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充滿信任危機的社會瀕臨解體

　沒有信任的社會，是不能住人的。當我們都承認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信任危機時，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看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也許原因很多，但我個人認為，吏治在這個持續惡化的信任危機中，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段時間以來，姑且從陜西的“周老虎”事件開始，爾后由甕安的“俯臥撐”，到云南晉寧的“躲貓貓”，以至杭州飆車的“七十碼”，再到上海塌樓的“壓力差”，其間又有石首令人懷疑的自殺案、昆明少女撲朔迷離的賣淫案以及山東東明因環境污染的而導致的甲狀腺腫瘤案……，一連串的風波都與地方吏治是否獲得輿論的信任有關。地方政府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發布真相，但輿情好像總是不領情不買賬。問題的可悲在于，即使地方政府說的是真的，所獲致的輿論效果也恰恰相反。那么，這種現象應該責怪誰呢？怪民眾不明真相、一味聽信少數人的別有用心的謠言：幾乎每一次群體事件發生，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陳辭?？尚υ谟?，這幾十年一貫制的塞責之言，恐怕連它自己都不會相信（此話語本身就面臨最難堪的信任危機）。針對如此吏治，筆者不妨現身說法，我是一個教師，職份就是對學生講話。如果我的話在學生那里不獲信任，那么，責任在我，還是去怪學生呢。

　　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個主張來自法家。秦火之后，在法家主導下，秦政權取消春秋以來的諸子教育，強制推行法家政治。不但以法作為全社會的唯一的教育，而且直接把官吏作為民間的效法對象（即“師”）。因此，吏和吏治，本身對民間就有一種師范作用。我固然反對法家學說（不能把它等同于西方法治），更反對法家這八個字的統治方針；但在事實層面上卻不得不承認，“以吏為師”的確是一種現實中積淀已久的古老傳統。根據這個傳統，當吏治惡化時，社會也隨之惡化；當吏治發生信任危機時，民間的信任危機更是大面積潰敗。從吏治信任危機擴展到社會信任危機，用民間的話表述，就是“上行下效”和“上梁不正下梁歪”。

　　這不妨是一個例子。前段時間，福建南平因患者死亡發生一起激烈的醫患沖突。是醫生“治病不治命”，還是不負責任的醫療事故，這只有通過醫療鑒定才能作出判斷?？墒?，患方的態度是：“我們是農民，大道理，聽不懂，鑒定專家都是你們的人，我們不鑒定。死了人，賠錢就是了!”醫方的舉措無可非議，可是患方的說辭也未必沒有它的道理。更糟糕的是，我是一個第三者，看到這里時，連我也不敢輕易相信醫方的鑒定就一定沒問題。此一事例，堪足為憂。在生命交關的問題上，醫患雙方和第三方都缺乏基本信任，它足以折射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水準已降低到何種程度。社會信任不存在，社會就進入暴力狀態。南平沖突以血淋淋的打斗收場，這兩敗俱傷的結局，不啻是給全社會的警示。

　　然而，誠信失范，很容易被視為道德問題；要進一步加強誠信教育，更容易被當作救治之舉。但，這樣的認知和舉措，于問題無補。因為，社會信任問題如果來自吏治信任的惡化，此一問題便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進而言，是需要我們刻不容緩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當年，孔子在子貢問政時說：“民，無信不立”。對民而言，包括吏治在內的整個政治，如果未獲民的信任，就立不起來。因此，與之配套的表述就是取信于民。取信于民，重在吏治，更在體制。如果看起來是吏治的信任出了問題，那么，它所暴露的肯定是體制上的缺陷。這個缺陷說到底就是“法治”缺席。法治目標樹立已久，但在黑幕層張的吏治面前，它始終沒有獲得制度性的進展，而是久久懸于口號與姿態。

　　法治即“法治國”，這一政改目標落實到刻下，不妨就具體化為“法治吏”。治國當從治吏始，以法治全面整肅吏治，面對近期出現的惡劣個案，不惜重典。在我看來，這是國家權力取信于民同時化解自身信任危機的根本之措，更是當務之急。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緊迫感，毫無疑問，我們的社會將進一步遭受重創；而且社會充滿信任危機，則瀕臨解體。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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