其受自主的經濟力量所支撐，這一新的社會階層更帶有自主性、獨立性和開放性。

（二）在人的自身發展方面取得的成效
在上述體制變遷的推動下，人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主要表現在：

1、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到改善，物質生活水平較大提高

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的首要權利。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把改善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放在首位，民眾的生活狀況發生明顯變化。1978-200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長到1175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3.6元增長到3587元；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和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由1978年的67.7%和57.5%下降到2006年的43%和35.8%。在貧困標準由人均100元提高到693元的同時，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6年的2148萬人，貧困發生率由30.7%下降到2.3%，中國的減貧成效引起國際關注。

2、人的文化和社會權利得到改善，精神生活和健康等自身素質有所提高

在人的精神需要方面，文化生活比較豐富。僅以與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關的廣播電視為例，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且分布相當廣闊的國家，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達到95%左右。在人的自身素質方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所關注的“人的健康狀況”和“受教育水平” 有所提高。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從改革開放初的68歲提高到目前的73歲，超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公民接受教育狀況雖然問題較多，但義務教育還能得到基本保障，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和初中階段毛入學率分別達到99.3%和97%。

3、公民參加政治生活和社會管理的權利有所改善，參與程度有所擴大

這方面特別需要提出的是，2004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完成“人權”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的轉換，這是一種進步。此外，在基層民主方面，例如農民直接選舉村民委員會，城鎮居民直接選舉居民委員會，城鄉居民在參與基層民主決策、民主管理上也有明顯進展。

（三）在人的自身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

1、部分困難群體的生存和國民收入的結構性問題。

迄今為止中國仍存在為數可觀的貧困人口問題：按693元的標準，2006年末農村貧困人口2148萬人。按958元的標準，農村低收入人口5700萬人。除此之外，城市還有2000多萬困難居民，上述合計約為8000萬人，是一個相當可觀的人群，解決貧困問題的任務仍十分艱巨。

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雖然GDP總量和人均GDP增長速度很快，但是與人直接有關的“兩個比重”，即“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和“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則是下降趨勢。前者，從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3年（“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年）的64.8％，累計下降4.5個百分點；同期，政府部門收入則由17.1％上升到20.2％，企業收入也從13.6％上升到15％。至于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998年為53.14％，2003年則下降為49.62％，累計下降了3.52個百分點 。這就是說，在社會財富的“蛋糕”明顯做大的同時，雖然居民收入的絕對數在上升，居民所得和勞動者報酬所占份額則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與注重人的發展是明顯相背離的。

2、與人的生命直接相關的環境、安全、健康問題。

在傳統發展模式主導下，雖然積累了龐大的資本，但這是以透支資源、環境以及勞動者的健康和幸福為代價的。環境方面，中國GDP雖已超20萬億元，但環境損失嚴重。據統計，2004年全國環境損失5118億元，占GDP的3.05%。以2007年幾起環境事件為標志，環境問題已釀成讓老百姓喝不上干凈水的社會問題。安全方面，這些年來事故頻仍，礦難不斷，2006年生產安全事故死亡11.3萬人，特別是煤礦億噸死亡人數達204人，代價慘重。此外，健康和生命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2007年發生在山西的“黑磚窯事件”，在“人的生命”問題上已經突破人類文明的底線，雖然屬于個別事件，但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特別關注的“體面的生活和尊嚴” 有巨大落差。

3、群眾的政治生活參與度問題。

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人民在政治生活領域實現自身發展的重要表現。這四個權可用四個度來測量，這方面還有一定差距。至于世界銀行用“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來測度中國的情況，確有明顯的低估和失真成分，但作為一種方法也值得關注。

四、方略：從五個方面促進人的自身發展

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的自身發展正處于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隨著整個國家財富的增加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和參與政治生活的需求已經并將繼續呈現上升、趨旺的態勢。尤其是隨著全球化潮流的涌動，對于中國來說，不發達經濟階段的問題（如幾千萬貧困人口等）沒有解決，發達階段以及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如老齡化、人類生存環境、人權保障等）又迅猛涌來。這些都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就需要研究新的方略，以應對人自身發展所面臨的新矛盾和新挑戰。

