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鳴：“兩駕馬車”如何拉動中國經濟健康成長

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我們經常能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投資率過高，投資擠占了消費。這說出了一種與人們實際感受比較吻合的現象，甚至一些統計數據也支持這種說法。但是，在當前的經濟政策中，我們又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擴大投資，尤其是過去一年里擴大投資是最主要的經濟政策，2010年，擴大投資的政策也不會馬上退出。理解這種經濟現象背后的緣由，需要我們對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投資是經濟運行的發動機，投資既是拉動經濟最直接的手段，又是使消費成為可能的堅實基礎

談到投資，我們首先要明白經濟學上的投資概念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投資”說法的區別。經濟學上的投資是指資本的形成和物品的生產，通過增加廠房、機器等這些資本設備來生產新的物品。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說“投資”，比如，投資了一套房子，投資了一支股票，只是一種財產轉移的行為，是從原來財產所有者手中通過支付貨幣轉移到了買家手中，并沒有產生新的實際資本。甚至從經濟學來看，買房子這種行為其實是一種標準的消費的行為，因為這套房子已經完成市場交易，進入了消費范疇。至于說你買來房子是用來居住還是“投資”，不是宏觀經濟活動要關心的內容。

也正是投資的這種本性，使得投資成為拉動經濟最直接的手段。貨幣、資本的直接投入，增加新的廠房、機器，刺激了對廠房和機器的生產，于是生產活動開始活躍；生產活動的展開又需要勞動，于是刺激了就業；就業者獲得收入又會用于購買各種生產品；各種生產品的被消費，又會刺激更多產品的被生產。于是，整個社會經濟開始越運轉越快，越運轉越活躍，越活躍就越繁榮。所有這一切的開始，皆源于投資這一經濟運行發動機的啟動。

具體來說，投資的這種經濟功能在以下兩種情形下，其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其地位更為重要。

一種情形是當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正處在發展的初始階段。比如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與建設階段，正是由生產性投資推動快速增長階段。世界許多國家在這一時期，都保持較大投資比重和較快投資增速。我國近10余年來，正處在工業化和與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期，較高、甚至比較高的投資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這高投資率也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9.8%的經濟增長率背后正是占GDP50%左右的高投資率的支撐。

另一種情形是當出現經濟衰退時，需要加大投資。經濟運行是有周期的，當經濟的繁榮期結束，進入經濟衰退期時，經濟的活躍程度大為下降，生產開始收縮，消費也在下降，收縮的生產加速了消費的下降，下降的消費又加大了生產的收縮。這種惡性循環會導致經濟休眠甚至崩潰。而此時通過逆周期的加大投資，相當于為快要休眠的經濟注入一支強心劑，可以讓經濟運行重新轉動起來。我國從去年以來實行的擴大投資政策就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一支經濟強心劑。4萬億元的投資規模，接近10萬億元的信貸規模，保證了2009年中國8 %以上的經濟增長，讓中國在全球經濟復蘇過程中一枝獨秀。

更重要的是，投資也是消費賴以實現的基礎。通過投資，經濟活躍起來，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創造了收入，使得消費者可以購買得起消費品；通過投資，大量的工廠廠礦建立起來，生產了大量的物品、提供了大量的服務可供消費。如果沒有投資的啟動，提供收入、生產物品都是不可能的，消費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投資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手段之一，單靠投資本身實現不了經濟持續發展，而且在既定時間段內投資必然擠占消費，最終使投資也萎縮

投資這駕發動機是可以讓經濟很好地啟動起來，但啟動起來的經濟如何持續運轉下去，是不能繼續靠投資的，必須依靠消費。只有投資形成的產品被消費了，才能有繼續的投資進入，否則，輕則是投資效益下降，嚴重就會出現生產過剩。我國在“六五”、“七五”時期，每增加1元GDP需投資2元，現在每增加1元GDP 需投資5元甚至更多。即使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也可看出投資效益已經嚴重下降。

馬克思曾經說過，只有在消費中商品才會實現其價值，正是 “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創造生產的動力”。所以投資必須依靠消費才能為其找到持續動力。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進入買方市場后，消費就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沒有消費的引導，投資的擴大就是盲目的和無效的，就有可能造成頻繁劇烈的經濟波動，從而無法支撐起持續健康的增長。

但是投資擴張不一定必然帶來消費增加，甚至還可能擠占消費，因為投資與消費本身是一對矛盾。在一定時期內，貨幣的供給量是一定的，用在投資方面的貨幣供給多了，能用于消費方面的貨幣供給肯定要少。一個家庭，如果把掙來的錢存到銀行或者說買了股票，就相當于間接使這些錢用于投資，那么用于當下消費的錢就肯定少了，當下的消費就會疲軟。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地區、一個社會同樣如此。

