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凱：“底層研究”在中國的應用意義

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正在中國學界受到重視，其中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格外青睞。近年來，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斯科特(James C. Scott )等西方學者在中國的學術活動，推動了中國學者這個方面的研究。近些年來，本人通過與這兩位學者的交流討論，對于“底層研究”有所認識。結合中國農村研究的現實，本人認為，底層研究在中國需要張揚。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理論，底層研究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史研究。1982年，由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哈蒂曼(David Hardiman)等六位研究南亞歷史的歷史學家撰寫的《底層研究》第一卷，提出了這個研究命題。這些學者的基本學術立場，主要是確立了一種批判精英主義、強調“自主的”(autonomous)底層意識的歷史觀，以這種歷史觀為指導，他們致力于探索一套通過對文本進行批判分析、考察底層政治的研究方法。

我個人認為，“底層研究”的貢獻，并不在于他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研究對象，或者說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要重視研究底層，而是因為，他們倡導了一種社會研究的新價值，在研究的理論方法上，主張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或者說新的研究策略。這種研究策略的特點，目的在于抵制“精英主義歷史觀”(elitist historiography)，或者解構精英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早期底層研究學者通過對殖民地時期印度農民起義過程和結果的歷史分析，批判兩種類型的“精英主義”理論，即殖民主義者的精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的精英主義。殖民主義精英主義認為，印度的大眾是被精英們欺騙到反殖民運動中去的，因為精英們利用親屬關系或保護關系等原始的社會聯結方式，慫恿民眾參與反殖民運動；民族主義精英主義認為，底層階級的政治意識是在民族主義領導人的理念和激發之下才覺醒的。這些解釋遭到了《底層研究》歷史學家們的反駁，他們指出，在很多時候，不管民族主義的領導人如何努力，印度的底層階級仍然拒絕參與政治，或者參與后又退出。古哈強調，底層政治意識既不是起源于精英政治，也不是依賴于精英政治，而是建立在“自主的”底層意識基礎上，是一種獨特的底層政治。他們認為，精英主義歷史觀關于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從屬關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壓迫階級自身獨特的政治。精英歷史學家在描述農民起義時，常常無意識地把底層政治的事實塞進精英意識的理性框架中，使底層行動在這種框架中易于被理解。因而，底層階級的自主歷史在這種歷史觀中完全被丟棄了。在基本研究方法上，這些底層研究學者站在起義農民的立場，閱讀那些對立的官方機構關于農民起義的報告，從農民抵抗日常的奴役、剝削的斗爭中尋找自主意識的證據。

底層研究學者的具體主張在不同時期也有所變化，前期，比較強調將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完全區別開來，并通過歷史分析提出了底層政治的“自主性”。到了后期，底層研究學者關于底層“自主性”的論斷似乎有所轉變。查特吉提出，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在印度“霸權的”(hegemonic)民族現代化進程和無數“碎片化的”(fragmented)反抗中可以理解為“互為條件”(mutually conditioned)。底層被理解為是通過精英們的統治話語而建構的。因為底層往往處于官方歷史文本中十分有限的位置，他們的表述也是碎片化的、不連續的。古哈本人非常鼓勵和贊同底層研究的多樣性。在研究方法上，初期階段的底層研究從歷史文本中挖掘有關底層政治的證據，后來則強調應該重視口述方法，尤其是將這一方法運用于殖民地、后殖民地時期的婦女研究?？梢哉f，底層研究后期在研究領域上的延伸，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樣性，為重新思考民主的政治進程和國家的政治結構提供了新的思路。

觀察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研究，其實也顯著地存在著“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在印度，底層研究學者們批評官方文本用一種精英主義的理性框架來解釋底層農民起義，從而忽略了“自主的”底層意識，以及建構其上的獨特的底層政治。在中國，這種情況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現為“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在解釋歷史時，常常遮蔽了關于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等方面的真實情況和本質原因。底層研究中批判性地分析文本的方法，無疑值得用于對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和解釋。印度的底層研究學者們自始自終將農民視為最具“底層性”的階級，站在農民的立場來考察統治和從屬關系，展示了農民在印度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本人認為，中國社會雖然沒有經歷印度那樣長時期的殖民統治，但無論歷史上中國農民的受壓迫程度，還是當代中國農民所處的邊緣化狀況，都基本上符合有關“底層性”的界定?，F在，對于中國社會經濟領域的市場化轉型，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共識：轉型基本上是成功的，市場已經形成并且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對于中國政治領域的轉型，即民主政治的發展卻是有爭議的。底層研究學派所提供的政治分析框架，可能對我們研究中國基層民主、公民參與等政治過程有重要啟發。