（一）針對人的生存和物質生活需要，首先從經濟方面促進人的發展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的生存和發展是人所有發展的基礎，沒有此前提，其他一切發展均無從談起。在現階段，重點是解決減貧、就業、分配和消費四個方面的問題。

關于“減貧”。針對當前農村尚存的2100萬貧困人口，一要繼續“輸血”，即增加扶貧資金的投入，并適當提高標準；更重要的是“造血”，即促進貧困農民就地或轉移到其他地區就業，以使其盡快擺脫貧困境地。

關于“就業”。從未來幾年的就業格局看，城鎮大約每年有800-1000萬新增勞動力等待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每年大約也有900-1000萬進城。按未來五年計算，兩者合起來大約9000萬左右。 面對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出發，需要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職能，特別是做好就業培訓和信息的提供，還要注意以創業帶動就業。在這方面，應針對束縛人的體制障礙，打破城鄉人口管理二元體制，改革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

關于“分配”。突出的是解決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兩個比重”問題。應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途徑，切實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力爭在幾年內達到55%左右；通過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制度（包括“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以及壓縮政府部門的非規范收入，提高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力爭在幾年內達到70％左右。當然，在按資本等要素分配的過程中，要注意財富的“累積效應”。針對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矛盾，務必實行“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中(擴大中等收入比重)”、“調高(調節過高收入)”、“打非(打擊并取締非法收入)”完整方略。在此基礎上，通過緩解——遏止——縮小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使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根本性扭轉，以體現社會公平。

關于“消費”。人的生存和物質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滿足，最終落到消費上來。針對目前的消費狀況，應進一步提高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特別是提高消費質量和保障消費安全。諸如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問題，關乎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問題，必須提到“人本”的高度來認識和實現，要保障人的消費尊嚴。

（二）針對與社會事業相關的“民生性”需要，從社會方面促進人的自身發展

民生性問題與社會建設息息相關。當前最突出的是解決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方面，作為制度建設，應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按此思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財政資金不應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與民爭利，而應加大對目前比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在教育方面，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應由目前的不足3%盡快達到4%，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在醫療衛生方面，衛生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目前不足2%（2005年為1.77%）先達到2.5%左右的水平。在社會保障方面，著力解決城鄉全覆蓋問題，以為全體人民構筑廣泛而嚴密的社會安全網。

這里還要指出，除了社會事業以外，還有社會管理問題。在這方面，應充分發揮公眾參與整個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實現公民管理社會的權利，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三）適應人文明素質提高的需要，從文化方面促進人的發展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在中國現階段，提高人的文明素質，必須尊重人類普世的文化價值，把握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鑒于中國沒有經歷過嚴格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洗禮，殘存著若干封建主義的東西，從一定意義上說，需要以適當方式“補一些課”。

在文化方面促進人的發展，關鍵是從“人的主體性”出發，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不僅要把人們的心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的禁錮下疏導出來，而且還要從“金錢拜物教”的浸蝕下疏導出來，同時要研究新情況，分析新矛盾。例如，在未來虛擬世界日益興盛的體制下，人的主體性會不會因過度縱欲而產生扭曲，這也值得觀察和研究。

（四）著眼于實現人民的政治權利，從政治方面促進人的自身發展

在中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根本”和“目標”兩個重大問題。以什么為根本？答曰：“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什么為目標？答曰：“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這里，“根本”里有“人”，“目標”里也有“人”。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則與當今中國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從實現人民的政治權利角度分析，關鍵在于實現下列四個權利，即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上述四權是任何公民都應享有的權利，每一種權都可以用一定的度來測量，應該切實采取措施使每一種權的實現度得以提高。

（五）著眼于人的生存環境，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方面促進人的自身發展

繼呼喚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從人的發展角度出發，人們呼喚著第四種文明——生態文明的實現。2007年6月，在德國海利根達姆舉行的G8和5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會議表明，當代世界環境問題的嚴峻期已經到來。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生態問題，而是一個集自然、經濟、社會、制度、人權等諸多問題于一體的復雜體系。欲真正研究并緩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更大范圍的環境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努力，特別是從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方面進行探索。在體制方面，應著手建立“環境產權制度”。在機制方面，也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E（ Environment，環境）S（Safety，安全）H（Health，健康）機制” 。通過上述努力，應對生存環境的新挑戰，強化人文關懷，使人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實現自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