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國真需要兩億大學生嗎？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月28日正式啟動第二輪征求民意工作。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主動咨詢于民，這在中國算是個不小的進步。在一個現代化社會，象教育這種基本的公共政策，確實應該在公共辯論中產生。也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對于這個《規劃綱要》提出若干質疑。

這一《規劃綱要》從學前教育講到大學，好像面面俱到。但是，全面的同時，似乎喪失了針對性。從《規劃綱要》中，我們看不出中國教育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有什么針對性的措施。因而，人們對《規劃綱要》所提出的一些目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免產生懷疑。
就拿大學這一項來說，《規劃綱要》要求在2020年時高等教育的入學率達到40%，人口中的大學生人數要從當今不到一億的水平翻一翻還多，達到兩億。這當然聽起來很令人振奮。但是，面對幾百萬大學畢業生失業的現實，這樣的目標有多少合理性？再看看目前中國大學質量之低劣，追求40%這種數量指標是否理性？

不錯，在當今世界，大學正在迅速普及。但是，大學的普及率，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畢竟，培養大學生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舉例而言，美國每年在一個大學生身上的投入平均兩萬兩千多美元。在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每年在一個大學生身上的平均投入也超過了一萬美元。不到一定的發達程度，比如人均GDP兩萬多美元，就很難指望有較高的大學入學率，除非犧牲質量。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數據。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2002年高等教育普及率（即25-34歲人口中受大學教育的比率）的排名依次為加拿大（51%）、日本（50%）、韓國（41%）、新西蘭（40%）、挪威（40%）、芬蘭（39%）、瑞典（39%）、美國（39%）。這些國家的人均GDP 大多在三、四萬美元以上，只有韓國和新西蘭略低，但也接近三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目前還沒有達到七千美元。要達到三萬美元的發展水平，人均GDP需要增加四倍多。這在十年的時間內是不可能的。立足于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在大學入學率上攀比發達國家的目標，這是否合理呢？

其實，即使看看發達國家，大學普及率也參差不齊。還是看前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世界人均GDP最高的盧森堡（七萬八千多美元），大學普及率才23%。去年被評為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國家瑞士，人均GDP四萬二千多美元，大學普及率才26% 。另外，幾大歐洲強國，大學普及率都不高。其中法國為36%，英國31%，德國22%。中國去年大學入學率已經達到23%?？紤]到人均GDP的水平，這已經很超前了，乃至大學教育偷工減料、粗制濫造，大學生畢業成為“蟻族”，甚至找不到工作。面對這么嚴重的質量問題，為什么還要把大學入學率在十年間再提高十七個百分點？

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迅速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相比之下，教育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后，還是固守計劃經濟的模式。這也是公眾對教育怨聲載道的原因之一。真正的教改，要針對制度機制來作文章。片面追求計劃經濟的數據、指標，比如把教育投入追加到GDP的4%等等，聽起來不錯?？墒?，撥下去的錢，可能被地方學校用于興建豪華辦公樓，甚至吃吃喝喝，未必能使學生受益。大學入學率追求40%，也可能導致高等教育進一步的盲目擴張，造成供需失衡。我多年來則一直主張“以受教育者為中心”的改革。這種“以受教育者為中心”，就是讓受教育者掌握教育資源，把教育經費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發放到他們手中，讓教育機構圍繞著這些手里拿著教育經費的受教育者的需求來競爭。比如，如果每個孩子的義務教育經費是八千元的話，就給每個孩子的家庭八千元面值的“教育券”，讓他們自己選擇到哪里讀書。這樣，那些只蓋大樓、忽視教學的學校，就會被市場淘汰。那些以較低的成本提供優質教育的學校，則會吸引大量的學生就讀，并用從就讀學生手里收來的“教育券”到政府那里兌換成現金、獲得教育經費。這樣優勝劣汰，教育質量會上去，教育成本也會得到控制。

可惜，類似這樣的制度性改革，在《規劃綱要》中幾乎看不到。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系列計劃經濟的指標。到2020年，中國真需要兩億大學生嗎？這不需要政府來定指標，而要讓市場來決定。教育改革如果不能突破計劃經濟的思維框架，不能大膽地進行制度創新，就永遠會是官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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