作為社會觀察方法的原則，“底層研究”給予普通民眾在社會政治變遷過程中以新的定位，或者說，是給予最基層普通民眾在政治過程中的“自主性”以應有重視。在中國的社會研究中，底層社會研究需要特別值得關注。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研究傳統來看，人們對于底層人群和底層社會的重視是不夠的。長期以來，不論在中國政治傳統中，還是在西方學術傳統中，底層群眾的政治意識、政治表達、政治作用的自主性，其實是受到忽略的。不僅在傳統政治理念中，帝王將相成被解釋為歷史的決定者，而且，即便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主流意識形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也被大大地神化夸張了。雖然，在意識形態說教中，“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等口號很響亮，但是，在實際的政治運行過程中，底層群眾的地位是受到壓抑和扭曲的。再近些看，即便是關于社會變革的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精英的作用?？疾旖雮€世紀的西方中國政治研究，特別是較早些的中國政治研究，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問題。這些研究在分析中國政治社會變遷的時候，比較多的是集中注意力于上層的權力傾軋角逐，很多情況下將中國政治作為宮廷政治來看待。當然，我們不否認有宮廷政治的特征，但是，用這樣的視角看問題來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是相當蒼白的。這樣的研究忽略了基層民眾的重要作用，而中國政治社會生活的基本面貌在根本上是由民眾決定的。這種研究所存在的偏差，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就被海外華人學者注意到，并將其概括為中國政治研究的還原主義（reductionism）。這種還原主義研究思路，將政體簡化為政權，將政權簡化為中央政府，將中央政府簡化為上層領導人。在這樣的研究中，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往往被看作上層國家的附屬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在中國社會政治舞臺上無足輕重。相反，作為上層社會或者說精英群體的另一方面，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于上層和精英的反作用反制約?；鶎用癖娫谥袊芜^程中，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頑強地表達地自己的意愿和選擇，雖然有時候是以扭曲的方式，而且，這種表達已經越來越有力量。改革以來30年的政治經濟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說明了這種表達的巨大作用?；蛘哒f，基層民眾也在塑造和規定著中國的社會政治進程，而且這種規定和塑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效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本人認為在中國政治社會研究領域，需要推進“低層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意識形態的強勢就顯著地遮蔽了底層社會的真實聲音，在政治主流和社會生活之間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割裂，而且這種割裂長達20多年。突出地發生在農民與土地集體化的關系問題上。當全國解放后，土地改革完成，領導人認為，這個時候，農民最需要的是“合作化”、“集體化”，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于是，推出了明顯激進的合作化政策。在這種情勢下，社會科學有關研究失去了自主性，淪變為激進政策的解釋者和應聲筒。檢索那個年代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研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是對這種精英意識形態的附和。在這些研究中，我們看到的是農民歡天喜地迎接合作化的表述，是合作化以后農村蓬勃發展的解釋。而在真實的生活層面，集體化浪潮以后出現的社會緊張，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農民不同人群對于合作化的不同態度和行為，則被完全掩蓋了。本文在這里想說的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能夠秉持底層研究的價值和視角，或者說，研究者能從農民的真實態度出發，底層社會的聲音能夠在上層充分釋放，那么，不僅這樣的研究成果本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也能夠促進政府政策及時調整。因為，從底層角度做出的觀察研究，可以真實地做出政策反饋，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甚至校正激進的農村政策。

現在，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迅速分化，中國社會的基礎發生深刻變遷。不同類型的社會群體正在形成，各類底層社會群體的生活形態、利益訴求和政治愿望也在生長變化。從社會利益整合的角度看，要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理順利益結構，必須對于底層社會有比較清楚準確的把握。在這個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從既有的理論出發，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也不能用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和視角。比如，民工問題，雖然與西方國家的基層勞工有一定共同性，但是，中國的底層民工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本身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制度屬性，形態和訴求非常復雜，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些時候甚至是微妙的。認識和把握民工群體的復雜狀態，底層研究的理念、方法非常有用。又比如，選舉在中國鄉村的推進，引發了基層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巨大變化，引起了農民政治行為和心理的變化。在認識把握這些變化的時候，雖然西方民主理論總結的一些規律有啟發幫助，但是，顯然中國的現實比已有理論概括復雜得多，而對于政治領導集團來說，為了更好地引導和掌控基層民主化進程，保障健康的基層政治發展，也需要準確地把握理解這種變化中的基層政治現實?？梢哉f，“底層研究”的策略方法在政策咨詢研究中也值得借鑒。

現在，中國社會研究的重要挑戰是，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政治化的話語往往掩蓋了復雜生猛的社會現實。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諸多話語，空泛、虛妄、浮華，嚴重脫離社會生活。充斥在報紙電視上的這些話語，與基層社會生活真實狀態嚴重脫節。這些話語往往非常流行，在不少場合也顯得很重要，甚至屬于必說必聽，但是，說者不究其意，聽者不解其意，其實只是出于特定的需要。這種語言的二元化，說明了政治生活還存在一些不正常情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依靠多方面力量，包括自上而下的力量，如宏觀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經濟體制變革，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力量，如微觀領域的變遷，特別是底層力量的崛起，底層話語對于精英話語的制約抗衡等。在這種時代需要之下，“底層研究”的理論方法也許更加值得關注。

文章來源：天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