我國這些年來的高投資率必然導致消費不足。據瑞士信貸銀行2007年的研究報告分析：中國2006年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5.4%，只與意大利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相當，大大低于美國（占全球消費總額的42%），也低于日本、德國和英國（三國在全球消費總額中的比重分別是11.1%、7.3%、 6.6%）。

而且，不同的投資對消費的影響不同。如果投資于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領域，固然在這一周期內可能獲得比較好的投資效益，但由于沒有相應擴大就業，沒有擴大勞動收入，就不可能帶來消費的相應增長。而投資于中小企業，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則會對消費的帶動作用比較大。我國這些年來擴大投資的同時沒有能帶動起相應消費，也與投資領域狹窄有比較大的關聯。

更需要關注的是，由于體制的原因，投資也會異化，變成為投資而投資，從而使得投資率畸高。我國這些年來的高投資率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不合理的因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GDP和財稅收入的需要，完全不考慮投資的目的，盲目上項目，恣意投資。因為只要有投資進入，在投資建設期內就會有GDP的增長，就會有相應的財稅收入，至于說投資結束后怎么辦，投資是否能產生持續的效益，能否帶來消費，這就不是現任決策者考慮的問題，因為他們會調離、高升或退休。這種行為在導致投資率畸高的同時，也埋下了金融的雷區。這些年來地方隱性債務高筑以及從去年以來地方融資平臺泛濫隱藏的巨大風險，就是這種行為的嚴重后果。

用更寬廣的眼界看待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既要理順經濟領域的關系，又要理順社會領域的諸種關系

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本來就錯綜復雜，現實的經濟運行益發增加了它們之間的復雜性。我們對于什么是合適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不能簡單武斷、一概而論，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比如，目前我國的投資率是比較高，但這高是有講究的。目前我國的高投資率中有相當的比重可以看作是政府消費而不是純粹的投資。去年以來，我國保增長政策中有大量的投資用于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和保障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建設。其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體上是15000億元左右，保障性住房大體是 4000億元左右，教育醫療約有1500億?；A設施建設相當于政府在履行職能提供公共品，保障房建設則更是相當于政府購買一定量的房子用于困難群眾居住。這些賬是不能完全算在投資里面的。

另外，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尤為明顯，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35.3%，跌至歷史最低點。但是，消費之所以低，也不完全是經濟原因，與社會收入分配有深刻的關系。這說明，解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問題，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不能僅僅是用經濟手段，而要綜合多種手段在社會層面上解決之。
首先，解決好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問題，是擴大消費的關鍵舉措。這些年來，社會群體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據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我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 0.457。高收入者是有足夠的購買力去消費，但消費能力有，消費需求沒有。它的基本生活消費已經滿足，不會再有多大空間。而低收入者有很高的消費需要與愿望，卻沒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也就是有“需”無“求”。這一點從2009 年以來“家電下鄉”政策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家電下鄉確實刺激了農村的消費，證明農村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家電下鄉并未完全實現政策預期，表明農村的消費能力實現有限，買得了家電，可能就沒有了電費錢。

其次，解決好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也是當務之急。這些年來，政府“不差錢”，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日常行政支出，都是“大手筆”。但在既定的財力狀況下，政府不差錢，老百姓就該差錢了。據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特別是企業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 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政府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個百分點。這種收入分配態勢是需要質疑的。我們要注意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不僅是有效擴大消費的舉措，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宗旨的體現。

最后，進一步完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也是擴大消費的重要舉措。這些年來，雖然老百姓口袋里似乎有錢了，但還要考慮孩子的上學、生病后的開銷、養老的費用，所有這些都讓老百姓不敢放心花錢，更不用說通過信用透支花錢了。通過建立各種保障體系，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改變老百姓的預期，消費自然就有了可靠的基礎。

此外，進行產業升級，創新投資領域，通過新的消費增長點來吸引那些基本消費已經滿足的高收入群體，提升它們的消費結構，也是擴大消費的當然之舉。否則他們的錢只能繼續進入證券、房地產領域，間接推高投資率，引發資產泡沫。

說到底，投資與消費這對矛盾一定要互動起來。雖然理論上，只有雙強（強投資同時強消費）經濟運行才是健康的、持續的，單強，不管是哪一極強（強投資弱消費或強消費弱投資）都是不健康、不可持續的。但在經濟運行實際過程中，總是一強一弱。經濟衰退時，加大投資；供給過剩時，刺激消費。因此，保持投資與消費的協調并不是一定要這兩者在經濟運行的某一點上總保持平衡，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刻意如此會損害經濟活力。關鍵是把握好一個度，在一定時間段內保持一種動態的大體均衡就可以了。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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